1 拉电锯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晴空万里，阳光洒在大地上，为我到木工组上班的第一天增添了几分温暖。
当时木工组连我共有十个人，组长是李继凡，副组长是姚井元，其他木工师傅有赵文德、孙长铃、佟志云、郑增泽、马步稳、李绍义、张明选、而我则是木工学徒。
记得那一天，早饭吃得特别早，父亲说：“你今天到木工组去上班，到那以后听师傅们的话，师傅叫干啥就干啥，别叫师傅生气。”
我疑惑地问：“啥时候给我找好的？我怎么不知道？”
父亲解释道：“前两天说好的，不是冯志忠和谷志明打架吗，冯志忠还被拘留了，正是这时候杨科长一打听说冯志忠回不来了，才把你给顶上的。”
说完父亲就带我去木工组，到了班上以后看到师傅们刚上班，父亲一一给我介绍：“这个是李队长、这个是姚师傅……”
我恭敬地说：“各位师傅，从今以后我到咱们这里学木工，有啥做得不对的事儿，请你们批评和指正。”
李队长和蔼地说：“好，你就拉电锯吧，这个是拉电锯的郑师傅，从今天起你就到郑师傅这拉电锯。”
我爽快地答应：“好的。”说完了李队长就带我去了电锯车间。拉电锯的一共是三个人，拉上锯的师傅是郑增泽，拉下锯的是我和李队长，李队长主要是配料。都说过去都是木工学徒先学拉锯，可不是吗，别的活儿也不会做，拉电锯还顶个人用。今天是拉电锯的头一天，郑增泽师傅说了有关注意的事项。
说完了以后，郑增泽师傅对我说：“你以后别叫我师傅。”
我听到这儿就楞了，赶紧问：“那给您叫啥呀？”
郑增泽师傅说：“我也姓郑，按辈分比你父亲还大一辈呢，我在家里排行是老大，你就叫我大爷吧。”
我哦了一声，然后叫了一声“大爷”。
然后李队长说：“你就叫我大伯吧，我比你父亲年龄大。”
然后我叫了一声：“大伯。”
木工车间共十间房，东头两间是备料间，紧连着是一个过道，备料间没有门窗有屋顶和水泥地面，南北有一米高的墙，以上什么也没有，目的是便于通风，紧接着向西是三间的电锯车间，车间里有一台大电锯。当时是我们这里最大的轮盘锯，锯片直径有一米多，五十五千瓦的电机，再向西是四间木工棚子，往西还有两间油漆房和一间工人宿舍。西边是四米的过道，过道的外边就是围墙，这一排房共有十三间房。
这一天，我们用电锯拉板笆（屋面的面板），由于木料太粗太长，两个人根本拉不了，增泽大爷拉上锯我和李大伯拉下锯，我们爷儿俩一人一个搭钩。（它有两米长的木柄前面装一个铁搭钩）主要是人够不着的时候由它来帮助拉木料。
整个木料四米长，直径四十多厘米的落叶松，刚开始是把木料拉一个平面。这时候增泽大爷已经把木料入锯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咚”的一声，李大伯的搭钩已经钩在木料上了。
我一看也照准了另外一面，把搭钩，钩在另外一面上。然后慢慢地往回拉，拉的稍微一劲大锯的声音就不对，增泽大爷的手就在木料上轻轻一拍，李大伯就知道少用劲拉搭钩。起初我不知道，忽然电锯声音一变，电锯也跟着慢了下来。我着急了，心想准是用的劲小了，结果我突然一使劲就听的嗄的一声，电锯就不动了，就见皮带在电机轮子上打滑，就在这时增泽大爷把电闸拉了下来。
然后他说：“小青，我用手直拍木料，你怎么还使劲拉呢？”
我说：“我哪里懂的你的手语呀。”
李大伯说：“事先也没有和你说，这不赖你。”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就又开始了，我们拉的是二厘米厚的板笆。一会儿电锯就不快了，增泽大爷手里拿着个板锉，坐在电锯案子上，盘着两条腿，用两只手拿着板锉一推一推的发起锯来。
李大伯看我没有事干，就对我说：“小青，门口那个木工案子上没有人，你就在那里吧，你自己弄一套木工家具，闲着的时候学着师傅们做点小活儿。”我听完了就到木工棚子里去了，看到师傅们都在干活，有的用刨子刮料，有的用凿子凿眼儿，有的用锯在倒帽。
师傅们一看我去了，都主动和我打招呼他们说：“小青，到咱们这上班来了？真是的借的媳妇过不了夜呀。”原来我的调令是十月份开的，结果那个时候瓦工组正在八用支修水闸，瓦工组多留了一个多月。
修水闸的时候我在水闸工地住，连当警卫，谷志明也在那里住。工地在八用支离总场还有六里地。我们维修队瓦工组全体出动一个人也没有剩。
刚开始的时候我和郑荣臣一起挖土抬筐，和我们一起挖土抬筐的有好几对儿，都是两个人一副杠，各人挖土装筐，两个人抬。我们俩第一个先开始挖，两个人每人手里一把大挖锹，一人一锹，往抬筐里装土，装满后就抬走。抬土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显累，可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由于我没有用肩膀扛过东西，这时就觉得两个肩膀子火辣，火辣的痛，用手摸一摸肩膀肿出来老高。
郑荣臣说：“小青，你的肩膀都肿了，明天拿个肩垫来吧。”
我说：“我的肩膀也不觉得痛，就是有点麻木。”我们边抬土边说话，一会儿中午到了，我们就吃饭。我每天拿八个馒头一顿就吃了，也没有菜就干着吃。
下午我们还是那么挖土抬土，前三个小时我还挺得住，可是到了后来我就太累了，我咬紧了牙使劲地挺着，双手使劲地往上托，因为我这时实在是挺不了。
荣臣说：“小青，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我说：“休息一会儿也行。”说完了我们就坐在那里休息。我们今天有五付杠（十个人）在挖土，从总的看来我们俩比他们挖的还快，起码多一阵土。他们一看到我们休息了，他们也跟着休息。
今天挖土的这一群人就数我年龄最小，我刚刚十六岁呀，他们大多数人都在三十岁上下，正是挖土抬框的好时候，荣臣也比我大三岁。休息了一会，我们就又干上了一直到把整个槽底都挖完了为止。接下来就是砌毛石墙的基础，我被分配到搬毛石，还是两个人郑荣臣和我，我们一人一个围裙，我俩比着搬，看谁搬得大，搬得快。
我每天早晨起早去拾草，谷志明叔给我做饭，等我回来再吃。一般早晨都是做高粱米的粥，做一斤三两米的，在火炉上用带耳子的小铁锅整整做一大锅。我回来以后就用小铁勺子一口一口地吃了，也没有别的菜就是吃点咸菜。
后来有一个在工地施工的河北农大毕业的女大学生小魏听说了，认为我吃得太多，她有点不信，她还特意起早到工地去看到底是真是假。那一天她去的很早，我拾草还没有回来，谷志明正在给我做高粱米的粥，她一看真的是一锅。过了一会儿我就回来了，草往草堆上一放就赶紧进屋。
我一看她来了就说：“魏技术员，你来这么早干啥？”
她说：“我早上也没有别的事儿，吃完饭就出来了。”我和她打完招呼就赶紧吃饭，找来小勺和一碗咸菜往炉子旁边一坐，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我也是早晨拾草累的，有点饿，不一会就吃了个干干净净。
从那以后她说：“小青吃得真多。”我饭量大就有此出名了。
木工棚里的人问这问那，可我心里想的是赶紧弄一套木工家具呀！我见大伙问得差不多了。
我说：“我想弄一套木工用的家具，怎么弄呀？”
马步稳师傅说：“你先买一寸二和一寸六的铇刃子两块，买大、中、小锯条各一条，买四分和六分凿子各一把，再了就是买一个斧子和一个六分的扁铲，就先买这些吧，别的以后再说。”马师傅刚说完听到电锯声响，我就赶紧去拉电锯。
这回新伐的锯真快，听声音也能听得出来，这会儿显得人也中用了，不大一会儿这根木料就拉完了。
李大伯说：“郑师父板笆不够用，还得再拉一根。”
增泽大爷说：“用哪根拉呀？你说话。”
李大伯说：“当院不是有十多根吗？你看着拉，那根都行。”是的在院中我用眼一扫共有十多根直径都是四十厘米左右，长六米的，四米的，还有个别的是两米。
增泽大爷问：“拉直径四十厘米，两米长的够用吗？”
李大伯说：“还是拉根四米长的吧，剩下的用作箱子底和后身。”于是他们两个人用绳子拴住木头的大头，然后用扁担抬了起来。他们怕我一个人抬不动故意把绳子往当中拴了拴，我抱起了木头的另外一头。
我说：“我这也太轻了，你们还是把绳子往外再栓栓吧。”
李大伯说：“就这么几步，我们抬得动，走吧。”我们三个人把木料抬到电锯房就想往那儿一放。
增泽大爷说：“咱们就把它放在电锯案子上吧。”于是我们把木料放在了电锯案子上，这根木料有点弯。增泽大爷把园木平放下让弯的那面冲着电锯，然后推上电锯的刀闸。此时郑增泽大爷扶着木料就向前推，李大伯赶紧把搭钩，钩在木料上。我也学着李大伯把搭钩，钩在木料上，刚钩好我使劲一拉，就听到电锯的声音不对了，就看见增泽大爷用左手在木料上轻轻一拍。
于是我就少用劲儿慢慢地拉，把弯的锯下来以后，再把新拉的面朝下拉另一面，就是这样我们爷儿仨一会儿就拉完了。我一看表都快十二点该下班了，头下班（下班前）的前几分钟，我又到车间里转了一圈。好羡慕师傅们呀，他们有的做箱子，有的做风箱，有的做大车，他们干啥的都有，我进车间一会儿就下班了。我一到家中就和父亲说买木工工具的事。
父亲说：“等吃完了饭我和你一起去买吧。”那天中午，我匆匆吃完了一碗饭，就和父亲骑自行车到商店把木工工具买回来了。下午还是拉电锯，拉的是桌子腿和别的料，总之师傅们缺啥，我们就拉啥。
从参加工作开始我就住宿舍，我们木工师傅共有三个宿舍，原来他们都是三个人一个宿舍，我住进来以后就挤在增泽大爷屋里。屋子开间是三米二十五厘米，再减去墙占的二十五厘米，正好剩三米。
原来屋里还有李大伯和佟师傅，我把褥子放在增泽大爷和李大伯之间，可是怎么也放不下，他们的褥子挤了挤，还是放不下，后来我只好把褥子对折过来才勉强放下，我占的位置还不到五十厘米。这样一来我睡觉还是真暖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鸡毛褥子厚有十厘米，晚上我往炕上一躺，就像三面是火炉暖和得很。
学徒每月工资是拾捌元，我开的工资都交给我父亲，从来没有自己拿过，用钱花的时候再向他要。
我在木工电锯组呆了有半年多，后来又进来一个学徒工叫陈平安，他来了以后一直想学木工，不想拉电锯。李大伯因为我是先来的，也不好叫他去学木工，只好我们俩都在电锯上。
李大伯专门抽出去配料，也就是在陈平安进来的十来天上，当时我和增泽大爷还有陈平安拉板笆，一不小心陈平安把搭钩，钩在了轮盘电锯上了，只听得“铛”的一声响，紧接着就听的房顶的木板笆“啪”的一声，紧接着搭钩就掉在了地上。这时就见增泽大爷吓得脸色苍白，赶紧把电闸拉掉，电锯停了就见增泽大爷一声不哼地靠在电锯案子上。
我到跟前一看他，只见他浑身出了一身冷汗。李大伯和屋里的师傅们一听声音不对也都跑了出来。
大伙齐声问：“郑师父，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吗”？此时增泽大爷也说不出话来。
我就说：“我和陈平安哥，增泽大爷拉电锯，陈平安哥一不小心把搭钩，钩在正在旋转的电锯上。”师傅们看了看搭钩，只见搭钩上明显的有一道电锯割的痕迹，此时增泽大爷的脸色稍微有点好转。
只听他说：“小陈再上电锯，我就不拉电锯了。”当时也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一上班陈平安又到电锯组上班去了，增泽大爷一看他来了什么也没有说就往回走。
李大伯一看此情景就赶紧说：“增泽你回来。”增泽大爷还是什么也不说往宿舍走去，李大伯看招呼不住增泽大爷，就赶紧找姚井元商量。因为姚井元是木工组的副组长并且是共产党员，李大伯是基建队时的木工队长。随着基建任务的缩小，人员也有所减少，由原来的五十多人减少到现在的十一个人。
现在叫木工组了，人们还是叫他李队长，木工组还是由他负责。两个人一商量，电锯还是由郑增泽拉（因为别的师傅收拾不了电锯），叫陈平安进木工房学徒。
当时李队长他们和我一说，我就说：“我怎么办，还叫我拉电锯吗？我可比陈平安早来半年呀？”
我接着又说：“我拿着搭钩往电锯上也一勾一个准呀。”本来李大伯和姚敬元都很喜欢我，听我这么一说，两个人一商量干脆叫我也进木工组学习木工。
2 学木工
我到木工组真正学习木工了，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心里特别感谢陈平安哥，要不是他把搭钩，钩到电锯上，我还真的不知道在电锯上待几年呢。
我刚一到木工组里，师傅们就问：“小青，到底也叫你进屋里学木工了？”
我说：“是呀，这不是来了吗。”
师傅们都说：“那好呀，你先把工具做好。”
马步稳师傅说：“小青，我这有做刨床的木料，都好几年了也舍不得用，这回送给你吧。”
赵文德师傅说：“我有两副锯拐子你先用上。”大伙有给我凿子把的和斧子把的.......不一会就什么都配齐了。
我先作了两个刨床子，两把锯和几把凿子，还有扁铲，不几天木工工具就做得差不多少了。姚师傅就叫我和赵文德师傅用刨子刮料，今天刨的是窗户边子红松木料的。我就先学赵师傅用刨子刮料的姿势，看人家怎么刮。
我就怎么刮，刮料前先用眼看一看弯朝那面，先把弯找平，但是注意千万不要刨干净两头的锯毛儿，以防把料刨小了，紧接着用方尺方一方木料再刨，这样以防止把木料刨斜了。两面刨直，刨方了，用铅笔在这俩面上打个对钩就是基准面，然后就用划线器勒上线，最后按线把料刨好。我刨完一根料，就拿到赵师傅的跟前。
我说：“大伯你看看我刨的行不行？”赵师傅从我手中接过窗户边子，迷起一只眼来看了看，然后拿起了方尺方了方。
赵师傅说：“你刨的真还挺好，就照这样刨吧。”我第一次用刨子刨料，就听到这样的夸奖心里特别的高兴。我就照着这个样子刮了起来，一直刨，弯着腰向前推，只到我累得满头大汗，一直到晚上下班累得腰酸背痛，这也许是不习惯的原因，心想时间一长也许会好了。
第二天还是刨料，今天刨的是窗户冒头，它和我以前刨的都一样，都是小面三十八毫米，大面是五十五毫米，长是五十厘米，刨法和前面的一样。今天我觉得精神很好所以使足了劲刨料，不一会汗就出来了。
我就模仿着佟志云师傅在眼的上方用刨花扎了一圈，在眼的正前方打了一个结，这样就让汗顺着刨花流下来，这样一来就省去了用毛巾擦汗这个麻烦。刨完了窗户冒头，就刨窗户柃子，窗户柃子的尺寸更小，长是五十厘米，截面是三十毫米乘三十八毫米，干到晚上就全部刨完了。
赵师傅就在我还刨料的时候，把线就给画好了。早上一上班就叫我学着用凿子凿眼儿。我看到师傅们都是在案子上斜着身坐，身底下一般都是坐着四根窗户边子，用右手拿着斧子把，甩打着凿子顶，用左手拿着凿子，在画好的窗户边子上一边打，一边向前移动。我学了半天也学不会，急得我满头大汗。
赵师傅说：“小青，你慢慢来吧，你着急不行。”我继续凿眼儿，不一会两只手没有配和好，用斧子把左手打的直出血。我也不好意思说，就自己跑到厕所偷着看，原来是在原有的血泡上又打了一斧子，两下合一所以这回鲜血直流。我也顾不得多看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急忙往伤口上一按，一会儿血就止住了。我一看血止住了，马上回车间凿眼儿，一直把眼儿凿完。
这时就听赵师傅说：“小青，眼儿凿完了吧。”
我说：“凿完了，这回干啥伙计呀？”
赵师傅说：“这会儿咱们爷俩倒帽。”我答应了一声就赶紧过去和赵师傅拉锯，赵师傅早就找来一个解床子，把帽头往解床子里一夹（解床子一回能加二十根帽头），然后坐在一把凳子上，两条腿往解床子上一蹬，拿起锯来就准备好了。我一看就赶紧走过去，往地下一座伸手握住早已准备好了的锯，就使劲往下拉。
赵师傅说：“小青，你拉的不对，别光往下拉呀，可也得往上送锯呀，什么叫往上送锯呢？就是拉到底的时候，把手轻轻地往上一抬，紧接着往上一送锯。”
我说：“大伯，我知道了，来我再试试。”赵师傅又和我拉了起来。我按着大伯说的那样拉锯，这回觉得轻多了，还不别扭了。接下来是柃子倒帽，也是和帽头一样往解床子上一夹，两个人开始拉上了，我还记得赵师傅说的那样使劲（当锯拉到底下时候，把手轻轻地往上一抬，紧接着往上一送锯），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拉完了。
剩下的工序就是裁口和倒柃子，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裁口刨子不好使，推几下就躲茬，不论我怎么修也不行，我就去请教赵师傅。
我说：“大伯，你看我的裁口刨子怎么老躲茬呢？”
赵师傅拿起我的裁口刨子看了看说：“你的裁口刨子磨的不对，必须在刨子的后面磨出个坡角来，不然的话就不好使。”我想了半天，还是想不明白。
我说：“大伯，我看看你的裁口刨子，我想了半天也想不明白。”赵师傅于是就拿出了他的裁口刨子递给了我。我一看就恍然大悟了，原来是这样。
我赶紧把裁口刨子的刃子拆下来，用磨石，磨一磨，再上在裁口刨子上试一试，这一回裁的口干干净净，本来有找不干净的地方再用单线刨子一找一下就好了，这回可好使了根本不用单线刨子了。
剩下的倒棱就是把窗户边子往夹子（窗户边子倒棱专用工具——木料做的）上一夹，用通常的刨子，在上面刨就可以了。我起初想，这还不好刨？实际一做，就是刨不准，不是留线太多，就是把线都整个刮去，一个也没有达到刮半线留半线的要求。我就采用，先用二刨子，刨到快到线的时候，再用镜面刨子找平，这样一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组装的时候，边安装，边看着在不在一个平面上，要求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就可以，如果不在一个平面的时候，在加斜儿时用一只脚蹬着，一只手扳着把它找在一个平面上即可。剩下来的就是整个窗户扇镜面了，不一会就净完了。
赵师傅说：“咱们爷儿两把窗户扇剪出口来，等明天咱们去安窗户。”不一会就剪完了。
第二天一上班，我们就到七十间安窗户。我到仓库保管那里领出合页、插销、拉手、螺丝钉等需要用的小五金。我们带好个人用的工具，把窗户扇装在小推车里。我推着车就出发了，到那以后一个人拿着两扇窗户就开始安装了。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个程序，只能在赵师傅的后面一点一点地学。
等我安装完了两个口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就开始加劲了。我先把两扇窗户扇拿起来在窗口上一比，用铅笔在窗框的四周一勾，在窗户上留下一条线，完了照着线一刨，刨完了再往窗口上试一试，要是紧了再刨一刨，一会儿就试好了，比起赵师傅一扇一扇的样快多了。
合页的安装也和他们不一样，合页的安装是把整个合页的槽提出来，安上去就可以了，关键是用扁铲提合页槽，原来师傅们用扁铲提一个和页槽，用十来下才能提出来。我用扁铲五下准能提出来，所以速度快多了，到中午我一数，赵师傅按了五个口（两大扇开窗，一个死扇），我安了六个口。
我干起活来总是大汗直冒，在刚开始学徒的时候三天两头带伤口。经过一年多的磨炼才不那么受伤了，但也磨出了一把好手艺。
我进木工组已经有一年半多了，师傅们对我的印象很好。在生活上，晚上把师傅们的尿盆拿进屋，早上把尿盆再倒出去。在工作上都是抢重活累活干，不管是多么累从不抱怨，所以在木工班组会议上总是受到表扬，在年终都是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有一天下午，姚井元师傅找我说：“你下班了到我家去一下，我有事儿找你”。下班后我吃了点饭，就到姚井元师傅家去了。他家离我家很近，就离三排房，直线距离还没有二百米。他家孩子多四个子女连姚井元夫妇俩共六口人，所以盖的房子也多，共是五间房。
老两口和三个闺女住三间，老两口住东屋，三个闺女住西屋。还有一个儿子，住在东边那两间房里。我走进屋里一看，就看见姚师傅和夫人坐在炕上，几个子女都在，有的在炕上坐着，有的在地下站着。
有一个在地下站着的我不认识的姑娘，个头有一米六七左右，二十来岁，长得不胖也不瘦，长方脸，大眼睛头发挺黑梳两条大辫子，都有一米多长，脸色太阳晒得有点发黑，一看就知道是由农村来的。
