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油厂做小工
一九六二年的时光长河中，我，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踏入了油厂，开启了一段满是艰辛与汗水的小工生涯。
油厂实行三班倒的工作制度，而我，被分配到了前夜班，工作时段从下午四点直至夜间十二点。头一天上班前，父亲带着我来到厂里，与班长说明情况。班长看着我这稚嫩的面庞、瘦小的身躯，眼中满是担忧，怕我难以承受这份工作的强度。
班长严肃地问道：“你要来做小工，主要任务就是背每袋一百斤的豆饼，你能背得动吗？”
我心中虽有些忐忑，但仍鼓起勇气回应：“可以先让我试试嘛？”
班长思索片刻后说：“行，你先背背试试。”我赶忙拿起一条麻袋，脚步匆匆地来到榨油机出豆饼的地泵旁。我熟练地将麻袋口撑开，稳稳地放在地泵上，眼睛紧紧盯着麻袋，等里面装满一百斤豆饼时，师傅迅速把下料口的闸门推上。我深吸一口气，背起麻袋，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前走去。
师傅在一旁看着我，说道：“你放下吧，看你背麻袋的架势倒是能背得动，就怕你没有长劲儿，明天你来上班吧。”就这样，父亲为我找好了这份工作。
第二天，我依旧要等待下午四点的班。从油厂回来后，我来到学校，心情沉重地向老师诉说了自己的情况。
老师听完后，语重心长地说：“你想白天上学，晚上到工厂里做小工？时间
一长，你肯定吃不消，你自己好好决定吧，是继续上学还是去做小工？”听了老师的话，我心里一阵酸涩，想到自己年纪尚小，却要面临如此艰难的抉择，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哭了好一阵子，我哽咽着说：“老师，我不上学了，退学吧。我妈临死前家里欠下了四五百元的债，我家里实在太缺钱了。”
老师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唉，也只有这样了。”就这样，我退学了，从此告别了校园，过早地步入了社会。
一九六二年的十月十九日，我正式开始了在油厂做小工的日子。虽说我的班次是下午四点，但三点就得赶到厂里，为下一个班准备好充足的原料。我们班一共有十个人，分工明确：一个人负责烧锅炉、一个师傅看炒锅、两个师傅看油炸、一个班长、两个小工背豆饼、两个小工给炒锅上料、一个师傅管修理。
三点钟一到，我们便开始忙碌起来。我们把装有大豆的麻袋从仓库里用小车推出来，推到车间后，再把大豆从麻袋里倒出来，用铁锹把大豆堆放整齐。倒料的工作主要落在我们四个小工身上。
倒完料后，班长说：“别倒了，够咱们班用了，你们等着接班吧。”没过多久，上一个班就下班了，我们正式接班。我和另外一个小工负责背豆饼，我们穿上由蓝色劳动布制成的工作服，由于衣服是工人们穿过的，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油腥味。我穿在身上有些大，便把裤腿卷了起来。
一开始，我把麻袋往泵上一放，等装满一百斤时，我熟练地一推闸门，背起麻袋就往库房走去。库房离出豆饼的车间有五十米远，等我把豆饼倒完再往回走，差不多下一个豆饼就接好了，整个过程就像流水作业，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要是赶上上厕所，就得一路小跑。时间短还能坚持，时间一长，只觉得两腿发软，眼前直冒金星。
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晚上八点钟了。按照班里的规定，上班四小时可以停车半小时，让大家连吃饭带休息。由于是第一天上班，我对情况还不太熟悉。我带的是四个馒头，一看别人带的全是米饭。
他们把米饭盒放在油炸锅底下，等着接豆油。等豆油放得差不多了，再放上点酱油，那香味瞬间弥漫开来。因为大豆是炒锅炒熟的，所以油也是熟的，闻起来格外诱人。我的伙伴和我换了两个馒头，他把半盒米饭给了我。
我一吃，用豆油和酱油拌和的米饭简直太好吃了，又香又有咸味。不一会儿，我就把米饭吃完了。