我一进屋姚师傅说：“小青你来啦，坐下。”我答应一声就坐在炕沿上。
他又说：“也没有给你买别的，家里种的向日葵你婶子给你炒了点，吃吧。”我“嗯”了一声就抓起一把瓜子吃了起来。
接着他又问：“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虚岁十八了。”
他又问我：“有人给你介绍对象吗？”
我说：“没有哇。”
他听我说没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后接着又说：“小青，我有一个侄女今年二十了，给你说说怎么样。”他说着用手一指那位姑娘。
他接着又说：“就是成天的在庄稼地里干活，晒得有点黑，在家里还是妇女大队长兼民兵连长呢。”我听到这话心里一动，心想还是个女中豪杰呢。
姚师傅接着说：“要不了你俩单独谈谈？”
他说到这就见这位姑娘站起身来说：“走吧，咱们俩到东屋待会儿吧。”听她这么一说，我身不由己地站立起来，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就随从她到了东屋。
东屋是男孩住的，连被都没有叠，刚一进屋就见她把鞋一脱，一个箭步就到在炕上，几下就把被叠好了。
只听她边叠被边说：“你看这小子懒得连被都不叠。”我也没有说什么。
只见她从炕上下来把鞋穿上以后望着我说：“你看我光顾的叠被还没叫你做下，来坐下。”她说着一指炕沿，我们就做下了，可是半天没有话说，静的，连人呼吸的声音都听得出来，后来还是她先说话了。
她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说：“我的大名叫郑启文，小名叫小青。”就见她抿嘴一笑。
然后接着问我：“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今年十八了。”
她又问：“你学木工几年了？”
我回答说：“第二年了。”就这么一问一答地说了老半天。
后来她又说：“你的家庭成分是啥？家庭成员都是有谁？老家是什么地方的？”总之该问的地方都问了。
我说：“我老家是丰南县双坨公社双港村的，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家里有爷爷奶奶，有两个叔叔，二叔在老家行医，二婶务农，老叔和我一般大还没有结婚。我父亲是老大叫郑立业，我母亲六二年得肺结核有病死了，我们哥儿仨，我是老大，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妹妹比我小两岁，弟弟比我小五岁。”我把家里的实际情况说了一遍，只听她“嗯”了一声就不再说什么。
又待了一会儿，她说：“咱们俩的事儿你怎么看？”
我说：“我还得和父亲说说，征求他的意见，你呢，有啥意见？”
她说：“我明天就回家，回家后和父母商量商量看他们有什么意见。”
我说：“好的。”
我又说：“你叫什么名字？家里有哪些人？。”
她说：“我叫姚启荣，家里有父母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老大。”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说什么，就从屋里出来了。老姚叔一看我们从屋里出来了。
老姚叔就问：“你们说的怎么样？同意吗？”
我说：“我是没有意见，还得和我爸爸说了才能定下来。”“你呢”老姚叔用手一指他侄女。
姚启荣说：“我也是。”
又待了一会儿，我说：“叔，没有别的事我就回家了。”
老姚叔说：“叫启荣送送你。”
我说：“不用了。”我说着就走出了门口，就见启荣也跟着送了出来。
走了很远，我就说：“你回去吧，别送了。”她还依依不舍地站在那里，一直到拐弯看不见了为止。
我回到家中把事情的经过和父亲一说，父亲说：“你看中就行，我不管，将来是和你过日子。”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她根红苗壮，还是个民兵连长，妇女主任，比我大两岁正好，我母亲死得早家里没人做针线活，这不是正好吗，我非常愿意，就等她那边的信了。
第二天启荣就回家了，回家了两天就又回来了。老姚叔又给我信儿，叫我到他家里去一回。
晚上下班后我就到姚师傅家里去了，到那儿以后我看到启荣回来了。
看到我刚一进屋，她站起来说：“下班了，快来，坐下吧”。说完了用手一指炕沿，叫我坐在炕沿上。
我坐下后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说：“今天上午回来的，也不会骑自行车，整整走了半天，大约走了有五个小时。”
我说：“累不累？”
她说：“不累。”
一会儿，就听到老姚叔说：“你们还是到东屋交换意见吧。”听他这么一说，我们两个人站起来就想走。
只听老姚叔又说：“启荣把你婶给你们炒的瓜子拿着。”启荣转回屋里去拿了一小袋瓜子出来了，到在东屋里我们俩就坐下，一个坐在炕东头，一个坐在炕西头。
还是她先问：“你家里是怎么说的？”
我说：“我爸不管只要我看上就行，你家里是怎么说的？”
启荣说：“只要是咱们俩好就行，父母没有意见。”两边的年纪人都没有意见，我们本人也没有意见，就等着到两边家里看看就行了。
我说：“先到我家里去吧。”
启荣说：“我啥也没有准备，还是先到我家里去吧”。
我说：“行，等和我父亲说说。”我们两在东屋里呆了一会，也再没有什么话说就出来了。
到在西屋里老姚叔问：“你们是怎么说的？你们本人和家里年纪人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说：“都没有意见，我们商量好了，先到启荣家里看看。”
听到这老姚叔说：“启荣要不了你先回去先和家里说一声，叫家里好有个准备，启文我们爷儿俩等星期天再去。”
启荣说：“好吧，那我明天就回去先和家里说一声。”
老姚叔问：“今天星期几了？”
我说：“星期四。”
老姚叔说：“那好吧大后天是星期天，咱们到司各庄启荣家里去。”一边吃瓜子一边又说了一会儿话。
又待了一会儿，我跟老姚叔说：“叔，我回去了。”老姚叔又让启荣送我，又送到一拐弯的哪儿。
我说：“别送了吧。”她也没有说啥，就是站在那里久久不转身，目不转睛的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看得我还挺不好意思。
我一看是这种情况就说：“我回家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我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一上班李队长叫我和马步稳师傅做大柜，大柜市尺九尺长。我们先对缝沾板，我原来没有对过这么长的板缝，也就是箱子板缝，一米长（三尺）。这回这个九尺长的我真的没有做过。
马师傅一看我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知道我没有做过。
就对我说:“小青，先别发愁对长缝，对长缝有两个要点一定要记住，只要你做好就能对好缝。1、刨子本身要平直，拿的要平稳；2、对缝时脚步要稳，在对缝的过程当中，不要因为脚步而影响缝的平直。就这么两点，要记住并且做到，缝就对好了。”两点好记，可是不好做到。
我按照马师傅的要求，把刨子重新平底，平完后先对一米长的板子，试试刨地直不直，试好了以后我就开始对柜板子。我怕对不好，就先拿后身做实验。我先用二刨子（比大刨子短点大约三十厘米长，对缝的大刨子有七十厘米长）刮头一遍，把板子一头拿起来用眼一看，然后再用大刨子刮，用大刨子刮的时候，关键是把两只手端平。
我对完了一道缝叫马师傅一看说：“你对缝对得很好，就照这样对”。我想不到对第一道长缝对得就这么好。
马师傅说：“小青，你对吧，都交给你了，不要求快，只要求好，对熟了自然就快了。”我从心里感谢马师傅这么信任我，因为马师傅是我们木工组里的数一数二的高手，是出了名的做家具好手。我就开始了对柜面和柜盖，然后对柜底，这个柜的板子，我对了整整一天的缝，赶到天黑时马师傅我们爷儿俩个把板都粘好了。
第二天就用刨子刮板，先刮柜堵头，由于板不平，先用二刨子横着刮，刮完了以后再用二刨子顺着刮，都刮完了以后，再用镜面刨子一刮就好了。我干活儿始终是使劲干，只要是一干上准是累得满头大汗，堵头刮完了马师傅就可以画线了。
堵头刮完了就刮后身，等把整个柜板子都刮完了，又是整整一天过去了。我一想今天是星期六，明天就是星期天了，我和启荣约定的是星期天到她家里去，想到这我既高兴又不知所措。
星期天，我拿着点心酒和老姚叔一起到司各庄启荣家里，我们是骑着自行车去的，由于全是土路再加上司各庄，庄西里有十几里地的沙土路。有的地方根本骑不了自行车，只能推着自行车走，到司各庄才四十华里就走了三个多小时，赶头吃中午饭才到家。
她家也没有别人，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子。全家人一看我去了都非常高兴。中午是按农村传统的八碟四海碗做得非常好吃，吃完饭又给烧的茶水，边喝水边聊天。
她父亲问：“你今年多大了？”
我回答说：“今年十八岁了。”
他又问：“你在哪里做过什么活儿？”
我说：“我学徒都两年了，一般的什么活儿都干过，但都是跟着干，自己还没有独立完成过。”
他又问：“你父亲多大岁数了？是干啥工作的？”
我说：“我父亲三十八岁了，也在维修队工作，是个瓦工。”
他又问：“你家里都是有啥人？”
我说：“一个妹妹比我小两岁，一个弟弟比我小五岁。”
又待了一会儿，老姚叔说：“咱们该回家了。”
我说：“中。”
启荣父亲说：“要不了你们爷儿俩明天再走吧，住一宿。”
老姚叔说：“不行，我们明天还上班呢。”边说着话一边往外走，一会儿我们爷儿俩个人就骑着自行车回总场了。
从去司各庄的第二天，我就又和马师傅做大柜。他在我刮板的时候，就已经把柜堵头的线画好，并且用锯把立缝都拉了出来。就等我用线锯（也叫锼弓子）把两个榫之间的多余部分拉掉，一会儿就干完了，等把所有的工序都干完了。我们就把大柜组装在一起，刮光净面后就算是交工了。
3 支援 插秧大会战
五月的天气如同青春的少女，既带着春的温柔，又藏着夏的活泼。清晨的微风仍携一丝凉意，薄雾在田间缭绕，草叶上缀满晶莹露珠，仿佛昨夜星辰的泪滴。午后的阳光却已柔和而温暖，像母亲的手轻抚大地，将嫩绿的树叶染成深翠，石榴花与蔷薇在篱笆旁肆意绽放，蜜蜂穿梭于花丛，蝴蝶停在孩童的指尖。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响应总场党委“各行各业都要支援插秧大会战”的号召，维修队派出了王世永、郑东元和我三人，一同前往五场四队支援插秧大会战。那天，队里和我们一说，我们就回家打起背包出发了。
五场四队离总场有四十多华里路程，我们走着上路，走的是近路，从四农场六队东边的农渠上一直向南走。阴历四月的天气，空气还有点凉，我上身穿着球衣，外面套着劳动布的外套，父亲怕变天，让我穿个小薄棉袄，下身穿个秋裤，外面再套个劳动布的裤，头戴一顶绿色军帽。这身劳动布的制服，还是郑淑芝大姑给做的呢。
一九六四年的春天，我做小工时，郑淑芝大姑看到我穿的是一身破粗布衣服，浑身破的都是洞，也没人给补也不洗。她跟我父亲说：“立业哥，你给小青买几尺布吧，我给他做身衣服”。父亲就给我扯了一身布料，让郑淑芝大姑给做了一身衣服。这身衣服做得太好了，上身可以里外穿，下身可以里外前后都能穿，常年不用洗衣服，外面穿脏了，再换过来穿里面。
为什么可以里外穿呢？关键是她给我做得都是明线缝儿，反过来也能穿，当然了裤子没有前开口，做的袄里外都是兜。
一路走来，看到秧田里放满了水，农工们有的在水田里用马耕地，有的用拖拉机耕地，有的向秧田里抛稻芽子，有的在插秧，农渠里的芦苇在风中轻轻摇摆，一片繁忙的景象。
走了四十多里地，中午才到五场四队，一个队长接待了我们。我们拿出维修队开的介绍信，和我们同时报到的还有汽车队的三个人。我们六个人被分配到一个宿舍，宿舍里没有床铺，地面上铺的全是稻草。我们把行李铺好后就去吃饭，吃饭是由管理员给我们发的餐证。吃完饭都下午一点多了，待了一会上班铃声就响起来了。
我们就找队长说：“队长，我们下午干什么活计呀。”
队长说：“你们明天再开始耙地吧，下午你们找张组长去学习吧。”
于是我们六个人就去找张组长，一会我们就找到他了。只见他个子不高，有一米六上下，长得还很瘦，看上去有一百多斤的体重，长的黑黑的长方脸，大约有三十二、三岁的年龄。穿一身草绿色的旧军装，戴顶军帽，穿着一双军禄色的军鞋，活像个退伍军人，看上去还挺精神。
我们一见到他，他就说：“你们是总场来的支援插秧大会战的吧。”
我说：“是呀，队长叫我们来找张组长，叫我们下午不上班，和他一起学习。”
他说：“我就是，咱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中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吧。”说着他就拿起了早已经准备好了的毛主席著作，就开始念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把毛主席著作原文念了一遍，主要讲解如何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后来他又重复的讲解，一共讲解了三遍。起初我还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后来他叫我们说说心得和体会。
他说：“看看你们谁先说？”就见汽车队的那三个人争先恐后地说了起来，听他们发言，他们原来都是开车的司机。他们有的肇事，有的开车翻车压死过人，个人都结合个人的经历，表态都不背包袱开动机器。轮到我们爷儿仨发言了，你看看我、我又看看你的半天，结果还是我先说的。
我说：“我没有什么包袱，生长在红旗下，一定要跟党走，当前一定要完成好插秧大会战，把劲儿都使出来。”我说完了以后，王世勇，郑东元也都表了态，整个下午就这样结束了。
晚饭后汽车队那三位师傅出去玩，屋里就剩下了我和王世勇、郑东元二位师傅。
我说：“原来汽车队来的人都是犯了错误的人，五场四队的领导，也误认为咱们也是犯了错误的人吧。”
郑东元说：“我看也是，要不好好的支援什么插秧大会战呀？”
最后我说：“既来之则安之，共计插秧一个月好过。”不一会儿，他们三个人就回来了，一晚上没有事就早早睡觉了。
我睡得正香就被起床号吹醒了，赶紧拉开灯坐了起来，就见外面天还没有亮。我赶紧穿好衣服，到水井处打来凉水洗脸，洗完了脸，就摸黑去吃饭了，等把饭吃完了天还没有亮。不一会儿上工的号子吹响了，我们到在队上，叫我们去耙地，队长说不用带工具，那里有昨天他们用的，这时天才刚蒙蒙亮。
我们住的在六农，作业的地方在一农，所以得走三四里路才能到在一农。到在哪儿后我们三个人一组，我和郑东元拉爬犁，王世勇扶爬犁。我们仨下秧田了也没有雨鞋，阳历四月的天气还很冷，我就觉得很冻脚。
我们仨就往里走，走到那里一看原来是两根长绳，长绳的一头拴着两个活套，一个人一个套，人向里一套，两个人都被套子套上，但是两个人必须互相的伸过一只手来，搭在对方的肩膀上，不然的话劲使不到一起去。前面两个人拉着，后面还得有王世勇扶着爬犁。
我们都套好以后，耙地就开始了，不一会我累的大汗直冒，小棉袄也湿透了，就剩下一件破球衣，关键还是不得不走有小腿肚子深，有水的地方，到九点半了只听的一声哨子响。
组长说：“休息了。”
坐下后我跟郑东元说：“咱们这不是当驴来了？”
郑东元说：“可不是吗？”说完后我们两个人就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我们刚坐下来就听的张组长招呼我们：“喂，你们往这边坐坐，咱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听到叫声就往他那边坐了坐，他又开始了念毛主席写的文章“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他念完了也没有叫我们谈感想，复工的哨子又吹响了。我们又开始了耙地，整个上午累得我腰酸腿疼，好不容易熬到中午下班了。我们往队部里走，边走边说笑话，忽然听到后面一个小伙子招呼。
小伙子说：“大爷现在几点了？”我没有搭理他，我又不知道他在叫谁。
他又大声地说：“就叫你呢，怎么不说话？”我还是没有搭腔，后来听出来真是在招呼我。我真的有那么老吗？我才虚岁十九岁呀，我又上上下下地好好打量了一下自己。头带一个破蓝色帽子，帽遮向下耷拉着，年轻时的少白头用帽子也掩盖不住，上身穿黑色破棉袄，下身穿的是可以四面穿的蓝色劳动布的裤，脚上穿的是一双破球鞋。我打量完自己心里笑了，好一个年轻的老大爷，这回我答应了。
我故意地瓮声瓮气地回答：“小伙子，我没有表，大概已经快到了中午十二点了。”
他说：“我叫了好几声，你怎么不回答我呢？”我还是没有回答，只是回头看了看他。
他看到我回头了很诧异地说：“搞错了，我还叫你大爷呢，你可能比我还小？”
他又说：“你到底多大了？”我看到他很认真的样子。
我说：“虚岁十九岁。”
他说：“咱们两个同岁，我也是虚岁十九岁，我是阴历五月初十的生日，你的生日比我的大吗？”
我说：“你就叫我大哥吧，我是阴历二月二十三的生日。”
他说：“我真的叫你一声大哥。”
他说：“大哥，你也不是五场四队的职工呀，你是新来的临时工吧。”
我说：“不是临时工，是总场维修对的木工，到咱们队上支援插秧大会战来了。”
他说：“大哥，你叫啥名字？我叫张天宇。”
我说：“我叫郑启文。”我们边走边说，一会儿就到队部了。
中午，刚吃完饭就听到了上工哨子声，我赶紧走出了宿舍，一看就是大队人马出发了，我喊了他们一声就都出来了。我们直接朝着一农走去，不一会儿就到了，还是郑东元我们两个人一对，我们把绳子拴好就拉上了，刚开始还行，不一会就觉得肩膀上的绳子就像刀子割的那样疼痛，我的一只手搂着郑东元的肩膀，而另一只手不得不抓住套在肩膀上的绳子。
这样疼痛就好一点儿，可是时间一长还是很痛，郑东元和我一样痛得直喊。
他跟我悄悄地说：“启文这哪是人干的伙计呀？真是给他们当牛作马来了。”
我苦笑着小声说：“后面的那个人就是拿鞭子的了。”说完了我们两个人相对一笑。不一会又休息了，张组长还是叫我们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叫我们六个人都说说个人体会和感想。先是汽车队的那三个师傅先说，无非是说说他们开车时不注意，没有加小心开的车翻车，今后工作中要多加小心等一些套路话，不一会就轮到我发言了。
我说：“我没有什么包袱，也不用开动什么机器。”我说着就感到心里很反感，我心里想不会学习学习别的文章？像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不有的是好文章吗？怎么老是学习这一篇文章呢？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可是不敢明着说出来。 还没有等人们都说完，复工的哨子又吹响了。我们就又开始了耙地的工作，由于心里不痛快，就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到晚上我累的腰酸腿痛。等到下班以后，往家里走得时候，就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觉得两条腿太重，勉强走到队部里。
到在队部上刚要吃饭，就看到维修队的马车在等着我们，赶马车的是杨瑞先师傅。
他看到我们回来了就冲着我们说：“队上叫你们回去”。我一听这话可乐坏了。
我说：“你和四队的领导说了吗？”
杨师傅说：“说好了。”
他又说：“你们吃完饭再走？还是现在走？”
我赶紧说：“不在这吃饭了，咱们回家去吃吧。”大伙都同意我的意见，我们进屋把行李捆上，往马车上一放，坐着马车就回家了。