等大伙都吃完了，开工的时间也到了。于是，我又接着背起豆饼来，这回背起来比上回还累，因为豆饼要背到豆饼堆上，而豆饼堆上斜放着快脚手板，人得背到上面才能倒麻袋。
到了十点钟，我累得汗流浃背，口渴难耐，赶紧四处找水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很快就到了夜间十一点半钟。班长一声令下：“停车！”我心里一阵欢喜，心想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可刚要坐下休息，班长又说：“你们两个过来。”他指了指我和我的伙伴，接着把披肩帽和鞋盖给了我们一人一副。
这时他又说：“你们到锅炉房去把锅炉底下的炉灰给清上来。”说完，我们两个人一人拿一把平锹，朝着锅炉房走去。到了锅炉房一看，锅炉底下还有亮光，这说明炉灰还没有彻底凉下来，现在还不能清，还得再等一会儿。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坐在锅炉旁边休息。
过了一会儿，我们才小心翼翼地下到锅炉底下去清炉灰。到锅炉底下一看，不但有灰，还有白色的小石块。我们一边清炉灰，上面的锅炉一边往下掉还没有烧透的炉灰，带着红色，热得发烫。
所以我们两个人只好弯着腰、低着头，一边往上清炉灰，还得时刻躲着由锅炉里掉下来的红色发光的炉灰。因为锅炉底下空间太小，不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累得满头大汗。
班长说：“你们上来休息一会儿吧，叫他们两个下去。”他指了指另外的两个人。他们又清了有十分钟就完工了。
清完了炉灰以后，烧锅炉的丁师傅问我：“你吃的啥饭？”
我说：“我今天拿的馒头，不如米饭好吃。”
烧锅炉的丁师傅笑着说：“怎么不好吃？”
我说：“米饭能用咱们生产的豆油再加上点酱油，可好吃了。”
烧锅炉的丁师傅说：“明天拿馒头来我教给你怎么弄，保证比米饭好吃。”
我说：“行，明天拿来你可得管呀！”
他笑了笑说：“你就明天拿来吧。”说完，到十二点我们就下班了。
第二天，我依旧来到油厂做小工。中午吃的馒头，我留下了四个当作夜班饭。还是和第一天一样，先给炒锅那边倒大豆，然后正式开工。和第一天一样，还是我们两个人背豆饼。经过一天的共同劳动，我一问才知道，和我一起背豆饼的同伴叫赵有生，他的个子长得和我差不多少，干活也十分卖力。
今天，我把拿来的馒头给了烧锅炉的丁师傅。我说：“丁师傅，我把馒头拿来了，给你。”
丁师傅说：“你别给我，你把馒头一掰两半，到榨油机底下去接油，接完了给我再拿来。”
我说：“还是你去接吧，我和看油炸的不太熟。”我说完，丁师傅就拿着饭盒和四个馒头去找炸油的师傅。他把馒头往锅炉底下一放就不管了。
他说：“你去忙你的吧，等休息时再来吃饭。”
等到我们休息吃饭时，他才把馒头拿出来。我一看，馒头烤得焦黄，上面有一层硬壳，闻起来香极了，像是用油炸过似的。我给了赵有生一个，丁师傅一个，自己还剩两个。当时我往嘴里一嚼，香极了，又香又脆，真比油炸饼还好吃。吃完饭休息了一会儿，就又上班了，还是和昨天一样，最后是我们俩把炉灰清上来，然后就下班了。
在这段油厂小工的日子里，我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但也在磨砺中逐渐成长，学会了坚强与担当。
2 给理发馆挑水
从油厂下班后，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一头倒在床上便沉沉睡去。这一觉睡得格外香甜，直到上午九点钟，刺眼的阳光透过窗户的缝隙，才将我从睡梦中唤醒。
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起床后，望着空荡荡的屋子，竟不知该做些什么。简单地洗了洗脸，胡乱吃了点饭，便决定出门走走，散散心。
刚走到街上，就碰上了我们老家一个村的郑风太。按照村里的辈分，我该叫他二爷爷。二爷爷看到我，关切地问道：“小青，你怎么没去上学呀？”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二爷爷，我妈妈走后，家里落下不少饥荒，我得挣钱还债，没办法再上学了。”
二爷爷听后，皱了皱眉头，思索片刻后说道：“那你不上学了，能不能来我们理发店挑水呀？”
我有些犹豫，回答道：“二爷爷，我刚到油厂做小工，怕是不太行。”
二爷爷赶忙说道：“我们理发店每天用一缸水，大概一个小时就能挑完。你考虑考虑。”
我心里盘算着，便问道：“那你们给多少钱呀？”
二爷爷伸出手指，比划着说：“五分钱一担水，一天挑七担，总共是三角五分钱。”我一听，心里琢磨着，这可比在油厂做小工的工资还高呢。在油厂做小工，一天八个小时，才挣一元贰角，算下来一小时也就一角五分钱，而挑水一小时能有三角五分钱。
想到这儿，我咬了咬牙，说道：“二爷爷，我去试试看能不能挑得了。”
二爷爷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走，咱们现在就走。”说完，我们便朝着理发店走去。
理发店里还有两位师傅，一位是李风桐，李凤桐是共产党员理发馆的领导，另一位是侯瑞昌。巧的是，侯瑞昌老家也是我们村的。到了理发店，二爷爷对李风桐说：“我把小青找来了，帮着咱们挑水。”
李风桐看了看我，说道：“好哇，就叫他先试试吧。”
我赶忙从门旮旯拿起扁担和水桶，挑起就往水井走去。水井离理发店大约有五百米，就在供销社的院子里。理发店和供销社在同一排房子，而且理发店还隶属于供销社管理。
到了水井那儿，我看到是一个二米乘二米的方蓄水池，可水面离地面还有二米高，得用扁担摆水才能把水打上来。我试着摆了摆扁担，心里直发怵，自己从来没摆过，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力。这可怎么办呢？我眉头紧锁，苦苦思索着。突然，一个念头闪过脑海，能否用细绳把扁担钩和水桶的横梁儿拴上呢？
说干就干，我赶紧找来小细绳，小心翼翼地把扁担钩和水桶拴上。一试，果然水桶掉不下来，水桶里的水慢慢摆满了。我又用同样的方法，摆满了另外一只桶。就这样，我挑着水，一步一步地往理发店走去。
到了水缸那里，我又犯了难，还是不能正常倒水，只能把扁担放下，用手提起水桶往缸里倒。就这样，我挑了七担水，终于把水缸挑满了，一共用了一个半小时。
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问道：“二爷爷，这样行不？”
二爷爷满意地点点头，说道：“可以，往后你就天天来挑水。”
我高兴地说道：“好呀，我保证天天来挑水，可是我不能定什么时候来，我下班有空就来，但是保证你们的用水。”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然而，生活总是充满了变数。一年收上来的大豆，只够油厂生产两个月，大约十一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一月中旬，油厂就差不多生产完了。油厂没有原料，不能继续生产了，而我干的是临时工，随着也就没了活计。
这可怎么办呢？又是个大冬天，都快到十二月份了，外面寒风凛冽，我左思右想，也想不出有什么事可干。
父亲看着我愁眉苦脸的样子，说道：“没事你就去拾草吧。”
我无奈地说道：“爸爸，你叫我去拾草，咱家里没有镰刀，你得到集上去买一把。”
父亲二话不说，就回老家“双港”买回来一把打镰。这是一种可以用双臂抡起来使用的大镰刀。我按上把，试了试，感觉很好用。第二天，我便带着打镰，踏上了拾草的征程。
我沿着村边的小路，一边走一边寻找着干草。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但我顾不上这些，心里只想着多拾些草，好补贴家用。我仔细地搜寻着每一个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丛干草。遇到大片的干草时，我兴奋不已，挥舞着打镰，快速地收割着。不一会儿，背上就背了一大捆草。
虽然生活充满了艰辛，但我依然怀揣着希望，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前行着……