晚上老姚叔把我叫到他家里去了一趟，告诉我启荣同意了我们的亲事，问我怎么样。
我说：“我也同意。”这门亲事到现在就算是定下来了。
4 在农垦大学做窗户扇
在农垦大学制作窗户扇的那段日子，天气格外寒冷，北风呼啸着，仿佛要穿透人的肌骨。我们四个人——我、李绍义、孙长铃和郑守怀，与来自八农场的四位师傅李瑞芳、王树芳、王增生和张铁成一起干活。凛冽的寒风中，大家的脸上都挂着一层薄薄的霜花，呵出的气瞬间凝结成白雾，在空中飘散。
一开始，我们都在刮窗户扇料，由李瑞芳负责画线。他把窗户扇料往线架子上放的时候，发现从李绍义那里拿来的两根料不直。
就对李绍义说：“你看看，这料刮得也太弯了吧？”李绍义看了看，没说什么。之后，李绍义师傅对我使了个眼色，让我以后刮料的时候打上自己的机米号，这样就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了。从那以后，我的机米号就定为“A”字。
我们八个人里，就我是学徒工，其他人都比我年长，李绍义是我的师傅，我们关系很好。八场的李瑞芳师傅那番话，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从那以后，我干活更加小心，力求比他们干得又快又好。
刮完窗户边子后，我和郑守怀、王增生三个人负责用凿子凿窗户边子的眼。李绍义师傅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便向他借了顶凿。
我们三个人开始凿眼，我一口气凿了四根窗户边子，把它们放在腿下，用右手的斧子敲打凿子顶，边打边晃动凿子，一个眼凿三下就翻个面，再凿三下又翻面，最后用顶凿把木屑顶出来，一个眼就凿好了。
整个上午，我凿的窗户边子明显比王增生和郑守怀多很多，但还没凿完就到中午吃饭时间了。吃完午饭继续凿，下午凿了两个小时，终于把这批窗户边子凿完了。
李绍义师傅说要给我们数数谁凿得快。他先数了王增生的，共九十根；郑守怀是一百零八根，两人合计一百九十八根。轮到数我的时候，他发现数量不对，就问我把凿的窗户边子放哪儿了。我说放在大粪箱里了，因为不想让他们看出我凿得比他们多很多。李绍义师傅赶紧去大粪箱里找，一数共一百九十六根。
他惊讶地说：“这可不行，师傅还干不过学徒工？”王增生听了脸红得像红纸一样，我也有点不好意思。
从那以后，我们干活都特别卖力，无论是刮料还是凿眼都拼尽全力。窗户扇做完后，我们八个人一起去现场安装窗户，头一天每人分到了十个窗户口的小五金。
一开始，李绍义师傅就小声跟我说：“启文，快干，看看他们怎么说。”
我答应着：“好的，听你的。”因为后面的窗户口高，还得拿个小凳子。李绍义师傅在第一个窗户口，我在第二个，郑守怀在第三个，孙长铃在第四个，剩下的四个窗户口由八场的四位师傅负责。
样扇的时候，我把两个窗户扇对好，拿到窗户框上用铅笔勾线，再用刨子刮，刮掉线后再比对，如果大了就再刮一点。等我安装合页时，李绍义师傅早就装好了，其他人还在样扇。等我把小五金都安装完，李绍义师傅也装完了，我们两人下收拾工具到第二个窗户口继续装。就这样，我们爷儿俩每人安装了七个窗户口，其他人都安装了五个。
午继续安装窗户口，装完后，李绍义师傅和我用火点着刨花和下脚料烤火。 李绍义师傅大声说：“启文，真冷呀，还是烤火暖和。”很明显是说给八场的师傅们听的。
八场的李瑞芳师傅说：“我们这个口上有四个木节子。”
李绍义师傅听后说：“怎么节子都叫你给赶上了？我们也分一个试试？”其实，李瑞芳和李绍义两位师傅因为上次刮料的事儿心里早有疙瘩。
窗户扇做完后，接下来做封檐板。我们建的是农垦大学的教室，结构全是木头的，前面的都做完了，就剩下封檐板了。大山及前后檐都出封檐板，我们八个人分成两组，四人一组，维修队一组，八场一组。我们组做西房山和前沿的封檐板，八场做东山和后檐的。
封檐板的木料是红松的，厚三厘米，宽度有三十厘米、二十六厘米和二十厘米的，所以还得对缝和粘板，板长四米。共十间房屋，开间三米三十厘米，进深十米，每个小组估计得有四十七米的长板。
我们有孙长铃配料，李绍义、郑守怀和我三人对缝和用水胶粘板，粘板时要用铁钉把两块木板扎在一起。两个小组都像着急了似的，怕落后，整个下午就把板全粘好了，我瞄了一眼，八场那边还没做完。
第二天上班，我们四个人都用刨子刮封檐板，刮完一个大面和两个小面，宽度刮成三十厘米，大面用镜面刨子刨光，都快刮完了。
李绍义师傅说：“启文，咱们去安装吧，叫他们两人先刮着。”
我说：“好呀，走吧。”于是我们两人先到现场查看，脚手架搭得挺好，就是脚手板得串着用。我们先从前檐上串了八块四米长的脚手板，把脚手架搭好。然后从临时木工棚把封檐板抬到现场，棚离现场只有五十米，不一会儿就抬到了。
到现场后，我先上脚手架，让李绍义师傅把封檐板递给我。接完板后，李绍义师傅也拿着工具上来了。我们两人连制作带安装，不到两个小时就装好了。快下班吃午饭了，我们拿着工具找郑守怀和孙长铃吃饭，顺便看看他们是否刮完。到棚里一看，他们刚刮完。八场那边四人还没刮完，估计还得一个小时。
下午上班，四人分成两组，从两头向中间安装。我和李绍义师傅把脚手板从西山墙串到前檐西头，孙长铃和郑守怀从前檐东头装，他们利用原来砌墙的脚手板，不用串板。我还是先上脚手架，让李绍义师傅也上到西山墙的脚手架上，从西山墙向前沿串脚手板。
串完后开始安装，因板厚不一，有的在向外伸的挑梁处得用锯拉个小口，再用扁铲剔掉，这样才能把封檐板装直。装到第四块板时，孙长铃和郑守怀也刚装第四块，剩下的不到一块板，没法继续，我和李绍义师傅只好休息。
下了脚手架，天太冷，我找来不少下脚料和刨花生火。我们爷儿俩刚烤上火，看到孙长铃和郑守怀还在装最后一块板。
我大声喊：“孙师傅，下来烤烤火，我们上去装。”
孙师傅说：“不用了，装完再说。”
我一听，赶紧跑过去，在脚手架下喊：“孙师傅，我们来了，快下来吧。”边喊边往上爬，等我们爬上脚手架，他们还是不肯下来，只好四人一起装。我画线，李绍义师傅锯板，锯完后大伙一起把封檐板钉在挑梁上，终于装完了。等下来后，到后檐一看，八场的四位师傅只装完了一半。
李绍义师傅冲着李瑞芳喊：“喂，李师傅，下来烤烤火，火都给你生好了。” 李瑞芳说：“还没装完呢，你们先烤吧。”
李师傅又说：“怎么了，又碰到节子了？”李瑞芳脸一红，没再说话。
5 紧跟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当时正值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参与了由汽车队、草绳厂和维修队组成的联合文艺宣传队。白天上班，晚上就去分场演节目。当时“66年那场伟大的运动”正如熊熊烈火般燃烧。维修队的冯志立因是地主分子，又涉嫌参加新线国民党问题被隔离审查，新调来的部队转业连指导员王正洪担任维修队的革委会主任。
有一天上午，王指导员找我说：“冯志立是新线国民党员已被隔离审查，他原来在沙家浜中扮演的角色不能叫他再演了，我看你年轻记性好就由你来演吧。”我一听心里一愣，他演的是沙家浜里的刘副官，在戏里连一句唱腔都没有，只有几句台词，可我连啥时间上场、啥时间退场都不知道呀？
我想到这儿就说：“王指导员，我演刘副官是可以，可也得参加排练呀，不然的话我连啥时间上场，啥时间退场都不知道？”
王指导员说：“来不及了，今天晚上就得到滦南县李付庄去演出，还是叫王金和告诉你什么时间上场，什么时间下场，你看行吗？”
还没等我说话，王金和就说：“启文你去吧，有我们仨（他们原来是剧团里的演员）你怕啥？”我一听他说这话，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我说：“那几句台词好背，就是不知道啥时间上场啥时间退场，再说了不参加排练在演出时也不像呀？”
王指导员说：“就叫他们三个人和你排练吧，反正今晚必须演出。这是已经和人家定好了的。”
我说：“我尽力吧。”
王金和、刘宝兴和尹彩铃原来是柏各庄农场评剧团的演员，在这次演沙家浜里，王金和扮演胡传奎，刘宝兴扮演刁德一，尹彩玲扮演阿庆嫂。这次我们演的又是评剧，当然由他们帮我排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从王指导员那里出来就直接去了会议室。会议室就是两间平房，东面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画像。墙角里还有锣、鼓、镲等游行用的家伙。
我们四个人进屋里看了一眼，把大鼓啥的都向旮旯搬了搬，我们的排练就开始了。
我就听王金和说：“就那么几句台词你还不好背？”
我说：“几句台词背是没有问题，啥时间上场呀？又在啥时间退场呢？”
王金和说：“你能背台词就好说。”
紧接着他又说：“该到你上场的时候我叫你，该到你退场的时候我给你使眼色。”紧接着他把几次刘副官出场时，即在胡传奎、刁德一、阿庆嫂的相对位置都给我说了说，又说了刘副官在剧中的表情，我都一一记下了。
王金和说：“没有别的可说了，你自己下午背背台词吧。”就是这样简单的排练就算结束了，就等晚上到李富庄去演出。
下午干到四点的木工活，然后叫参加宣传队的人去吃饭准备演出。吃完饭后我们到维修队集合。我骑着自行车也到维修队集合，不一会儿人们都来了，有拉二胡的、打底鼓的......连演员加上共计是三十多人，个人都拿着自己该用的服装道具。
我们一行三十多人就开始出发了，我们走的是小道近道，出维修队向北走，这条道我很熟，因为夏天打鱼老走这条道，所以骑着自行车走在最前面，到李富庄一共是十二里路，感觉很快就到了。
到那一看唱戏的台子和幕布早已准备就位了，就等着我们演出了。（原来是维修队的马车早已把搭台用的杆子和板子，幕布事先都拉到现场了）我们演员就化妆。我扮演的刘副官就是穿了一身国民党的军官服装，不一会儿，就开台演戏开始了。
演了一会儿就听到王金和在后台西头压低声音叫我：“刘副官，该你上场了”。当时我站在戏台的东头，听到喊刘副官该你上场了，就知道是在喊我，又看见他在向我招手。我的心在扑通扑通地直跳心里有点紧张。
我在心里和自己说：“别紧张，总会过去的。”也来不及多想就急忙上场了，我按照白天排练刘副官该站的位置就站在那里了，只听得锣鼓声一停，阿庆嫂说完了就该轮到我说了，我就把该说的台词说了，在台上又呆了一会胡传奎说话了，此时观众的注意力都在胡传奎那儿，此时阿庆嫂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知道该退场了。我一转身就从前台来到了后台，此时我才长出了一口气。一会儿王金和也从前台下来了。
王金和看到我说：“启文，想不到你扮演的刘副官那么好，表演的那么从容。”
我接着说：“还从容呢，心都跳到嗓子眼儿里去了。”
王金和说：“谁第一次上场不紧张呀，都是一样儿，习惯就好了。”我心想还习惯呢，还得把心跳出来。一会儿就演完了，李富庄大队给准备了夜饭，大伙吃完了夜饭，就又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6 1967年，我们的婚礼时光
时光回溯到1967年的五月一日，那是一个被阳光与微风温柔轻抚的日子。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在大地上，给世间万物都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微风轻轻拂过，带着丝丝缕缕的暖意，仿佛大自然也在为这美好的一天送上祝福。就在这样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日子里，我与姚启荣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
上午八点，一场简朴却意义非凡的结婚仪式正式拉开了帷幕。仪式现场布置得简单而温馨，虽然没有奢华的装饰，但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我们对彼此的深情。孙秀臣，这位在我们生活中备受尊敬的长者，担任了我们的证婚人。他身着整洁的中山装，精神矍铄地站在台上，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
然而，就在仪式进行到宣读结婚证书这一关键环节时，意外发生了——结婚证书竟然怎么也找不到了。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孙秀臣展现出了他的机智与幽默。
他清了清嗓子，用洪亮而沉稳的声音说道：“启文他们的结婚证书暂时找不到了，不过没关系，由我代替证明，他们的爱情和结合，我孙秀臣可以作证！”他的话音刚落，现场先是一片寂静，紧接着，大家便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那笑声，如同欢快的音符，在空气中跳跃，驱散了刚刚的小尴尬，让整个仪式重新充满了欢乐的氛围。
中午时分，阳光愈发灿烂，仿佛也在为我们的婚宴增添喜庆。我怀着满心的喜悦，将全体维修队的人员都请来参加婚宴。维修队里有个名叫陈巨凤的人，他的故事就像一部充满波折的传奇。他从小生活坎坷，命运似乎对他格外残酷，曾四处乞讨，尝尽了人间的冷暖。但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打倒他，反而让他变得更加坚强。
后来，他毅然参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在部队里，他刻苦训练，努力提升自己，用汗水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退伍后，他在柏各庄农场总场的大食堂做饭，后来他来到了我们维修队，虽然外表看起来有些憨厚，但心地却特别善良，总是默默地帮助着身边的人，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傻老陈”。
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十农场场部演“红灯记”。那是一场充满激情与热血的演出，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我在剧中扮演特务甲，木工常瑞惠扮演特务乙，而陈巨凤则扮演在门口修鞋的特务。按照剧情的安排，特务甲和乙到李玉和家里查户口，查完后出来，只需斜眼看看门口修鞋的特务，然后便匆匆离开。然而，那一次的演出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我和常瑞惠查完户口出来，一眼就看到了门口的特务——陈巨凤。
只见他看到我们出来，赶忙起身，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点头哈腰的，那模样十分滑稽。我当时一心想着要把剧情演绎得更加真实生动，便没有多想，直接给了他一个大巴掌，以示对他的不满。不料，陈巨凤反应极快，他下意识地用手一挡，我的巴掌正好打在了他的手上。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现场的气氛也变得有些紧张。
当时，陈巨凤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承受着。但一下台后，他便皱着眉头，一脸疑惑地对我说：“郑启文，你为什么打我？”
我赶忙解释道：“老陈叔，我不是故意的，这只是为了使剧情更加真实。我想表现出特务甲对你工作的不满，所以才没有提前告知你，怕你提前做好准备，那样就显得不自然了。”
为了缓和气氛，我又笑着对他说：“老陈叔，对不起啊，我结婚了请你喝酒。”陈巨凤听后，脸上的表情渐渐缓和下来，他理解地点了点头，说：“那倒是不用，我知道你是为了剧情真实就行了。”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段小插曲，在我结婚的那天，我格外想邀请陈巨凤来参加婚宴。于是，我特意骑着自行车，沿着蜿蜒的小路，跑了三里多路，来到了他家。
到了他家门口，我大声喊道：“三叔，侄儿今天结婚了，请你去喝酒。”
陈巨凤从屋里走出来，推辞说：“我不去，我这人不太爱凑热闹。”
我坚持道：“我特意来接你的，走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他还是有些犹豫地说：“我谁家也没有去吃过饭，不太习惯，不去。”
我一边说着，一边走上前去，拉起他的胳膊就往自行车旁走，说：“三叔，今天是个好日子，你就别推辞了。”
他见我真的要带他去，便说：“你先走吧，我没有自行车，还得走着去，多麻烦你。”
我拍了拍自行车的后座，笑着说：“三叔，我骑自行车驮着你，咱们一路聊着天，很快就到了。”最终，在我的再三劝说下，陈巨凤终于答应了。我骑上自行车，小心翼翼地载着他，一路上，我们聊着家常，笑声回荡在小路上。
到家后，我看到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我们爷儿俩一起开席。当时，维修队的木工、瓦工、油漆工、壮工，还有大车组的连饲养员、赶马车的，共计四五十个人全都来了。大家穿着朴素的工作服，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我们单位的领导也亲自到场，他站在人群中，热情地发表着讲话，对我们的结合表示了美好的祝愿。
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吃饭时没有桌子，大家就在凳子上搭了块脚手板，权当临时餐桌。每人一双筷子，一只碗，大家站着便开席了。虽然环境简陋，但大家的热情却丝毫未减。喝的是柏各庄产的散白酒，那酒香醇厚，入口绵柔，让人回味无穷。
桌上摆着四道凉菜：清爽可口的拌黄瓜，酸甜开胃的糖拌西红柿，口感爽滑的拉皮麻酱，鲜香美味的黄瓜拌海蜇；还有四道热菜：香气四溢的炖鲫鱼，肉质鲜嫩的炖鸡，独具特色的饹馇炒肉，软糯入味的粉条炖肉；最后还有一道营养丰富的鸡蛋汤。大家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畅谈着生活中的趣事，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院子里。喝得很尽兴，一直欢聚到天黑，大家才陆续散去。
那一场婚礼，虽然没有奢华的排场，没有昂贵的礼物，但却充满了浓浓的温情和真挚的祝福。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镶嵌在我记忆的天空中，每当回忆起那个美好的日子，我的心中便充满了温暖和幸福。
7 学徒期满，初定二级木工
夜幕如一块巨大的黑色幕布，缓缓地笼罩了整个世界。天空阴沉沉的，仿佛被一层厚重的铅灰所覆盖，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狂风在屋外肆虐，呼呼地咆哮着，像是一头愤怒的野兽在发泄着心中的不满。那风，吹得窗户纸哗啦啦地作响，好似一群受惊的鸟儿在疯狂地扑腾着翅膀，发出阵阵刺耳的声响。
我静静地坐在昏暗的房间里，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四年前。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眼，我学徒的日子已经悄然走过了四个春秋。按照规定，我们这些学徒，在历经四年的磨砺与学习后，便要迎来定级的重要时刻。这一时刻，不仅是对我过去四年努力的一种认可，更是我未来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天晚上，维修队开完会后，我像往常一样，慢悠悠地朝着宿舍走去。当我经过办公室门前时，里面传来的激烈争论声，如同磁石一般，瞬间吸引了我的脚步。我下意识地停了下来，好奇心作祟，让我忍不住想要听听里面究竟在争论着什么。
“要想定为四级工，那得会看图纸才行，他会看吗？得会看图下料，这是基本要求。”孙佑昌那略带严肃的声音，从办公室里清晰地传了出来。他的语气斩钉截铁，仿佛在宣读着一项不可更改的法则。
紧接着，李继凡队长的声音响了起来：“启文这孩子，手艺学得那叫一个快，活儿干得也相当漂亮，比咱们这儿的一般三级工师傅都强。虽说就是不会看图纸，但怎么着也得定个三级呀？毕竟木工学徒一般出徒的时候也就定为二级工，他这表现已经相当出色了。”李队长的话语中，满是对我的认可与赞赏，他似乎在极力为我争取一个更高的定级。
我静静地站在办公室门外，听着他们的争论，心里五味杂陈。原来，他们正在为我的定级事情而各执一词。一方面，孙佑昌坚守着定级的严格标准，认为不会看图纸就不能定为四级工；另一方面，李队长则看重我实际的手艺和工作表现，觉得我至少应该定为三级工。而我，作为这场争论的焦点人物，却只能默默地站在门外，不敢贸然进去打扰。
我知道，在这个行业里，定级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号，它更代表着技术水平的高低和薪资待遇的好坏。四级工，那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级别，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尊重。可是，正如孙佑昌所说，要想成为四级工，会看图纸是必不可少的技能。而我，目前在这方面却是一片空白。
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不断回荡着办公室里他们的争论声，思绪如同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腾。我想，如果想要定为四级工，看图纸这一关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可是，如果我不会看图纸，难道真的就要一直停留在三级工的水平上吗？这显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然而，新的难题又摆在了我的面前。看图纸，这看似简单的一项技能，对于我来说，却如同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峰。到哪里去学呢？一没有专门的老师可以请教，二没有相关的教科书可以参考，我该从何学起呢？这一个个问题，如同一块块沉重的石头，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
就在我感到迷茫和无助的时候，忽然，我的眼前仿佛闪过一道亮光，就像在黑暗中突然看到了一盏明灯。我想起来了，城市里不是有新华书店吗？那里或许会有关于学习看图的书籍。对，没错！新华书店就像是一个知识的宝库，说不定在那里，我能找到开启看图纸这扇大门的钥匙。
想到这里，我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兴奋和期待。原本沉重的心情，也渐渐变得轻松起来。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在新华书店里，如饥似渴地翻阅着那些关于看图的书籍，一点点地掌握着这项重要的技能。想着想着，一阵困意袭来，我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渐渐进入了梦乡。
8 老家的阶级复议风波
老家，那是一个承载着我无数回忆与情感的地方。家中有着爷爷、奶奶、二叔、二婶，二叔那屋还有两个活泼的弟弟和一个可爱的妹妹，另外还有一位老叔。说来也巧，老叔和我年龄相仿，只是生日比我小些。如今，老家那边正在进行阶级复议，这让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泛起了层层涟漪。
我们家解放前被评定为富裕中农，那时家里有三十亩地，一头牛，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祖父从小十几岁就离开家，到乐亭给地主做长工，一年到头难得回家几次。父亲则在唐山欣茂祥学买卖，二叔在北边一个叫岳庙村的地方教小学，家中主要的劳动力便只有爷爷一人。农忙时节，爷爷会找个短工来帮忙。
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村里突然传出消息，说我们家被划为漏划富农，爷爷还被关了起来。村里的工作队和贫协主席声称，我们家的情况符合漏划富农的标准。这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我们家炸开了锅。二叔他们或许是出于无奈，或许是另有隐情，一直都没有提及此事。我们住的地方离老家有六十里地，消息闭塞，还是老家的郑风太二爷回老家时听说了这件事，回来后告诉了父亲，父亲又转告于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急如焚，仿佛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那天，阳光明媚，微风轻拂，本应是个让人心情愉悦的日子，可我的内心却如乌云密布般沉重。
我焦急地问父亲：“爸爸，到底解放前三年，咱们家里的经济情况是怎样的？都到了这份上，瞒是瞒不住了，你应该和我说实话。”父亲看着我焦急的眼神，无奈地叹了口气，便和我详细地说了一遍家里的情况。听完父亲的讲述，我越发觉得村里的阶级复议有些扩大化了。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翻出了毛主席著作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试图用它来对照我们家里的实际情况。经过反复对比，我发现我们家的情况根本不符合漏划富农的条件。富农的标准是解放前三年用一个长工，而我爷爷只是在农忙时用一个短工。
况且，我的曾祖父长年在外面给地主做长工，父亲在唐山学买卖，相当于农村的贫农，二叔在外面教书，也相当于农村的贫农。他们三人的情况，怎么就不顶一个短工呢？我越想越觉得委屈和不解，决定和父亲一起回老家，找工作队和贫协主席问个明白。
我和父亲商量好，让他在旁边听着我说。去的时候，我特意带了毛主席著作第一卷，仿佛那是我们家的“护身符”。我们爷儿俩骑着自行车，踏上了回老家的路。一路上，我的心情格外复杂，既期待又忐忑。
我们沿着唐柏公路前行，经过大新庄，再过薄庄，便到了双港。到了老家，我们先回家中看望奶奶。
奶奶看到父亲，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哭诉道：“你爸爸的人缘太不好，怎么就要打成漏划富农呢？关了二十几天了，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父亲轻声安慰着奶奶，我也在一旁劝道：“奶奶不用怕，不会打成漏划富农的，因为咱们家根本不够条件，您也别哭了，等我找着工作队再说。”
安顿好奶奶后，我和父亲便出发去找工作队和贫协主席。我们家住在南街，工作队住在北街贫协主席家里。北街离南街有两里多路，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一打听，得知贫协主席叫郑恩磨，这家我并不陌生，因为我在他家里玩过，而且郑恩磨还是我的表姨父呢。他家住在北街中间，院内有三间正房（草房），南面有三间西厢房。
刚一进门，我就看见表姨父从正房出来，往厢房的工作队那里走去。
我连忙喊道：“姨父，你等等，我有事找你。”他只是看了我一眼，没有答应，也没有说话，便径直朝厢房走去。我一看，心想正好，把他们都堵在一起，一次性把事情说清楚。表姨父先进屋，我随后也跟了进去。一进屋，我看到炕上坐满了人，大约有十几个人。
我深吸一口气，做了自我介绍：“我是郑凤朝的孙子，叫郑启文，今天来是找工作队和贫协主席的，你们哪位是工作队长呀？”
这时，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站起身来，说道：“我就是，你有啥事吗？” 我鼓起勇气，说道：“我是为我爷爷划漏划富农来的，我有点儿有关阶级复议政策的问题，想和工作队、贫协主席探讨一下。”
工作队长看着我，说道：“你有啥事？你就说吧。”
我一听这话，便直接问道：“我爷爷在解放前用了多少长工？”
工作队长回答道：“没有用长工，用的是季节工。”
我又追问：“用了多少呀？”工作队长说：“大多数是一个，忙不过来了是两个。” 我接着问：“还有别的吗？”工作队长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没有了。”
我趁热打铁，继续问道：“我老太爷（曾祖父）常年在乐亭扛长活，我爸爸在唐山学买卖，我二叔在岳庙村教书，你们都知道吗？”工作队长没有说话，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我见他不说话，便说道：“你们根据什么给我爷爷定的漏划富农？”
工作队长犹豫了一下，说道：“季节工算不算剥削？有剥削是不是富农？富裕中农是没有剥削的。”
我一听这话，心里顿时明白了，他们是在偷换概念。我赶紧说道：“咱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吧。”
工作队长刚想发火，一听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便把火压了下去，说道：“好吧。”（他一听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就不敢说不学习了）于是，我从背包里拿出毛主席著作第一卷，翻到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头至尾地念了起来。
念完后，我说道：“毛主席说店员相当于农村的贫农，小学教员也相当于农村的贫农，他们都可以拨换工，还有我曾祖父常年在乐亭扛长活，怎么还顶不上一个季节工？”我越说越激动，“你们非得把我爷爷打成漏划富农？那么我跟你们没完，到县里评理去。”
工作队长见我态度坚决，便说道：“季节工也是剥削，我们已经把案卷报到县里去了，就等批下来执行了。”就这样，我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说通。最后，我提出见见爷爷，他们也没有答应。我和父亲无奈之下，只好回家了。
回到家后，我们安慰了奶奶半天，在老家吃了点饭，便返回柏各庄农场了。隔了四五天，我听庄里的人们说，我爷爷划漏划富农的事报到县里都不批。
县里的领导说：“你们非的在郑凤朝的问题上犯个错误不成。”（这话只是听说）又过了两天，一个噩耗传来，爷爷上吊自杀了。原来，工作队在前一天晚上找爷爷说，你的漏划富农县里批下来了，明天给你带帽子，你儿子孙子们都来。就是这样一顿瞎话，把个老爷爷吓得上吊自杀了。
爷爷的去世，让我悲痛欲绝。更让我气愤的是，维修队派王世永和姚井元去外调，外调回来以后，他们什么也不和我说，就连姚井元是我的叔丈人，也是什么都不说。我实在想知道老家现在的情况，便叫“启荣”去找她叔叔打听一下。启荣去了半天也不见回来，我实在等不住了，就到北头姚井元叔那儿看看启荣怎么还不回来。我们住得离北头姚井元叔那儿也就十分钟的路程，不一会儿就到了。
我到那儿一看，姚井元叔在炕上面向里躺着，启荣在屋里地下站着，爷儿俩一句话也不说。
我走进屋里，婶丈母娘和我说：“启文你来了？你坐下吧。”
我说：“不坐了，婶子。”
看到这种情况，我眼里含满了眼泪，含着眼泪说：“启荣，咱们回家吧。”启荣听到我在叫她，含着眼泪就扭身走出来了。我们走出来以后，就看到王世永也到他家去了，紧接着就看到我叔丈人和王世永两个人到东屋去了。
回到家后，我问启荣：“咱们老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爷爷是为什么自杀？怎么自杀的？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启荣说：“我一进屋，叔连看我一眼都没有，我刚一要张口问他，他就一扭脸面朝里躺下了，你去的时候正是我刚问他。”
我又问她：“他什么也没有说？”
启荣说：“什么也没有说。”
第二天，刚一上班，在木工车间的东墙上，就看到了有王世永等人写的大字报，题目是“郑启文逃避服兵役，倒卖国家重要物资，还有重大政治问题”。大字报整整贴满了一个大车间。我一进木工车间就看到了，大字报前面围了一大堆人，一边看一边议论。
大伙都说：“这是怎么回事？他刚二十多岁呀，虽然他出身富裕中农，可是
在‘66年那场伟大的运动’中表现得还可以，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呀，这是怎么了？”大伙议论着，看到我进屋，都走开了。可是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就是因为我爷爷自杀了吗？
我当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觉，想了很多。我想，要是出生在贫下中农多好呀，偏偏出生在富裕中农家庭。富裕中农也就算了，可是偏偏爷爷要被打成漏划富农，叫工作队一吓唬，还自杀了。想着想着，到很晚才睡着了。
刚一入睡，就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紧接着就听到了大喊声：“快开门。” 我被敲门声和大喊声惊醒了，用手一捅启荣说：“启荣你听到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好像是在敲咱们家的门。”
启荣说：“不管是怎么回事，先穿上衣服给人家开门去。”于是我穿好衣服就去开门。
就在这时，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大声喊：“做啥呢？快来开门！”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往门口跑。到了大门前，把院门打开一看，这不都是专政组的吗。带头的是刘万亭（专政组长），还有孙友昌。
我还假装没事似的问：“啥事呀，这么着急？万亭叔？”他们也不说话，等到在屋里，刘万亭就拿出一张纸念了起来。
他大声地念道：“搜查证，维修队的工人郑启文被列入这次搜查对象，请配合搜查工作，柏各庄农场革命委员会。”
刘万亭念完了以后说：“还等我们搜？你交出来吧。”
我被他说了个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问道：“交什么？”
我越想越生气，又问道：“你们不是有搜查证吗？你们看啥有用就拿好了。”这时孩子也惊醒了，瞪着两个小眼睛吓得直哭，身子吓得缩成一团。
这时，刘万亭他们就搜了起来，箱子、柜，还有盛碗筷子的柜橱都翻了个遍。翻完了，只是找到了我从西南庄丁作良那里找来的三本教科书，都是由前苏联出版的，有《房屋建筑学》《房屋建筑结构学》，还有一本《钢筋混凝土结构学》。 刘万亭说：“你是哪里找来的这些书？你知不知道是苏联修正主义的书？”
我说：“我从丁作良那里要来的，怎么书还是修正主义了？”
刘万亭用眼睛使劲瞪了我一眼说：“这几本书，我们拿走了。”我说：“你这么拿走不行，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找来的，我真舍不得丢哇。”
我又一想，我不叫他拿走，他要硬拿怎么办？只好又说：“你得给我打个欠条。”刘万亭只好给我打了个欠条，没有翻到别的东西，只好拿着这几本书就走了。
说起这几本书，那还是前几年的一个上午，我背着木工家具兜子去维修，路过新华书店，看到了西南庄的丁作良在书店门前卖书。丁作良有五十上下岁，一米六七的身高，小圆脸大眼睛。原来在东北工作，不知是怎么了，现在回家打鱼。 我说：“大伯，你从哪里弄得这么多书？怎么还都卖了？”
丁作良说：“都是我在东北工作时买的，现在也用不着了，把它卖掉。”
我说：“都是有啥书呀？”
丁作良说：“你自己看看来吧。”我和他一边说着话，就把自行车放下。
我说：“大伯，我看看你这里有没有建筑方面的书。”
丁作良说：“有，我这里有三本前苏联出版的《房屋建筑学》《房屋建筑结构学》《钢筋混凝土结构学》。”
我说：“你找出来，我看看？”于是丁作良就从书堆里面找出了那三本书。
递给我说：“就是这三本书。”
我接过这三本书一看，很好，便问道：“大伯，这三本书多少钱？我买。”
丁作良听完了一愣，说：“你买它做啥？”
我说：“我是一个很喜欢建筑的木工，买下来学习学习。”
丁作良说：“我这几本书都卖了有好几年了，也没有人买，这回你要是喜欢就拿去回家看吧。”
我说：“那多不好意思呀，还是给你几块钱吧。”就这样说了好半天，他怎么也不要钱。
丁作良说：“小伙子，我可碰着这么个喜欢建筑的，我把这几本书赠给你，希望你学有所成。”
那一夜，我基本上没有睡觉，老是想，我想呀想，可怎么也想不通。我爷爷还没有定上漏划富农，就是叫工作队瞎说，“县里批下来了是漏划富农，你的儿子孙子们都来开漏划富农大会”，他老人家一心窄就上吊自杀了。可是今天晚上就对我进行了搜查。毛主席不是说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吗？我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不错呀，怎么这样对我？不知道明天还有什么事呢？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刚一上班，李队长就找我说：“启文，什么我都知道了，你要多加小心，上班你只要是把工作干好，他们也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我听完了他的话，总觉得还有这么个人惦记着我，心里很感动也很委屈，说道：“知道了，大伯。”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见了谁都觉得不好意思。以后我想通了，反正事儿已经出了，我个人也左右不了，大伙怎么看都行，反正我还是我。
我和李大伯说完了，就去和郑守怀去领家属房的小五金，今天是到家属房去安装窗户扇。领完了以后，我们两个人就用手推车推着窗户扇，一直往家属房那里去了。家属房就在维修队的西面，隔着一条小河，不一会儿就到了。
今天安装是我们维修队的全体木工都出动了，因为工作面大，工期要得很紧。到那以后，我们一个人拿着三扇窗户扇还有对应的小五金（三扇窗户扇是一个窗户口的用量，两扇平开窗，一扇亮子），我找了一个窗户口就安了起来。我平时安窗户口就出了名的快，今天憋了一肚子的火也没有处撒，也只好洒在安装窗户扇上。
没有一会儿，我就安完了窗户扇，就等着安装小五金了。我一看王世永，他连两扇窗户扇都没有安完，更不用说窗户亮子了。我看了看别人，郑守怀、郑东元、李绍义他们都差不多，这时我心里更有底了。我继续安装小五金，不一会儿就安装完了。安装完了第一个窗户口，就安装第二个窗户口……
我这样半天就安装了七个窗户口，共二十一扇窗户扇。在我安装完了第七个窗户口的窗户扇时，就听到了维修队下班钟声。我就开始收拾工具，收拾完了背起工具就下班了。我一边走一边看，王世永安装第四个窗户口还没有安装完。李绍义安装了五个窗户口，剩下的师傅一个人四个窗户口差不离都安装完了。