3 拾草
在记忆的深处，冬天总带着一种别样的清冷与寂寥。那时，小草褪去了往日的生机勃勃，不再有绿茵茵的俏皮模样，而是变得灰黄灰黄的，仿佛被岁月抽走了精气神。小树也不再是往日高大挺拔的身姿，被西北风肆意吹拂着，弯下了腰，宛如一位位年迈的老人。狂风呼啸而过，树枝不停地颤抖，发出“咯吱咯吱”的求救声，那声音在寂静的冬日里显得格外凄凉。
原本翠绿的叶子，如今也变得枯黄，一阵风吹过，叶子便缓缓飘落，宛如一只只黄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
望着眼前这萧瑟的景象，我的心里满是凄凉。我，一个十三岁（实际十二周岁）的大孩子，在这个本应无忧无虑的年纪，却早已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同龄的普通人家孩子，还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学习，享受着童年的欢乐，而我，不是在做小工，就是在拾草。
命运啊，为何如此不公？想到这里，我不禁“唉”了一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几滴热泪终究还是忍不住滑落。我匆忙擦去眼泪，告诉自己，生活还得继续，反正这草是一定要拾的，想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拾草，通常都是去南边的四场三队、四场六队，或是四场二队。去往那里的路上，会经过一个排水渠和一个用水渠。冬天里，这两个渠里的水都结了厚厚的冰，过人自然是不成问题的。
那一天，我出门去找丁春勇和丁春海一起去拾草。我在庄西头找了很久，才找到他们。他们正在那儿玩扔坑儿，那是一种小孩子们乐此不疲的游戏。
我走上前去，说道：“春勇哥，咱们到四场去拾草吧，你们去不去？”
丁春勇抬起头，应道：“去，拿着镰刀还不行？”
丁春海也附和着：“也就是拿着镰刀，拿别的也没用。”
我赶忙说：“行，咱们哥儿仨都去吧。”不一会儿，我们都拿好了镰刀和捆草的绳子，便出发了。
我们从冰上走过去，这样能近一些。那排水渠也叫咸水河，它与渤海相连，水位受涨潮落潮的影响。用水渠里的水则是从滦河引过来的。过了这两道渠，便进入了四场的境内。当时，大家都把去拾草叫做“开权”。
我和小伙伴丁春海、丁春勇一路走到四场三队的二农。一看，排水毛沟里的芦苇上半截已经被人家割去当柴草了，只剩下下半截，大约有八十厘米高，而且长得还很密。我选了一条排水毛沟，它宽约一米，沟深八十厘米，沟底下还有冰。我站在冰上，用打镰割芦苇根。
由于空间有限，只能是一半一半地割。割完这一半，再割那一半。等我割完这条长达五十米的排水毛沟里的芦苇根，仔细一看，这量够我背一趟了。于是，我用打镰把芦苇根划拉到一起，不一会儿就全划拉完了，接着我便用绳子把苇根捆了起来。再看丁春海和丁春勇，他们也都已经捆好了。
丁春勇喊道：“启文，拾完了吗？咱们回家吧。”
我笑着回答：“完了，不回家还住这儿？”说完，我自己先笑了。我们哥儿仨就都背起草来，刚一背上，就感觉重得像背着一座山似的。
我拿去的绳子还很细，感觉都要勒进肉里了，两个肩膀也疼得好像要掉下来一样。我知道是我拾得太多了，但事已至此，我把牙一咬，硬是背着草往回走。
要走回去，还得过两条水渠，一条是用水渠，一条是排水渠。我们走到渠边上，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地过。到了沟边，我们先休息了一会儿。休息过后，便是一个人背着草，一个人在前面拉，后面一个人推着，好不容易才过了渠。
等过完了这个用水渠，还有那个排水渠。等我们三个人都过完，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分钟，此时我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丁春海看着我，说：“你背得太多了。”
我喘着粗气回答：“是多了，可是你们背得也不少哇。”
丁春海无奈地说：“咱们背得这么多真是受不了，以后咱们都少背点，勤来勤去搬倒山么。”