下午一上班还是安装窗户扇，我又安装了七个窗户口。别人差不离还是四个窗户口，有个别人五个口。可到了晚上，大伙都“帮助”我（说是帮助，还不如说是批斗，他们只是没有那样说罢了），刘万亭主持会议，维修队的全体职工参加。
大会开始，刘万亭首先发言说：“今天晚上咱们帮助郑启文，大伙儿给你写了不少的大字报，咱们逐个落实。启文你先说说你是如何逃避服兵役的吧。”
我听了这话，气得火就腾的一下冒上来了，往下压了压火儿说：“我没有逃避服兵役，怎么能说是逃避服兵役呢？”
我接着说：“我结婚有结婚证，同时也够年龄了，是合法的。再说了，武装部的张明泽找我当兵，我也答应了呀，怎么能说我逃避服兵役呢？是他们一听说我已经结婚了不要我的。”
刘万亭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启文说的是理呀，怎么能说他逃避服兵役呢？”
紧接着他又说：“为什么你当兵武装部还找你？别人怎么不找？你能讲清楚吗？”听到这儿，我本来不想说，一是刘万亭说的话还是讲理的，不是大字报上说的那样大帽子一扣，你就是逃避服兵役了；二是我想把来龙去脉讲清楚，好使这个问题有个结论。于是，我把来龙去脉又叙说了一遍。可这场风波，究竟何时才能平息，我的生活又该何去何从，我心中一片茫然……
9 服兵役风波与政治风云下的坚守
那是前几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炽热的气息如厚重的棉被般笼罩着大地，让人感到无比的燥热与难耐。天空中，大片大片的乌云像汹涌的黑色浪潮般堆积在一起，没有一丝风，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似乎一场倾盆大雨即将如猛兽般呼啸而至。
直到晚上八点钟，一道耀眼的闪电如利剑般划破漆黑的夜空，紧接着，震耳欲聋的雷声轰鸣而至，仿佛是天空在愤怒地咆哮。刹那间，豆大的雨点如断了线的珠子般倾泻而下，噼里啪啦地狠狠敲击着地面，溅起一朵朵晶莹的水花。
天空瞬间从风云密布的压抑状态转变为雷电交加、狂风暴雨的肆虐景象。即便我安坐在家中，也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仿佛山摇地动般的磅礴气势。窗外，大树在狂风中疯狂地摇曳着，枝干扭曲变形，仿佛随时都会被狂风折断；震耳欲聋的雷声仿佛就在耳边炸响，让人心惊胆战。这场雨一直持续到夜间十一点钟，才渐渐停歇。雨过天晴后，一轮皎洁的月亮重新露出了笑脸，洒下银白的光辉，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梦幻的薄纱。
我一觉醒来，见时间已是凌晨两点钟。窗外月色如水，我起身到外面查看天气。此时，天气已经完全恢复晴朗，月光如同一盏巨大的明灯，将雨后的大地照得如同白昼般明亮，每一片树叶、每一颗石子都清晰可见。我回到屋里，和父亲打了个招呼，便背着渔网，怀着兴奋的心情出门打鱼。
一路上，我独自前行，脚步轻快而有力，仿佛踩在云朵上一般。不一会儿，我就来到了新华书店南面的大桥上。到了那里一看，已经有十来个人在桥上打鱼了，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大家或站或蹲，各自忙碌着，桥上弥漫着一股紧张而又兴奋的气氛。
我迅速找到桥上的一个网窝，深吸一口气，使足劲将网甩了出去。网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然后“噗通”一声落入水中。网刚一入水，我就感觉到有东西在下面轻轻地拱网，心中一阵窃喜，仿佛已经看到了满网的鱼儿在跳跃。我慢慢将网拉了上来，当网刚露出水面，在月光的照耀下，我便看到了两条活蹦乱跳的鲤鱼，它们在网中奋力挣扎着，鳞片闪烁着银色的光芒。
等将网完全摊开在桥面上，仔细一瞧，才发现还有两条未曾注意到的较小的鱼。我小心翼翼地从网中摘下鱼，将它们放进鱼篓里，然后整理好渔网，正准备再次撒网，突然，有一个人抢先一步在我旁边撒下了网。
我只好耐心地等他收网后再撒。不一会儿，他收网一看，一条鱼也没有，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趁着这个空档，我又撒了一网。这次，我吸取了上次的经验，网撒得又远又圆，仿佛一张巨大的银色大网笼罩住了水面。收网一看，又有两条鲤鱼，比之前打的稍小一些，但依然让我兴奋不已。不一会儿的工夫，我就打了有二十几斤鱼，鱼篓里沉甸甸的，装满了我的劳动成果。
这时，在月光下，我看到一个四十六七岁的男人在河岸上打鱼，他边打边往这边走。等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武装部的刘景华部长。他穿着一件朴素的军装，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威严和亲切。
我赶忙迎上去，说道：“大伯，来打鱼呀？打了多少了？”
刘部长停下脚步，笑着回答道：“来一会儿了，打了有十来斤，你呢，打了多少？”
我用手指了指鱼篓，自豪地说：“都在里面呢。”
刘部长低头看了看鱼篓，说道：“还是你打的鱼又多又大，都是在这桥上打的？”
我说：“是的，全是在桥上打的。”他看到我打的那些鱼，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也拾起网来在桥上打起鱼来。
一边打鱼，刘部长一边和我聊了起来，他问道：“小郑，你今年多大了？”
我恭敬地回答道：“十八岁。”
他又问：“你在维修队学徒几年了？”
我说：“两年多了。”
接着，他神情严肃地问道：“要是叫你当兵，你去不？”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去呀，怎么不去呢？依法服兵役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嘛，我早就渴望能够穿上军装，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听完我的话，微微点了点头，说：“你的年龄还不够，等到了二十岁再说吧，当然了，身体也得合格才行。”说完这话，他便不再言语，继续专注地打鱼。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到了今年，武装部助理张明泽找到了我。他穿着一身整洁的制服，步伐匆匆地来到我面前，说道：“启文，你去当兵吗？”
我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连忙说道：“去呀，怎么不去呢？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张明泽说：“好吧，我去找你们的王指导员。”
当时，他就匆匆忙忙地去找了王指导员。过了一会儿，王指导员和张明泽一起走了过来。
王指导员皱着眉头，看着我说：“启文，你已经结婚了，武装部张明泽部长助理一听我已经结婚，当时就说：‘唉，晚了，结了婚不行。’”
我听完，心中一阵委屈，大声说道：“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怎么能说我逃避服兵役呢？我一直都渴望能够去当兵，为国家效力，这是我的心愿啊！”我说完后，周围的人都沉默不语，就连给我写大字报的王世勇也一言不发，低着头，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又过了一会儿，刘万亭打破了沉默，说道：“逃避服兵役的事儿没什么问题了，听说你还有重大政治问题？你说说看。”
我听完后，先是一笑，然后神情严肃地说：“大字报说我有重大政治问题，我自己都想象不出来，你们倒是想想看。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就接受党的教育，心里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也是一直跟着毛主席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说抓革命促生产，咱们都是工人，首先就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发现有的人，口头上说抓革命说得挺好，可到了实际行动中就啥也不是了。比如说这次到家属房安装窗扇，有的人就是不使劲。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要是用真劲还能差得了多少？为什么我半天能安装七个窗户口，有的人才安装四个窗户口呢？这明显是对毛主席不忠，对抓革命促生产执行不到位，只在口头上喊抓革命，却不促生产。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心放在正处，一心向毛主席，拥护党的路线，执行党的政策，那就好了。”
我又诚恳地说：“欢迎对我有意见的同志也说说，别光写大字报挺吓人的，我这个人光明磊落，有啥说啥，希望同志们对我多提意见，让我能够不断进步。”我说完后，王世永他们那伙人依然没有一个人说话，气氛显得格外压抑。
又过了一会儿，我再次坚定地说：“你们不是说我有重大政治问题吗？别把个别坏人的问题强加到我身上，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当然了，坏人也要找出来，难道我是坏人吗？”这时，孙印友和刘万亭小声地嘀咕了几句，也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
后来，革委会副主任孙印友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启文的这个事儿，就算是过去了，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他虽然出身富裕中农，但他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起着中坚作用。一个人的出身不由自己决定，但是革命道路是由自己选择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就否定他的努力和贡献。”
随后，我感慨地说：“我爷爷虽然自杀了，但他和我没有关系。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一个人的出身不能自己决定，但是走什么道路是由自己决定的。我虽然出身富裕中农，爷爷又因为漏划富农自杀了，但是我走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始终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在演毛主席的革命样板戏的过程中，我也是积极地参加了，为传播革命文化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还要往下说。
孙印友连忙摆了摆手，说道：“启文，你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别再说了。”
我又想起了那些被清查的书，说道：“我没有问题倒是中，可是你们从我那里清查的那几本书怎么办？”
刘万亭微笑着说：“经过审查也没有问题，完了到我那里去取吧。”我心里想，几本书能有什么问题，那些都是我平时用来学习的宝贵资料。
会后，我怀着轻松的心情到刘万亭那里把书取回来了。看着那些失而复得的书，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在这场风波中坚守信念、不屈不挠的精神。虽然经历了种种波折，但我始终坚信，只要紧跟党的步伐，听党的话，跟党走，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迎来光明的未来。
10 下定决心学习看图：在困境中追寻光明的征程
那是一个阳光温柔且明媚的午后，我静静地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手中紧紧捧着一本已然泛黄的书。阳光如同金色的丝线，透过树叶间细密的缝隙，斑斑驳驳地洒落在地面上，形成一片片灵动的光斑，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画卷。微风轻柔地拂过，带着丝丝缕缕的凉意，然而此刻的我，却对这惬意的环境浑然不觉。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正经历着一场激烈而又痛苦的挣扎。
尽管当下的生活表面上还算平静，可爷爷上吊自杀的悲剧，却如同一团挥之不去的阴霾，长久地笼罩着我。每当置身于人群之中，我总会不自觉地低下头，仿佛那沉重的阴影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内心满是自卑与痛苦。还有那个我从未谋面的舅舅，他身为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无疑像是一道沉重的枷锁，让我在政治上仿佛被无情地宣判了死刑，前途一片黯淡无光。无数个寂静的夜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脑海中不断思索着自己的未来。难道我真的就要这样庸庸碌碌、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吗？这种迷茫与绝望，如同潮水一般，一次次地将我淹没。
然而，生活不会因为我的痛苦而停下脚步，它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缓缓前行。我一打听总场汽车队，最近并没有前往唐山市里的任务，这意味着我暂时失去了去新华书店购买建筑制图书籍的机会。这对于一心渴望学习、渴望改变命运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因为命运似乎在不经意间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我从丁作良那里得来了三本珍贵的书籍：《房屋建筑学》《房屋建筑结构学》和《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三本书，对于身处黑暗中的我而言，就像是在茫茫黑夜中突然亮起的一盏明灯，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白天，我依旧忙碌于木工活儿。阳光毫不吝啬地洒在我的身上，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但我却无暇顾及这些。每当我专注地操作着手中的工具，看着那些原本普通的木材，在我的精心雕琢下，逐渐变成一件件精巧的木制品时，内心便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不仅仅来自于完成一件作品的成就感，更来自于我对未来生活的一份期待。
夜晚，当整个世界都渐渐安静下来，等孩子沉沉地睡去，我才悄然开启我的学习之旅。此时，月亮已经高高地挂在天空，洒下一片清冷而又柔和的银辉，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层薄纱。我坐在昏暗的灯光下，轻轻地翻开《房屋建筑学》，试图将书中的知识与《房屋建筑结构学》中的内容相互结合，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维修队的主要任务就是维修房屋，而我作为一个木工，长期与房屋打交道，对房屋的结构有着一种天然的敏感。然而，小学五年级的文化程度，却成了我学习道路上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起初，面对那些专业术语，我简直是一头雾水。什么是房屋基础、什么是刚性基础、什么是柔性基础，更不用说什么是刚性基础的大放脚了，这些知识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个神秘的谜团，让我感到无比的困惑和吃力。但我并没有放弃，只能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一点一点地啃书本，如同一个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人，虽然步伐缓慢而又艰难，但每一步都充满了坚定和执着。
那些日子，天气总是变幻莫测，仿佛大自然也在故意考验着我的意志。有时候，天空晴朗得没有一丝云彩，阳光明媚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仿佛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有时候，又会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大作，仿佛要将整个世界吞没，让人感到无比的压抑和恐惧。但无论天气如何变化，都无法阻挡我学习的脚步。我深知，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白天，我干了一整天的木工活儿，身体疲惫不堪，但晚上等孩子睡着了，我还是会强打起精神，投入到学习中去。我已经有了一个大儿子，小名叫爱军。因为我的小名到现在大伙还在叫，这让我觉得自己都已经是大人了，却还被这样称呼，心里感到非常反感，所以我就给儿子取了这个小名，也算是大名了。我和妻子启荣的日子过得挺紧巴的，但我们的心里却充满了温暖和快乐。启荣身体很好，在维修队跟着瓦工做小工。一到中午吃完饭，她也不休息，就匆匆赶到东边地里去拾草。我也不睡觉，就陪着爱军玩，看着他那天真无邪的笑容，一天的疲惫仿佛都烟消云散了。
起初，为了能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学习，我都是一边抱着他一边看书。但这样时间一长，我的胳膊又酸又累，实在有些吃不消。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吃饭的桌子翻过来放着，把擀面杖放在桌子下面，一边用手轻轻地推着儿子，就像在推着一个摇篮，一边用另一只手拿着书看。我沉浸在书中的世界里，全然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一会儿，孩子睡着了，我见他睡得香甜，就不推了。哪知道我刚一停下来，他就醒了，哇哇大哭起来。我赶紧把书放下，用双手轻轻地拍了拍孩子，他又渐渐睡着了。于是，我又拿起书，继续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
那天晚上，天气格外闷热，仿佛整个世界都被一个巨大的蒸笼笼罩着。窗外的蝉不停地叫着，那声音此起彼伏，仿佛在为我加油助威，又仿佛在诉说着夏日的炎热。我刚看了一会儿书，就听见孩子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我急忙抬头一看，只见孩子蹲在锅里，用手捂着胸口，哭得撕心裂肺。原来，他从桌子里站起来了，可我还在专注地推动桌子，一心只想着看书，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举动。他站不稳，从桌子里爬出来，一不小心跌倒了，掉进了锅里，锅沿子把他胸口上割了一个大口子。他使劲地哭，那哭声仿佛一把把利刃，刺痛着我的心。我抱着他，不停地哄着，可他根本不听，哭得越来越厉害。不一会儿，我就急得满头大汗，心里充满了自责和懊悔。
正在孩子哭得撕心裂肺的时候，启荣回来了。她听到屋里孩子那凄惨的哭声，心里一紧，把草往地上一扔，就匆匆往屋里跑。到屋里一看，我抱着孩子累得满头大汗，孩子还是哭个不停。
她焦急地问我：“这是怎么了？叫孩子这么哭？快找妈妈来。”她边说边解开上衣，一伸手就把孩子接了过去，紧接着她把奶头送进了孩子的嘴里。不一会儿，孩子就不哭了，那小嘴有节奏地吮吸着，脸上渐渐露出了安心的表情。
这时，她就问我：“今天这是怎么了？他怎么这么哭？”
我一看，瞒是瞒不住了，大脸一红，支支吾吾地说：“孩子从桌子里跌倒了，掉在锅里了，用锅沿划了一个小口子。”（此时我故意把大口子说成了小口子，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启荣一听孩子跌倒掉在锅里，还在胸脯上划了个口子，她赶紧把孩子的小背心往上一撩，立刻露出来血红的一个大口子。不过还好，划得不深，只是划破了肉皮，乍一看起来还挺吓人的。
我说：“给孩子上点药去吧？”启荣仔细看了看伤口，然后说：“不用了，不要紧，不是有你使用的创可贴吗？给他贴上就行了。”我一听说找创可贴，就赶紧翻箱倒柜地找来，小心翼翼地给孩子贴上了。
经历了这件事，我虽然心里稍稍松了一口气，知道孩子并无大碍，但也暗暗告诫自己，以后做事一定要处处加小心，尤其是在照顾孩子和说话办事的时候，更要格外谨慎。在干活的时候，我总是抢着干，不怕吃苦，不怕受累。我虽然出身富裕中农，但在那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我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态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我知道，只有通过不断地努力和奋斗，才能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11 基干民兵：战备岁月中的热血与成长
1969 年，珍宝岛反击战的战火熊熊燃起，全国上下瞬间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在那股炽热的爱国热情与全民皆兵的氛围推动下，我有幸被群众推荐成为了一名基干民兵。
彼时，正值珍宝岛反击战的关键时期，我们基干民兵的生活节奏陡然加快。白天，大家在完成本职工作的间隙，争分夺秒地抽出时间进行刺杀和射击训练。我们维修队里年轻人本就不多，经过一番筛选，郑守怀、郑荣臣、陈平安和我四人脱颖而出，成为了训练的骨干力量。
由于我有着木工出身的背景，对“三点一线”的瞄准原理掌握得较为精准，这让我在训练中崭露头角。维修队新来的复员军人张同全，也常常和我们一起练习瞄准。他经验丰富，总是耐心地指导我们，告诉我们如何根据不同的距离和目标调整瞄准点。
记得有一次练习瞄准时，我心急火燎，连枪的标尺都没看就匆匆瞄准。
张同全一眼就发现了我的疏忽，他关切地说道：“启文呀，我和你说标尺调到三，瞄靶的下沿，你怎么连标尺都不看呢？”我顿时脸上一热，羞愧得满脸通红，赶忙将标尺对正，重新仔细瞄准。当我再次完成瞄准请他检查时，他总是微笑着夸我瞄得准，这让我心里充满了信心和动力。
终于，迎来了基干民兵打靶的日子。我们四个满怀期待地参加了这次实战演练。郑守怀、陈平安和我使用的是历经战火洗礼的三八大盖，而郑荣臣则扛着机枪。这些从战场上退下来的旧家伙，虽然外观有些陈旧，但在我们眼中却无比珍贵，仿佛它们承载着无数英雄的荣耀与使命。
那天一上班，我们便接到通知前往打靶。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将枪从库房里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又仔细地擦拭了一遍，然后背着沉甸甸的大枪，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着靶场进发。一路上，人潮涌动，至少有二百到三百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严肃而兴奋的神情。
靶场位于二农场畜牧队的北边，距离我们维修队有十来里路。那是一片空旷的场地，在场地的一头，有一个高耸的大土堆，大约有两层楼那么高，宛如一座坚固的堡垒，默默地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蜕变。
我们按照十个人一组的方式依次进行打靶。我是第三组的成员，当第一组和第二组打完靶后，终于轮到我们上场。站在靶场边，我的心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毕竟这是第一次真正用三八枪打靶，那种兴奋与紧张交织的情绪，让我难以平静。
我们十个人各自找到自己的靶位，趴在掩体后面，周围的气氛变得异常凝重。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心里不停地默念：“别紧张，一紧张就打不出好成绩了。”然而，尽管我不断给自己打气，紧张的情绪却依旧如影随形。
按照规定，我们每个人打三发子弹，先发一发子弹，打完后再发第二发子弹，最后再发第三发子弹，武装部的工作人员负责发子弹。当第一发子弹交到我手中，我小心翼翼地将子弹推上膛，紧接着，一声清脆的哨子声响起，这是射击的信号。
我早已瞄准好目标，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只听“啪”的一声，子弹如离弦之箭般射出枪口。我抬头望去，只见靶后面扬起了一片小土花，心中顿时一阵狂喜，我知道这一枪打中了靶心。那一刻，自豪与成就感涌上心头，让我暂时忘却了紧张。
紧接着，第二发子弹递到了我手中。我拉动扳机，将子弹推上膛，静静地等待着哨子声。当那熟悉的哨声响起，我再次瞄好目标，扣动了扳机。然而，这一次只听“吱”的一声，我心头一紧，暗叫不好，脱靶了！我懊悔不已，心想肯定是自己没有用肩膀顶住枪托，才导致子弹打飞。
此时，我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开始担心第三枪的成绩。看着手中的枪，我突然冒出一个大胆而荒唐的想法：“干脆我把靶场上的小红旗（大土堆上的）打折算了，这样也能显得我枪打得准。”
小红旗杆有一厘米粗，我下定决心，将第三枪瞄准了小红旗杆。当哨子声再次响起，我扣动了扳机，又是“吱”的一声，然而，当我抬头看去，前面的小红旗依旧在风中飘扬，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结果可想而知，第三枪也没有打中。
打靶结束后，在总结会上，武装部的领导语重心长地说：“启文的心理素质太差，只有多练习才能好起来。”我默默地听着，心里却在想：“你们知道第三枪我打哪里了吗？”虽然这次打靶成绩并不理想，但它却成为了我成长道路上的一次宝贵经历，让我明白了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保持冷静和稳定的心态是多么重要。
1968 年 12 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深挖洞，广积粮”的战备热潮。我们维修队也积极响应号召，组织了一次意义非凡的民兵拉练。
这次拉练，维修队共有四个人参加，分别是张同全、郑守怀、陈平安和我。我们被编在一个班，由于张同全是复员军人，经验丰富，他被大家一致推选为班长。拉练前，我们并没有被告知具体的目的地，只是接到通知要携带行李、鞋和洗漱用具。
12 月的天气格外寒冷，夜间气温骤降至零下七、八度，白天也不过零下二、三度。出发前，启荣好心劝我拿个厚被和褥子，可我考虑到行李太重，背着太沉，只带了一个薄被和一个棉大衣，心想棉大衣在夜间睡觉时可以铺在身下，应该能凑合。
我将背包往身上一背，嘿，还挺像那么回事。背包上扎着一双运动鞋，边上挂着一个茶缸子，还有一条新买的毛巾，仿佛自己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出发的那天早上，寒风凛冽，冻得我们直打颤。我们四个人分到了两只三八枪，我背一只，郑守怀背一只。我们来到汽车队集合，只见那里人山人海，至少有一百多人。武装部的史政委和干事张明泽，还有两名战士早已等候在那里。有个人打着大旗，大旗上写着“武装战备团”五个醒目的大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
不一会儿，三辆解放牌大卡车呼啸而至。我们开始整队，一百多号人迅速站成了三排。武装部的干事张明泽大声喊道：“立正，向右看齐，报数！”我们齐声回应：“1、2、3......”一直报到三十五个。
首先，张明泽干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激昂地说：“我们柏各庄武装战备团今天正式成立了！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敌人蠢蠢欲动，尤其是苏修在我国东北制造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全力以赴搞好战备工作。因此，我们组织了这次拉练。下面，有请柏各庄农场人民武装部的史政委，也就是我们武装战备团的团长讲话。”话音刚落，下面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史政委年纪在五十岁上下，身高约一米七十，虽然不算高大，但精神矍铄，气宇轩昂。他上下身穿一身整齐的军装，头戴一顶军帽，脚蹬一双军鞋，身上背着和我们一样的背包，只是比我们多背了一个拉杆式收音机。他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前来，首先向大伙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顿时，下面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连忙挥了挥手，等大家平静下来后，开始发表讲话。
他神情严肃地说：“同志们，当前国际形势异常紧张，苏联修正主义妄图在珍宝岛事件上做文章，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战备准备。我们战备团组织这次拉练，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学会走路、吃饭、睡觉、站岗、放哨。也许同志们会觉得奇怪，这还用学？谁不会呀。但我要告诉大家，这次走路可不简单，我们要背着二十多斤重的背包，有的同志还要背着枪，而且要连续走七十到八十里路程。同志们想一想，走一天两天或许还能坚持，但要是连着走上十天呢？还能和平常走路一样轻松吗？吃饭也一样，我们要自己埋锅做饭，这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还有，行了一天的军，晚上还要站岗放哨，同志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正如毛主席所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次拉练的目的地是丰南县的宋家营，我们整个战备团将在那里集合。咱们从总场坐汽车走，同志们，上车吧！”
于是，我们三十五个人挤上一辆大卡车，一共三辆汽车，浩浩荡荡地直奔丰南县的宋家营。六十里地的路程，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当我们到达那里时，各农场的队伍都已经到齐了，大约有一千七八百人。一个农场一面大旗，大红旗上写着“柏各庄农场战备团第一营”、“第二营”......一直到“第十二营”（一个营代表一个农场）。真是红旗招展，热闹非凡，各个战士都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他们很多人互相认识，热情地打着招呼，欢声笑语回荡在空气中。
不一会儿，有人在扩音器里大声讲话：“大家静一静，不要说话了，咱们柏各庄农场战备团正式成立了！咱们团一共是十二个营，一千八百人。今天，根据形势的需要，我们要进行拉练。咱们从这里出发，一直走到玉田县北边的马头山。为了方便大家休息，我们采用夜间行军、白天睡觉的方式，这样大家就能睡在热乎的炕头上。晚上八点出发，走到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共计九个小时。今天中午吃完饭从这里走，晚上在途中再吃一次饭，一直到第二天五点钟。同志们，你们怕不怕？”
大伙异口同声地回答：“不怕！”那声音响彻云霄，彰显着我们的坚定决心和无畏勇气。
扩音器里又传来声音：“那现在咱们吃饭，吃完饭好赶路。”原来，每个营都有炊事班，他们提前到达，赶在大部队到来时已经把饭菜准备好了。每个营还有一辆汽车专门拉炊事用具和工作人员，另外还有两辆汽车用来拉走不动掉队的人员。不一会儿，大伙就吃饱喝足了。
武装部的张明泽大声说道：“大伙喝点水。”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从背包边上解下茶缸子来喝水。不一会儿，水喝完了。
张明泽又喊道：“咱们水足饭饱，出发！”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上了公路。我们直属营走在前面，最前面还有一个旗手，高举着旗帜，引领着我们前进。后面是机枪连，十挺机枪整齐排列，机枪手们扛着机枪，步伐坚定有力。我们是步枪连，每人背一支三八大盖，不背枪的走在后面。后面依次是一营、二营......一直到十二营，每个营都有一面大旗，旗上面写着各营的编号，战士们紧随其后，好一只威武雄壮的民兵队伍！小伙子们精神抖擞，威风凛凛。你看那红旗手，用两只手奋力举着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机枪手扛着机枪，步伐稳健；我们背着三八枪，各个挺直了腰，雄赳赳气昂昂。尤其是走在部队外面的史政委，身背一个有拉杆天线的收音机，边走边听，看起来威风极了。
一会儿，张明泽喊起了口号：“1、2、3、4！”我们也跟着齐声高呼：“1、2、3、4！”他又喊：“1、2、3~、4！”我们再次回应：“1、2、3~、4！”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一会儿又有人领头唱起了军歌：“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声激昂嘹亮，与口号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曲壮丽的战歌。
当我们走到丰南县胥各庄时，正好赶上解放军也在拉练。他们看到了我们，立刻喊起了口号声：“向民兵同志们学习！向民兵同志们致敬！一定要提高警惕，深挖洞广积粮！一定要搞好战备！”我们看到了解放军，不知是谁带头喊起了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于是，我们也跟着喊了起来，口号声彼此起伏，经久不息，仿佛是一场激烈的拉歌比赛。
刚开始走的时候，我们还不觉得累，可是到了后半夜，疲惫感渐渐袭来，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似的，每走一步都无比艰难。但我们依然咬紧牙关，坚持着前进。好不容易走到天刚蒙蒙亮，就听到司号员吹响了号声，整个队伍立刻停止了前进。
史政委大声说道：“咱们先吃早饭，吃完了饭大伙再好好睡一觉，等晚上八点咱们再继续走。同志们吃饭不要大声喧哗，因为前面的村子里的老乡还没有起床。咱们吃完饭也就差不多老乡都起来了，各营准备吃饭吧。”我们一听到这话，就像一群饿狼一样各自寻找各自的营部。也好找，找到你所在的营的大旗就是找到了。我们是团直属营，就在前面，离我们现在的距离还不远。我们四个人把行李都放在一起，拿起饭盒就去吃饭了。
我们吃完了饭，被分配到村东头第一家。虽然天还没有大亮，但在村主任的大喇叭声音招呼下，大伙都起床了。我们按照要求，到在农户家中学习解放军，帮老乡挑水、打扫当院，这两项任务都顺利完成后，天色也大亮了。
我们四个人把行李拿过来准备睡觉，就在这时，老乡热情地说：“你们用我们的被吧，你们的怪凉的。”
我赶忙说道：“大爷不用了。”我们盖上自己的被，确实有点凉，后来我们都是和衣而睡的。一觉就睡到晚上七点多，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此时，吃饭的号子也吹响了，我们急忙起床吃饭。等吃完了饭，又出发了。
我们还是一路向北走，一直走到第四天就要到马头山下时，天就阴了下来。那是凌晨四点钟，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起初，雪花还小的时候，我们一边走一边用两只手捂住两个耳朵，试图抵御寒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和雪越来越大，我们虽然走得很累，但冻得瑟瑟发抖。雪越下越大，最深的地方有五十厘米，由于风很大，路面上的积雪也有二十厘米深。离前面的马头营村还有七八里的路程，为了不耽误行程，我们只好急行军。说是急行军，但连续几天的行军，我们早已筋疲力尽，脚底下磨出了许多血泡。
脚底下磨出血泡后，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血泡打破，用头发把血泡穿上，然后再继续走。有不少人早就挺不住了，坐上了收容汽车。这回一下雪，我们在地下走得冻得发抖，他们坐在汽车上更是冻得双脚直跺脚，两只手捂住两只耳朵，大脸冻得发青。我们一看汽车上人们冻得样子，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我们又坚持走了一会儿，终于到了马头山下的马头营村。
到那后，我们先吃了饭，然后我们四个被分配到一户老乡家。这一户人家共有老公母俩，都在七十岁上下，他们热情好客，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现在已是早上五点半钟，我们虽然走路走得很累，但没有休息，找来了一把大扫帚和二把大铁锹，我们四个人不一会儿就把当院的雪打扫完了。扫完雪后，已是早上七点多钟了，我们才上炕睡觉。
我们睡得正香，只听的一声起床号响，都被叫醒了。我们赶紧刷牙吃饭，等吃完了饭已是下午两点钟了。又听到一声集合号声，我们赶紧来到村子中央集合，站成二路纵队。只见武装部的史政委依然神采奕奕地站在队伍前面，他精神饱满，仿佛不知道疲倦为何物。
只听他一连串地喊口号：“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等这一连串的动作做完后。