我一边揉着肩膀，一边说：“我的绳子也不行，绳子太细太勒肩膀，回去后叫我父亲从商店里买一条麻绳，麻绳粗，背起草来不勒得慌。”我们一边说着，一边背着草继续走，好不容易才到家。
回到家，父亲一看我拾的是一大捆芦苇根，便说：“小青，你背得太多了，以后少背点。”
我疲惫地说：“知道了，爸爸，你到商店里给我买一条麻绳儿吧，这条绳子太细太勒肩膀。”
父亲心疼地说：“我看看你的肩膀刹坏了吗？”一边说着，一边让我把棉袄脱掉，一看，两个肩膀上都刹出了一条血痕。
父亲关切地问我：“痛不痛？”
我故作坚强地说：“没事的，过一两天就好了，都得有这个过程。”
下午，父亲从商店里买回来一条青麻绳，这条绳子有六米多长，比大拇指还粗，用手一摸，还不硬。我一看，这是一条好绳子。下午我就没去拾草。
吃完了晚饭，父亲说：“小青，咱们去拾草吧。”
我立刻回应：“好，我去。”不一会儿，郑风太、候瑞昌也来了，我们爷儿四个就出发了。我跟在大人们的后面，一路小跑，累得满头大汗。翻过两条河，就进入了四场境内。天不算黑，还有月亮，大伙一边走，一边讲起了鬼故事。我从小就胆小，听了心里非常害怕，但又不好意思表现出来。
时间过得真快，一会儿就到了我们白天拾草的四场三队的二农了。
我说：“到我们拾草的二农了，爸爸你看行不行？”
我父亲四周走着看了看，说：“不行，没有多少了，还是留着你们白天拾吧，再往前走走看。”我们大伙继续往南走，走到八农时，看到一大片盐碱滩，上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大约有八十厘米高的黄绪草。
我父亲看了看，高兴地说：“咱们就在这儿拾草吧。”
大伙都说：“好吧。”于是，我们爷儿四个就在那儿开始拾草。我们爷儿四个，除去我拿的是打镰，别人拿的都是小镰刀。
我说：“咱们爷儿四个合作拾草，我的打镰打得快，你们看我一打一大片，你们给我从后面往一起捆草。”
我父亲说：“可以，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得用小镰刀拾一会儿。”
我说：“可以。”于是我们就开始了。我先用打镰，打一半，以后再打那一半，两边都往中间打，一会儿就打了有二十多米长。
我说：“爸爸你别拾了，你快收拾着捆吧。”我父亲答应了一声就去捆草了。不一会儿，我就把四个人的草都割完了。因为我个头小，父亲还特意给我捆了一个小捆，怕我背着费劲。我用手一试，可比上午的轻多了。
我望着父亲，说：“爸你给我捆得太少，不够我背。”
父亲说：“差不多少，看你上午把两个肩膀勒的还有两条血痕。”我听父亲说完，只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就不再说什么。我把父亲给我捆的草一背，或许是因为草轻的缘故，看捆的比上午的还大，可比上午的轻多了。我们爷儿四个边走边说话，无非还是讲鬼故事。
我起初是走在最后面，可一讲鬼故事，我就和风太爷换了位置到第三位。虽然刚背上觉得很轻，可时间一长，还是两腿发软，两条胳膊像是刀割的那样疼痛。真是百里无轻担呀，走了好大一会儿，才走到用水渠边上了。我父亲一看我累得满头大汗，便说：“咱们休息一会吧，你们看小青累得走不动了。”说完大伙就坐下靠着自己的草休息。我父亲他们爷儿仨拿出烟卷就抽了起来。
我看到后，赶紧说：“嗨，草着了火呀，都跑不了！”
父亲笑着说：“没事的，我们多加小心就是了。”一会儿休息完了，我们还是和上午一样，一个人一个人地过沟。不一会儿，我们都过去了。到家里还有二里多地，我们背着草还是边走边说，觉得不一会儿就到家了。到家里一看，已经是夜间十二点多钟了。
这段拾草的经历，就像一颗深埋在岁月土壤里的种子，虽然早已过去，但每当回忆起，那些画面、那些感受，便会如春日里的花朵般，在我的心中悄然绽放，带着生活的酸甜苦辣，成为我生命中无法磨灭的印记。
4 学织网
那是一九六二年的寒冬，凛冽的北风如一头头凶猛的野兽，在天地间肆意咆哮，似乎要将这世间最后一丝温暖都吞噬殆尽。日子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流淌，眼看着这寒冬就要走到尽头，可生活的寒意却依旧如影随形。
油厂里，小工的活计每年从十一月份便拉开了帷幕，一直要忙碌到第二年的一月中旬才宣告结束。这短暂的工作时光，就像黑暗中的一点微光，虽能带来些许收入，却难以照亮整个家庭的未来。给理发馆挑水的活儿，一天不过几担水，终究不能成为长久之计。当春天的脚步渐渐临近，一个现实的问题如巨石般压在我的心头：春天该去干啥呢？
我苦思冥想，脑海中如电影画面般不断闪过各种可能的生计。突然，一道灵光如闪电般划过，我想起每到春夏季节，大人们总会拿着渔网，兴高采烈地到河里去打鱼。那波光粼粼的河面，那欢快的捕鱼场景，仿佛在向我招手。
于是，我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渴望：我也要自己学着织网，等到了合适的时节，也能像大人们一样，到河里去大显身手，说不定还能为家里增添一份收入。
当我满怀期待地把这一想法告诉父亲时，父亲微微皱起了眉头，眼中闪过一丝忧虑：“好是好，但是咱们买不起网呀？”
我赶忙解释道：“不是买网，是我自己学着织网。”
父亲又问道：“那得多少钱呀？”
我胸有成竹地回答：“得用一斤半尼龙线，大约得花三十元，一斤桐油花两元钱，别的不用花钱，自己找就行。我现在也没什么别的事，正好可以学着织网。”
父亲听了，沉思片刻后说：“我原来想，要是买网就买不起，一条网怎么也的八十元钱呀。我每月肆拾贰元的工资，出去咱们爷儿四个吃饭，还得供小海和淑琴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你这么一说，还差不多少，那明天求人到天津去买吧。”
我一听，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高兴得怦怦直跳，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织好网，在河里收获满满的样子。
然而，等待尼龙线的日子里，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那么漫长。终于，尼龙线买来了，可当我看到那线时，心瞬间凉了半截。这线太粗了，是九股尼龙线，单股就能拉起一桶水。而“我”知道，人家大多数人都是用六股尼龙线织网，个别的还有用三股尼龙线织的。
我望着那粗粗的尼龙线，老半天没说话，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各种滋味涌上心头。父亲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立刻安慰道：“粗点粗点吧，还省的网老破，总是补网。”
我听了，也没再说什么。父亲开始手把手地教我织网，从起网头开始，耐心地讲解着：“网是‘插一五’（大约1寸）的网眼。”接着，又教我怎样拿梭子织网，怎样升升，织网时怎么用五眼二升。可那些专业术语和复杂的技巧，就像一团乱麻，在我的脑海中越缠越紧，让我越听越糊涂。
我焦急地说：“爸爸，你就手把手地教我吧，我听不明白。”
父亲看着我那迷茫的眼神，无奈地笑了笑：“好吧，咱们现在开始。”
说完，父亲便亲自示范，每一个动作都那么娴熟、那么精准。我紧紧地盯着父亲的手，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我终于学会了织网，只是速度慢得像蜗牛爬行。但我没有放弃，坚持每天晚上织到十二点钟。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手指被梭子磨出了茧子，眼睛也因为长时间盯着网而布满了血丝，但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网织好。
终于，网织完了。我和父亲一起把网立着挂起来，然后坠上一块大石头，足有一百多斤重。父亲说要把织网织的网扣都坠实，这样网才能更加结实耐用。就这样，网在石头的重力下坠了三天三夜。