他开始发表讲话：“同志们，今天咱们拉练已经走到了第四天，总算是走到目的地了。同志们，咱们一会儿参观解放军的一个坦克团，参观完了咱们连夜往回赶路，还是夜行昼宿，从另外一条路上回去。来的时候，我们表现得非常好，有的同志脚上打了好多血泡，还是坚持走路，坚决不上收容车；有的同志在宿营地帮助老乡挑水和扫当院。通过这次拉练，我们学会了站岗放哨，总之，通过这次拉练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以后拉练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下面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立刻出发看坦克去。”史政委说到这，下面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那是对我们这次拉练的肯定和鼓励。
我们大家和武装部的干事张明泽继续北上。大约走了有十里路，就听见一阵轰鸣声，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见一股巨大的黄土夹杂着雪花扬起来一道高大的烟柱，由远而近地开过来了。也看不清到底是有多少辆坦克车组成的车队，它的速度太快了，大概有一百二十迈车。当坦克到达我们团部的大旗下面，只听得“吱”的一声刹车声，坦克稳稳地站住了。有一个坦克手下车看到了我们的史政委，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然后说：“坦克团一营营长帅全营接受参观和指导。”只见史政委也还了个军礼。
史政委说：“柏各庄农场战备团前来参观访问，请营长同志给我们介绍坦克的主要性能。”然后二人走向前去握手。
营长开始介绍说：“这个坦克自重八十五吨，最高时速二百公里每小时，最厚前甲板钢板十六厘米厚，能爬四十五度的坡和过八十厘米的坎......等等。”他给我们介绍完了以后，就立刻进行了演示。起初，坦克慢慢地走，后来就越来越快，简直是比小汽车还快，后来又进行了爬山行走。一直到太阳落山，最后看不到坦克了，只见两道白光和震耳欲聋的坦克声由近而远地消失在我们的视觉和听觉里。
从马头山下参观完坦克，我们就连夜往回走。我们脚踩着有三十厘米厚的雪，走得很慢，这时就觉得两条腿越来越沉了，再加上两只脚都有血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我从路边上捡了一个树枝当拐棍，艰难地前行着。我们一直走到天亮才走了有三十里路，等吃完早饭到老乡家去睡觉，连给老乡打扫当院的精神都没有了。
我倒下便睡着了，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被吃饭号声惊醒。这时，我也不想吃饭，就想睡觉。后来还是张同全叫我才起来和大伙吃的午饭。等吃完午饭，我一头倒下又睡着了，一直到吃晚饭才又起来。人就像是散了架子似的，浑身酸痛无力。但就是这样，我依然坚持着走路，一直回到家。
这次基干民兵的经历，虽然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却让我收获颇丰。它不仅锻炼了我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了。
12 逐梦书途：唐山新华书店的求知之旅
当我拖着疲惫却又满含期待的身躯踏入家门，那颗自白天起就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如一颗坠入深潭的石子，稳稳地落了地。平日里，我的生活被工作与学习填得满满当当：白天，我在木工班里挥洒汗水，与刨子、木料为伴，在“沙沙”的声响中，打造着一件件质朴的木器；夜晚，只要一有空闲，我便如饥似渴地沉浸在书的世界里。然而，手中那三本前苏联的建筑书籍——《房屋建筑学》《房屋建筑结构学》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学》，虽内容精妙，却也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经过长时间如痴如醉的细心研读与反复思考，我在房屋结构和构造方面已掌握了一些初步知识。我知晓了房屋基础是建筑的根基，如同大树的根须，稳稳地扎入地下，支撑起整座房屋；明白了承重墙是房屋的脊梁，默默承受着上方的重量，守护着屋内的安宁；也了解了非承重墙虽不承担主要重量，却如同灵动的音符，为房屋增添了独特的韵律；还有那屋檐，宛如房屋的帽檐，在风雨中为人们遮风挡雨。然而，对于钢筋混凝土结构，我却始终如置身迷雾之中，一窍不通。
这是为何呢？只因我的学历如同一座低矮的山丘，限制了我的视野。我只学完了小学的小数和分数四则运算，面对书中用代数编写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知识，那些密密麻麻的字母仿佛是一群陌生而又神秘的符号，在我眼前肆意飞舞，我却一个都不认识。此时的我，仅仅处于满足看图的初步阶段，还不能算真正会看图。因为我没有学习过画法几何和三视图的知识，就像一个没有地图的旅人，在复杂的建筑图纸世界里迷失了方向。
我内心深知，若想在建筑领域有所建树，急需一本有关建筑制图方面的书来为我指引方向。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有一天，我偶然得知总场汽车队的汽车要到唐山办事。这消息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心中那片渴望知识的黑暗角落。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了开车的师傅曹保望。
我满含期待地问道：“保望叔，你明天到唐山去不？”
保望叔笑着说：“明天到古冶拉毛石，你有事吗？”
我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赶忙说道：“你要是走唐山的话，我打算跟到唐山去。”
保望叔爽朗地答应道：“那好吧，我正好从唐山过，你到市里下车就行了。”就这样，我与保望叔愉快地达成了约定。
第二天，天还未亮，整个世界仿佛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之中。我便怀着激动的心情，匆匆赶到汽车队去找保望叔。当我看到他那熟悉的身影时，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暖流。我迅速坐上他的汽车，踏上了前往唐山的征程。一路上，窗外的景色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在我眼前不断变换。由于我从未到过唐山，心中既充满了期待，又带着一丝紧张。保望叔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特意绕路，将我稳稳地拉到了新华书店门口。
当我缓缓走进新华书店，一股浓郁的书香扑面而来，仿佛是知识的海洋在向我发出深情的召唤。书店里，书架林立，一本本崭新的书籍整齐地排列着，宛如一群等待检阅的士兵。我兴奋地穿梭在书架之间，眼睛急切地扫视着每一本书的书名。这里的书倒是挺多，各种类型的书籍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然而，我转了一圈，却愣是没找到土建制图的书。我的心瞬间沉入了谷底，仿佛从云端跌入了深渊。但我没有放弃，又仔细地找了一番，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那本机械制图的书，如同一位久违的老友，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它虽然是机械制图但是和土建制图一样采用的是正投影原理，也是三视图。
不仅如此，我还惊喜地发现了一本《建筑工人速成看图》。我如获至宝，兴奋得双手都微微颤抖起来，赶忙付了钱，将这两本书紧紧地抱在怀里，仿佛抱住了整个世界。
从那以后，这两本书便成了我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我一有空就沉浸在《建筑工人速成看图》的世界里。起初，那些正视图、侧视图的概念，如同天书一般，让我越看越不明白。每一个线条、每一个角度，都像是一道道难以跨越的沟壑，横亘在我面前。但我的内心深处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就像一只勇往直前的雄鹰，越是困难，越要挑战。我越看越想弄懂，白天在木工班用刨子刮料的时候，我的思绪早已飘到了图纸的世界里。我在心里默默地想：这个刨子从上面看是个什么样子呢？应该怎样用线条把它准确地画出来呢？从侧面看又是个什么样子，又该怎样画呢？从前面看呢，又该怎么呈现呢？
我就这样，将干活与看图紧密地联系起来。无论做什么活，我都会在脑海中构思与之相关的图形。比如，当我锯木板时，我会想象这块木板从不同角度看到的形状，以及如何在图纸上用简洁的线条表达出来。经过一年多如痴如醉的努力，我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已基本上掌握了三视图的基本原理。通过看机械制图，我还初步掌握了一些几何图形的画法，比如正五角星的画法，那五个角如同五把锋利的宝剑，指向不同的方向；还有四心扁圆的画法，那流畅的曲线仿佛是大自然赋予的优美旋律，让我陶醉其中。
这天，我像往常一样，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迈着轻快的步伐，踏上了去木工班的路。阳光如同金色的丝线，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仿佛是大自然为我新一天的学习之旅精心绘制的画卷，在为我加油助威。一路上，鸟儿在枝头欢快地歌唱，仿佛在为我奏响激昂的乐章。
到了木工班，我熟练地拿起刨子，开始刮料。刨子与木料摩擦发出的“沙沙”声，如同美妙的音符，在我耳边奏响。这声音，仿佛是学习进行曲的伴奏，激励着我不断前进。我一边干活，一边在心里默想着看图的要领，每一个动作都与图纸上的线条紧密相连。
下班的钟声刚响，我便如同离弦之箭一般，急匆匆地往家赶。因为那本《建筑工人速成看图》正静静地躺在桌上，仿佛在向我招手，等着我继续探索它的奥秘。夜幕降临，月光如水，洒在书页上，仿佛为我铺上了一层银色的地毯，照亮了我求知的路。我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只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在这宁静的夜晚，我与书为伴，与知识共舞，向着梦想的彼岸不断前行。
13 神经性头痛的求医之路
一九七一年的国庆节，那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假期。阳光宛如金色的丝线，轻柔地洒在大地上，将整个世界都染成了温暖的色调。秋风如同一位灵动的画家，在天地间挥洒着它的画笔，带来丝丝凉意，仿佛在悠悠诉说着秋天的动人故事。
我闲坐在家中，望着窗外那宜人的景色，心中思忖着：趁着这大好时光，去打些鱼给孩子们改善改善伙食吧。孩子们还小，平日里没什么好吃的，能让他们尝尝鲜也是好的。于是，我站起身来，熟练地背起渔网，准备出门开启这场打鱼之旅。
刚一出门，就迎面碰上了启荣。他一脸好奇地问我：“你这是要去打鱼吗？”我笑着回答：“是呀，过节了，孩子们还小，没什么好吃的，打点鱼给他们尝尝鲜。你有事吗？”启荣摆了摆手说：“没有，你和谁一起去呀？”我思索了一下说：“想找丁春勇去。”启荣听后，点了点头赞同道：“那就去吧，有个人照应也好。”
我骑上自行车，悠然地路过丁春勇家。透过院门，我看到他正在院子里认真地扫地。我大声招呼道：“春勇哥，你去打鱼吗？”丁春勇听到我的声音，放下手中的扫帚，抬头看到是我，笑着回应道：“正好我也想去，咱们一起去吧。”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前往六洞子打鱼，因为听说那里的水闸前有鲇鱼出没。
六洞子离家有六里地，我们骑着自行车，风在耳边呼呼作响，很快就到了目的地。到那里一看，空荡荡的，一个打鱼的人都没有。我们把自行车稳稳地放好，拿出渔网，准备下水大干一场。
这时，我们意外地看到电工队的刘佩喜也在那里打鱼。我走上前去，关切地问他：“有鱼吗？佩喜哥。”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刚来，打了几网都没打着，你们也是刚来的吧？”我点了点头说：“是呀。”看着水闸出水口的方向，我灵机一动，建议他：“打不着，你怎么不到水闸出水口的近处去打？”刘佩喜皱了皱眉头，叹了口气说：“出水口的近处，水底下都是石头，拉不上来网，就我一个人，实在不敢去打。”
我心里想着，说不定那里真有鱼呢，于是已经收拾好了网，大步走到水闸出水口的近处，用力扔了一网。网刚扔下去，我就感觉里面有好多的鱼在乱窜，那动静可不像是鲤鱼。我满心欢喜，慢慢地拉网，可拉了一小会儿，就感觉网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地拽住了，怎么也拉不动。我心里一紧，担心鱼跑掉，便准备脱衣服下水。
丁春勇看到我的举动，急忙问我：“启文，怎么了？还准备下水？”我着急地说：“春勇哥，网挂住了。”丁春勇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下说：“你使劲拉，把它拉上来算了，回家再补网。”我无奈地摇了摇头说：“网里鱼太多了，不信你摸摸网纲绳试试。”丁春勇走过来，伸手摸了摸网纲绳，惊讶地说：“真是的，里面有太多的鱼了，那你下水吧，我给你拉着网纲绳。”我感激地说：“哥，不用了，我下水后把网交子用手拢在一起，然后把网交子抱上来就可以了。”丁春勇还是不放心地说：“你刚下去的时候，给你拉着网纲绳。”说着，我就把衣服一件一件地脱完了，只剩了个裤衩。
十月的天气，虽然看着阳光明媚，但一脱衣服，那股凉意还是瞬间袭来，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我先往肚脐上撩了撩水，适应了一下水温，然后小心翼翼地下了水。水并不深，才到我的脖子。我慢慢地走到最深处，感觉脚下有太多的鲇鱼在网里面拼命地挣扎，那股力量透过脚底传遍全身。我在网交子处围着网走了一圈，把网交子都用脚踩到泥里去了，防止鱼跑掉。然后，我用脚慢慢地往一起踢网交子，这时我让丁春勇把网纲绳撒开。
由于我用脚一踢网交子，鲇鱼都跑到网的顶上去了，密密麻麻的。我用脚踢不动了，发觉网里有一块大石头，肯定是这块石头把网挂住了。我憋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到水中捞网。刚一扎到水中，就觉得头嗡嗡地直响，像是有一群蜜蜂在耳边飞舞，但我当时一心只想着捞网，也没太在意，继续用力地捞网。当我把网用两只手抱上岸来的时候，头有点痛，但看到满网的鲇鱼在乱窜，那欢快的模样就像是在庆祝我的收获，我还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兴奋地对丁春勇说：“春勇哥，你快来再撒一网，你看我这一网打多少鲇鱼？”春勇哥看到我网里的鲇鱼后，眼睛都亮了，马上又撒了一网。这时，我穿上衣服，走到鱼筐那里一看，网里的鱼真多，有四五十斤，而且都是鲇鱼。我浑身冻得瑟瑟发抖，牙齿也不由自主地打起寒颤来，但顾不得这些，一直地往鱼筐里摘鲇鱼。等摘完了鱼，我还想再打一网，可这时头痛得厉害，像是有无数根针在扎我的脑袋，我决定不打了，回家。
到家后，启荣一看到我就惊讶地问：“启文，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无奈地说：“在六洞子那里打鱼，渔网挂在石头上了，我下水摘网，可能是头部受凉了，感觉有点头痛就回来了。”我又指了指鱼筐说：“启荣你把鱼拿进去给孩子们炖着吃了吧。”启荣答应一声，就欢天喜地地去给孩子们炖鱼去了。
启荣到鱼筐那里一看，惊讶地说：“你打了一网就打了这么多的鱼？”我自豪地说：“是呀，是在水闸的出水口底下打的。”虽然到家了，但头还是很痛，我随便找了几片过去吃的头痛片吃了下去。吃完了一会儿，头痛稍微好点，但还是隐隐作痛。中午吃完饭，我又睡了一觉，本以为能缓解一下，可头还是痛得厉害。没办法，下午我只好拖着沉重的步伐到总场医院去看头痛。
到了医院，我向假期值班的大夫详细地说了我的病情。大夫认真地听完后，给我开了四五天的药。我满怀期待地吃了药，可头还是痛，那疼痛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并没有放弃，坚持每天晚上看书，试图分散一下注意力，可头还是痛得让我无法集中精神。正好是国庆节，白天在家里也没别的事，我拿起挖锹和斧子，决定到二场一队八农的农渠上去挖树根子，准备冬天生火用。二场一队八农在我们家的西北方向，大约有七八里地的路程。我骑着自行车驮着筐，筐里带着斧子和挖锹，就直奔那里而去。
到了二场一队的八农，由于去年新伐了树，整个农渠上到处都是树根子，就像一个个等待我去征服的小怪兽。我找了一棵树根子好挖的地方，挽起袖子，就开始挖树根子。一开始，我先把树根子周围的土小心翼翼地挖干净，然后用斧子把树根子的树须子都砍断了。
我从小干活就使劲干，从来不会偷懒，这次也是一样，干得热火朝天。当我挖到一半的时候，也就是刚砍树须子就出汗了，汗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流下来。说来也奇怪，汗一出，我的头痛就觉得好受多了，但还是有点隐隐作痛。就这样，我在几天的假期里，每天都早早地来到这里，一挖就是一整天，直到天色渐暗才回家。
国庆节过完了，我又回到木工车间上班了。我趁着休息的时间，跟李队长说了说我的头痛情况，然后又去医院看头痛。到了医院，找了个医生看了看，医生又给我开了点药吃，可吃了几天，还是不见好转。
我越来越着急了，心里忍不住胡思乱想：会不会是脑瘤啊？一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就赶紧跟启荣说：“启荣我想到天津或是北京去看头痛。”启荣听了，也皱起了眉头，担心地说：“是呀，你的头痛都有半个月了，吃咱们医院的药也不管事，还是总那么痛，快到别的医院看看去吧。”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想到天津或是北京的医院去呢？”启荣想了想，说：“那你就到天津去吧，咱们这有去天津的班车，到北京还得去唐山换车，太麻烦了。”
第四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到维修队去请假。我对李队长说：“李队长我头痛都有半个多月了，吃咱们医院的药也不管事，我想到天津去看病。”李队长关切地说：“去吧，你自己行吗？”我拍了拍胸脯说：“行，咱们这活计挺紧的，那还抽得出人去和我看病？自己去吧。”李队长又叮嘱道：“一天回不来吧？你到咱们队上开封介绍信，住旅店用。”我感激地说：“知道了。”然后我就到维修队开了一封住旅店的介绍信。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了床，怀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坐上了去天津的长途汽车。一路上，我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却一直在想着到了天津该怎么看病。到了天津市的汽车总站，我从车上下来，看着这陌生而又繁华的城市，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我从家里来也不知道到天津的哪家医院看头痛，更不知道医院在什么地方。我就知道当天回不来，因为当天没有天津再回来的汽车。汽车站是在天津市的东北角上，我刚一下车就有好几个人举着介绍旅店的牌子，热情地向我围了过来。