接下来，是制作网铰子。一般网铰子是用铅铸的，可家里哪有钱去买铅呢？父亲从汽车队找来了废电瓶，用它的铅化成水以后铸网铰子。又找来铸铰子用的模子，我们爷儿俩在外面搭了个小灶子，生起火来。那熊熊燃烧的火焰，仿佛是我们心中的希望之火，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大约过了三个小时，网铰子终于铸完了。
我用尼龙线打好了网的铰绳，然后把网铰子按装在网铰绳上。接着，又用线绳打了十五米长的纲绳，买了一斤桐油，同时在桐油里加两个鸡蛋清，说这样作油出来的网不脆有弹性。
我把桐油放在一个大盆里，小心翼翼地把鸡蛋清放进去，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接着，用手把桐油一点点地往网上搓，每一个动作都那么专注、那么认真，仿佛在雕琢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一直到父亲说好了为止，“我”才停下手来。
然后，我们把网挂了起来，再把网的四角支好，让它在阳光下尽情地晒着。整整两天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去看望那张网，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终于，网晒干了。
父亲看着那张网，满意地说：“网是织好了，油也油好了，可得下水试试，不下水的话就把网烧毁。可是大冬天往哪里下水呀？”
我灵机一动，说道：“大铁盆里放上水，把网放进去，只要水面把网盖住就行。”父亲听了，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便找来大铁盆往里放水，就要往盆里放网。
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赶忙说：“爸爸等会儿，咱们用称，称一下网是多少斤呀？”
父亲笑着摇了摇头：“那还用称？一斤半的网线，八斤半的铰子，二两的铰绳，半斤的纲绳，总共是十斤七两呗，那还用称？”
我虽然觉得父亲说得有道理，但还是坚持道：“不称也行。”说完，便把网放到盆里，里面又放满了水。网在盆里静静地躺了一天，仿佛在享受这最后的“沐浴”。拿出来挂上晒干后，我小心翼翼地把网收起来，等待着有鱼的那一天，期待着它能在河水中大展身手，为家庭带来希望与收获。
5 卖大米
还有一个月就要过春节了，家里的柴草已经堆得像小山似的，足够烧上一年。之前在理发馆挑水的活儿，我也决定不干了，可接下来做什么呢？就这么干待着，心里着实发愁。说来也巧，就在我满心迷茫的时候，姑父来了。姑父名叫裴向唐，是丰南县小集公社西纪各庄村人。
父亲看到姑父来了，便说道：“小青最近没事可做了，你带着他做点小买卖去吧。”
姑父爽快地回应：“那正合我意，我也正闲着呢。咱们爷儿俩先去卖花生，等花生卖完了，再做点别的小生意。”
父亲接着说：“我也没啥本钱，就先拖一百斤大米去卖，卖大米的钱就当本钱吧。”
姑父点点头：“行，就拖一百斤大米。”
父亲又转过头来叮嘱我：“你姑父带你去做小买卖，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可别耍小孩子脾气。”我赶忙答应：“行，啥时候出发呀？”
父亲说：“下午你们就走，明天是前营集，正好赶集把大米卖了。”
我有些犹豫地说：“行是行，可我要是骑自行车，家里就这一辆自行车，你上班咋办？”
父亲毫不犹豫地说：“你先骑去，我上班走着呗。”
我们家那辆自行车是青岛生产的，带脚闸，翘把、拉铃，骑起来十分轻快。当天下午，我和姑父各自驼着五十斤大米，从柏各庄农场出发前往姑父家。姑父家在丰南县小集公社西纪各庄，一路上，我们沿着乡间小路骑行，三个小时后就到家了。
姑姑一看到我，笑着说：“小青，你来了？”
我赶忙回应：“来了，我爸让我跟着姑父做点小买卖。”
姑父接着说：“明天钱营集上先把大米卖掉，再买点花生去卖。”
姑姑也高兴地说：“好呀。”