我犹豫了一下，问一个看起来和蔼可亲的女同志：“大姨，我跟你打听一下天津市里哪家医院看头痛看得好呀？”那个女同志热情地说：“天津市中医院看的就很好，他们还有脑电图，我有个亲戚也是头痛从那里看完了，吃了十来天的药就好了。”我一听这个消息，心里顿时燃起了希望，高兴地说：“那太好了，市中医院在什么位置？怎么走？住在什么旅店合适？”那个女同志耐心地说：“就坐这个车，一共坐五站车到市中医院下车。”她用手一指前方的汽车站。她又说：“回来你就住在这个旅社。”她又用手一指前方的旅店，接着说：“明早你坐车还方便。”这时我用眼一看，就看到前方的光明旅店。我感激地说：“大姨，就按你说的办。”她又提醒我说：“你把旅馆先登记上吧，要不了回来，怕是没有房间了。”于是，我就先登记了旅店，后到中医院去看病。
旅馆登记好了，我就又坐上天津市内的公共汽车，随着汽车的颠簸，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终于到了市中医院下了车，我抬头一看，天津市中医院也不大，也就是三层楼，有一个小小的院儿，挂号和急诊在一起，还有一个住院楼。我容不得细看，马上就去挂号。我去的时候都有十点钟了，挂号的人还是那么多，排了个长长的队伍，就像一条蜿蜒的长龙，有四五十号人。我焦急地等待着，好不容易排到我了。
挂号的人头也不抬地问：“你挂哪个科？”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是看头痛，你看我挂哪个科好？”挂号的没有回答，就给我要了五角钱，给了我一个号，我一看是脑系科。
脑系科在二楼，我迈着沉重的步伐上到二楼以后，找到了脑系科。还好，前面只有一个人没有看完。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焦急地等待着，感觉时间过得无比漫长。等到前面的那个人看完以后，门口的护士叫我进去看病。我紧张地走进屋内，看到是一个有五十多岁的老中医，他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十分和蔼。医生什么也不问，马上给我号脉，我生怕医生给我看不对，就主动地给他介绍怎样得的头痛的毛病。
我着急地说：“大夫，我来一趟也不容易，你给我做个脑电图吧。”我好说歹说，他才不情愿地开了一个做脑电图的申请单。我拿着脑电图的申请单，像拿着救命稻草一样，匆匆忙忙地去做了一个脑电图。脑电图做完了，我拿回一个脑电图的报告单，报告单上写着：“未见脑器质性病变。”我长舒了一口气，又从做脑电图的办公室回到老中医的办公室。
我把报告递给了他，他把报告看完了，皱着眉头说：“我说不叫你做，故意多花钱，有啥用？”结果他就拿起笔来开了一个中医处方。他一边写一边说：“你是神经性头痛，回家多吃几副草药就好了。”我从天津中医院抓的药，一共抓了七服药，抓完了药，我就又乘坐公共汽车回到旅店了。在旅店住了一宿，第二天我就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家以后，我按照医生的嘱咐，按时吃药。等药都吃完了，神奇的是，病也好了。那困扰我许久的头痛终于离我而去，我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14 做大车的趣事与交情
那天，阳光格外明媚，轻柔的微风如同调皮的精灵，在维修队的院子里穿梭嬉戏，带来丝丝惬意。我们维修队因为伙计众多，承担着主管总场的维修门窗和房屋修缮的重任。不仅如此，若有居民想做家具，维修队也会帮忙打造。如此一来，维修队的木工活儿常常忙不过来，不得不从外面找临时木工来帮忙，而且经常得找好几个。
这一天，四个临时木工来到我们这里一同干活。他们四人虽结伴而来，却来自不同的地方。其中有个年龄约莫三十岁上下，身材魁梧高大，膀大腰圆，浑身透着一股子好力气。这人不仅力气大，为人也十分和善，名叫孙友庆。听他自己说，是初中毕业。
我们两人被分配做马车的上车部分，各自负责一根大车辕子，要将其刨得光滑平整。我们手脚麻利，不一会儿就完成了刨的工作，就等着进行“镜面”处理——用小刨子把面再细致地刮一遍。然而，就在这时，我的小刨子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无奈之下，我只好顺手拿起陈平安的小刨子应急。可没想到，这小刨子根本没法用。因为柞木质地坚硬，纹理又杂乱无章，陈平安的小刨子盖刃与刀刃的间距仅在上方一点，一刮就起毛茬。
我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去修理，还是无法正常使用。最后，只好找来马师傅的小刨子，才顺利完成了刮的工作。即便如此，我还是比孙友庆师傅晚了一会儿完工。
这时，孙友庆笑着说道：“听人们都说启文你的手艺好，又快又精湛，今天这是怎么啦？”我听了这话，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却又不好反驳什么，心里暗自嘀咕：孙友庆呀，你等着瞧，后面有你好看的。由于我们两人要共同完成一辆大车，得由一个人负责画线。
我便对孙友庆说：“孙师傅，你画线吧，我负责刮剩下的车乘子。”
他却连忙摆手说道：“启文，还是你画吧，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做大车的尺寸标准。”
我耐心解释道：“和你们那里的尺寸一样，车辕子长一丈八尺，车厢五尺长。”
我刚想接着详细说说，他急忙打断我：“快别说了，你不是会画吗？那就赶紧画吧。”
我一听，心里暗想：怎么，你还以为我不会画吗？于是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面带微笑地说道：“那我就画。”说罢，我拿起方尺和铅笔，在车辕子上熟练地画了起来。不一会儿，就画完了。
此时，阳光依旧温暖地洒在我们身上。我拿起车乘子准备刮，孙友庆看到后，连忙说道：“启文，还是我来刮吧，你去凿眼。”
我回应道：“还是咱们俩一起凿吧。”我心中暗下决心，非得让他心服口服不可。于是，我拿起乘子和他一起刮了起来。没过多久，就刮完了。
接下来，我们一人一根车辕子开始凿眼。刚开始，我有些担心把眼凿得不合适，便对孙友庆说：“孙师傅，你看看我画的线，乘子是十二厘米，我画的线也是十二厘米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怕他没有做过大车，不知道如何凿眼。
孙师傅满不在乎地说：“我知道。”
我又说：“你比比看。”我是想让他拿起乘子来和线比对一下。只见他拿起乘子，却和眼儿比了比。我看到他比完，也就放心了，自己开始凿起眼来。
这车辕子是柞木的，凿眼采用的是八分眼。车辕子的眼可不好凿，关键在于不能加楔。在组装车的时候，还得有装配应力，所以必须在进乘子的那一面（也就是里面）凿眼时预留二毫米的量；当然，在出乘子的那一面预留一毫米的量；而当中的突出部分，是在进乘子的那一面三分之一的地方预留三毫米的量。
往里打乘子的时候，乘子的前面要砍去三毫米的角，这样能保证乘子安装紧密，因为乘子拉的帽都比辕子长五厘米。我们两人开始凿眼，我凿得很快，因为我的斧子重，而且我扬斧子的高度也高。当然，左手拿凿子的手也得灵活晃动，不能只是前后晃动，不然一会儿就拔不出凿子了。
车辕子一共有七个眼儿，当我把七个眼都凿完一半，准备翻车辕子凿另一面时，我偷偷用眼瞄了一下孙师傅，发现他刚刚凿到第四个眼。我开始凿出乘子的那一面，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就把整个凿眼的工作都完成了。再一看孙友庆，他刚把车辕子翻过来。没办法，我只好一个人倒起了车乘子的帽（这本来是两个人的活计，一人拉上锯，一人拉下锯）。
不过，我的大锯可真好使，一个人拉锯，锯路稳稳当当，不跑线。当我拉到第五根的时候，就见孙友庆师傅过来拉锯了。他往地上一坐，什么也没说，就开始拉起来，不一会儿就拉完了。
接下来，我们两人准备乘车（组装车）。我拿起乘子，正准备往里打乘子的时候，看到了他凿的眼，这一看可把我吓了一大跳。他基本上没有预留量，只是按线凿的，而且当中仅仅随意留了一毫米，这一毫米的位置还参差不齐，有前有后。我心想：这样怎么会有装配应力呢？原来他没有做过大车，可就算没做过，我事先也和他交代了怎样凿眼呀，他怎么能不听呢？
我看完后，忍不住说道：“孙师傅，在凿眼之前，我不是和你说好了预留量是多大，该怎么留吗？你怎么能这么留呢？”
他听完我的话，不以为然地说：“你说得不对，照你说的那样，能打进去吗？往里打吧，没有事的。”我一看他那满不在乎的样子，又听了他说的话，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我无奈地说：“那好吧，咱们往里乘车（组装车），先打哪个呀？”
他说：“先选你凿的那个吧。”于是，我们两人把车辕子下面垫起了八块木块（每块二十厘米乘二十厘米，厚十厘米），每个眼儿的下边两边各放一块。一般来说，乘车都是三个人配合。
于是，我喊了声：“平安哥，你过来给我们帮点忙。”听到我的喊声，平安哥就过来了。
平安哥过来后问道：“启文，你叫我做啥？”
我说：“帮我们乘车呀。”于是，孙友庆负责拿着乘子，平安哥和我哥儿俩负责轮着打锤（打大锤是个力气活，得有休息的时间，不然一个人可受不了）。刚开始，我们用八磅的大锤往里打，打到一半的时候，就打不进去了。再往里打，车乘子根本不往里进，只见锤总是往上蹦。
一见这种情况，孙友庆一阵冷笑，说道：“我就没有听说过用锤打不进去的车乘子，肯定是留的量太大了，打下来用凿子再凿凿眼吧。”我一看这种情况，二话没说，找来一个十六磅的大锤，又在乘子往里进的地方摸上点机油，再把乘子的四角用扁铲刮了刮。
我对孙友庆说：“孙师傅，你扶好吧，我往里打了。”这一回，我真是使出了浑身的劲儿往里打锤，还得想法把锤稳住。只见往下打一锤，车乘子就往下进一厘米，打了三锤以后，一锤往里就只进五毫米了。我一看这种情况，就知道车乘子到了最关键的地方，也就是到了预留量最多的地方。我又仔细地检查了车辕子，发现没有出现任何裂缝，这才放下心来。
就这样，我一锤一锤地打下去，过了好一阵子，终于把这一面都打进去了。我们把车辕子翻了过来，摆正后继续往下打。这回是他们俩扶着带搬着（就是有拧着的时候把它搬过来），由我一个人往里打。这回可好打了，就像是用锤把乘子压进去一样，这大锤根本不用使劲打，一锤就进去很多，不一会儿就打完了。
等我们把车辕子翻过来一看，孙友庆凿的那一面，个个都有缝，乘子安装得一点都不严实；而我凿的那一面，个个乘得非常严，连一点缝都没有。同时，大车一晃，就像是散了架子一般，非常不结实。
孙友庆一看，大脸一红，说道：“郑师父，这怎么办？”我说：“这是小事，车乘上没有劲儿才是大事。”边说，我和陈平安一个人拉，一个人推，很容易地把车扭得不在一个平面上了。
孙友庆着急地说：“这可怎么办呀？”这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只好找来李队长说明了情况。
李队长看完后，语重心长地对孙友庆说：“友庆呀，看来你没有做过大车，下次注意吧，这一回就凑合着用吧。”
李队长接着又说：“你们把车摆平了，在友庆凿眼儿的那一边，浇上一大壶开水就可以了。”我立刻找来了一大壶开水，往孙友庆凿的眼那边浇去。只待了一会儿，只见整个车上的眼儿都严丝合缝了，看不到有缝了。
接下来是制作车厢，我们两个人在同一个车上凿眼儿。可孙友庆怎么也凿不了，刚想往下打斧子凿眼，我这边一凿，他的凿子就稳不住了，干脆一下也凿不了。他急得满头大汗，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一边凿眼，一边看着他着急的样子，心里暗想：叫你吹牛皮，看不起人，这回知道厉害了吧。我正想告诉他解决的办法，就听他说：“郑师父，你的凿子一凿，我的凿子连稳都稳不住就蹦了，这是怎么回事呀？郑师父，快告诉我怎么办呀。”我一看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心一下子就软了。
我说：“孙师傅，你拿凿子来我看看。”他一听说要拿凿子，赶紧把凿子拿来。我接过来一看，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我说：“你把你的凿子磨一磨，磨成两头高中间低，你磨磨看行不行。”听我这么一说，他立刻跑去磨了凿子，然后回来。再和我在同一个车上凿眼儿试了试，这回就好了。他这个人就是爱显摆，一边做着大车，还是不停地吹嘘自己。
孙友庆突然说：“郑师父，你会画五角星不？”
我说：“会，你呢？”
孙友庆得意地说：“我也会。”我又说：“你会几种画法？”
他说：“会一种还不行？难道你会的很多么？”我一看他那自高自大的样子，心中不禁想逗逗他。
我就说：“我目前会三种。”他一听，顿时有点着急，赶紧问怎么个画法。我本来不想告诉他，可一看到他那种急切的表情，就有意透露一点。我说：“1、用圆规画五角星；2、用直尺画五角星；3、用系数法在圆周上画五角星。”他听完后，连连点头，眼中满是敬佩。从这以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15 文化馆修门窗的难忘经历
维修队在总场里那可是出了名的多面手，不仅承担着总场各类房屋的维修重任，偶尔还会应人所求，帮忙打造些家具。
这不，一天刚上班，李队长就把我叫到跟前，说道：“今天你带齐这些家伙什儿，去文化馆修理门窗。”
说起这文化馆，它其实就是总场的图书馆，宛如一座知识的殿堂，藏书极为丰富。馆内的书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书籍，涵盖了小说、农业、工业等各个领域，仿佛是一个综合性的知识宝库，静静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去汲取。然而，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无情地冲击着这座知识的殿堂。许多珍贵的图书被无情地列为禁阅之物，图书馆也无奈地闭馆封存，往日热闹的景象瞬间消失不见，只留下一片寂静与落寞。
我背着工具，怀揣着对文化馆的些许好奇，一路来到了目的地。初到文化馆，面对这座略显陈旧却又充满神秘气息的建筑，我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从何处开始修理门窗。于是，我径直走向大办公室前那间标有“文化馆办公室”字样的房间。
我轻轻敲了敲门，然后推门而入，开口问道：“请问文化馆馆长的办公室在哪儿？”
话音刚落，一位戴着眼镜、四十岁左右、身材瘦削却精神抖擞的男子抬起头来，微笑着回应道：“你有事吗？我就是文化馆的馆长。”他的声音温和而沉稳，给人一种亲切而可靠的感觉。
我赶紧说明来意：“馆长您好，我是维修队的，是来修理门窗的，不过我不知道具体该在哪儿修。”
馆长听后，点了点头，确认了我的任务，随后唤来两位女同志，一位叫小郑，一位叫小李。
他微笑着对她们说道：“带这位小师傅去图书馆修理门窗吧。”
小郑听后，脸上露出一丝疑惑，问道：“图书馆不是封着吗？怎么进去呀？开门不就等于启封了吗？”
馆长耐心地解释道：“门坏了也不能不修呀，我已经和相关部门打过招呼了，你们放心去吧。”
图书馆距离文化馆办公室大约三四百米，我们三人一边慢悠悠地走着，一边愉快地聊着天。从交谈中，我得知戴眼镜的馆长叫叶枫。而小郑和小李都已二十五岁，并且都已成家，她们的脸上洋溢着生活的幸福与满足。
走着走着，我心中突然涌起一个念头，如此大的图书馆，藏书众多，难道连建筑方面的书都没有吗？于是，我忍不住问道：“馆里的图书都集中存放在图书馆里吗？有没有建筑方面的书呀？”
小郑轻轻摇了摇头，说道：“都放在一起，至于有没有建筑书，我们平时也没留意过。”
我又接着说：“要是有的话，能不能借两本给我看看，就借两天，看完我保证马上就还。”
小郑面露为难之色，说道：“我们可做不了主，这借书可不是小事，我们不敢随便借呀。”
我仍不死心，央求道：“我和你们领导也不熟，实在不好意思开口，你们就帮个忙，借我看看吧，我保证不会弄坏的。”然而，二人只是沉默不语，见她们如此坚决，我也只好作罢。
但心中那股倔强劲儿却上来了，暗想：如此说也不行，我非得“制裁”她们一番不可。不过，这“制裁”的念头也只是在我心里一闪而过，并没有具体的计划。
不多时，我们便来到了图书馆。这座曾经热闹非凡的知识殿堂，如今大门紧闭，周围一片寂静。我先绕着房子仔细查看了一圈，目光在每一扇门窗上停留，初步确定了维修范围。随后，我们打开门，逐一排查门窗的损坏情况，心中渐渐有了底数。经过一番检查，我发现个别门窗损坏并不严重，只需加些楔子、钉上铁三角就能修好。
然而，因为之前借书的事，小郑和小李对我似乎多了几分警惕。她们二人连上厕所都不敢一同前往，而是轮流看着我，生怕我趁机偷书。每次看到她们那小心翼翼的样子，我心中既觉得好笑，又暗暗坚定了“制裁”她们的决心，当然，这所谓的“制裁”不过是想逗逗她们罢了。
临近中午，原本有些阴沉的天空渐渐放晴，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图书馆的外墙上，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斑，仿佛给这座古老的建筑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此时，我已将南面两扇窗户摘下，开始认真地修理起来。可还没修到一半，时钟就敲响了十二下，不知不觉已经到中午了，我的肚子也开始咕咕叫了起来。
我准备收拾工具回家吃饭，小郑和小李见状，顿时着急起来。小李连忙说道：“师傅，这样不行呀，窗扇都卸了，窗户敞着，万一丢了东西或者进了雨水怎么办？”
我思索了一下，建议道：“要不你们留一个人看着，另一个人去吃饭，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吗？”说完，我背起工具，便大步流星地回家了。
下午，天气突然转凉，一阵轻柔的风轻轻吹动着图书馆的窗帘，窗帘如波浪般轻轻起伏，仿佛在诉说着往日的故事。我再次来到图书馆，继续修理剩下的窗户。刚一进门，便看见小郑仍静静地坐在窗下，她的眼神有些疲惫，但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我走上前去，关切地问道：“你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小郑抬起头，微笑着答道：“一个中午了，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听她这么说，看着她那略显憔悴的面容，我心里突然一阵愧疚，觉得她挺可怜的。原本想要“制裁”她们的念头瞬间烟消云散，我决定不再逗她们了，还是安心把门窗修好才是正事。
于是，我更加专注地投入到修理工作中，手中的工具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仿佛是在为这座图书馆奏响一首复苏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