第二天，是阴历腊月二十，前营集的日子。吃过早饭，姑父和我骑着自行车驼着大米去赶集。纪各庄距离钱营集还有十五里地，一路上都是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钱营村南面有一条大河，河面宽有四五十米，水不算深，一眼就能看到河底，河水缓缓流淌。虽然是暖冬，但河水里还是漂浮着一些随水流动的冰块。河床上搭着几十个木头架子，这些木架子深深锚在河床上，上面铺着两块错开铺设的木脚手板，人们就从这脚手板上面走过河。
我们爷儿俩走到河边，姑父看着我说：“小青，你怕吗？敢推着自行车过去吗？”
我看了看河面上的小桥，坚定地说：“姑父，没事，我在前面走，你跟在后面。”说完，我便在前面推着自行车，小心翼翼地走上铺着脚手板的桥面。只觉得这木架桥一直摇晃个不停，我心里有些紧张，但还是强装镇定。当我们走到桥中心时，一直小心翼翼地往前挪着步子，突然就听前面一个女人尖叫一声“妈呀”，紧接着“扑通”一声。我抬头一看，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掉到河里了，当时我吓得两条腿直打颤。
姑父在身后安慰我：“不要紧，加点小心慢慢走。”我在桥面上站了一会儿，定了定神，然后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就过了桥。过了桥，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感觉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过了桥，又往前走了一会儿，就到了钱营集上。到集上一看，已经有好几个卖大米的了。毕竟是大年二十的集市，来卖大米的人还真不少。不过，我们柏各庄的大米比他们的好，我们的米是清茬的，是用加工厂的大机子打的，碎米少。他们卖六角钱一斤，我们要六角五分钱一斤。可是一直到中午，才卖了三十五斤。姑父看了看天色，晌午都过了，集上的人也越来越少。
姑父无奈地说：“晌午都歪了，咱们回家吧。”
我有些不甘心地说：“再卖一会吧，人还没有走尽呢。”
姑父说：“回家吧，就是有几个人，他们也不买了，你没看到好大半天都不开张了？”我只好跟着他回家了。回到家中，都该吃晚饭的时间了。晚上做的是玉米渣粥，炒的花生特别好吃，再加上中午没吃饭，我一下子连续吃了五碗粥。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大年二十五，最后一个年集了。
那天早上刚吃完早饭，姑父跟我说：“小青，你赶集去吧，把剩下的六十五斤大米都驼上，卖多少钱一斤都行，你把它卖了，咱们等它当本钱用。”
我有些惊讶地问：“姑父你不去了？”
姑父说：“我还有别的事儿就不去了，你自己看着卖去吧。”
接着他又问我：“你认识路吗？”
我自信地说：“认识，再说了今天赶集的一定很多，我能找到。”
他接着又说：“钱营村南面的桥要多加小心。”
我笑着说：“我已经走过一次了，放心吧没事的。”说完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就出发了。一个人骑得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骑到前营村南面的小桥那里。因为今天是年前最后一个集，也叫作年集，所以赶集人特别多。我推着自行车上了小桥，这次还算顺利，很快就过了桥。
我骑车一会儿就到了集市上，找到卖粮食的地方，把自行车放在一边，找个空地方把米袋往那里一放。我先到米市上转了转，想看看大米这一集上卖得多少钱一斤。结果我把整个集上粮食市场都找遍了，也没有看到一份卖大米的。
都上午十点钟了，我又转了一遍，还是没有看到卖大米的。我心里琢磨着，准是上一集大米卖的价钱太低，他们都不来了。我心想今天卖多少钱一斤呢？还是卖六角五分钱一斤吗？不行，我得多要，整个集上就是我一个卖大米的呀！我决定要一块钱一斤，于是我就把米袋解开口，把袋口往下一卷，露出了白花花的大米。
我扯开嗓子大声喊：“卖大米，卖大米、柏各庄的大米。”我这一喊，有好几个人手里拿着口袋往我这里走。他们拿起大米用手捻一捻，看看碎米多不多，后来又用牙嗑一嗑，看看米湿不湿，然后再问我多少钱一斤。
我说：“一块钱一斤。”
他们惊讶地说：“你上集不是卖的六角五分钱一斤吗？”
我理直气壮地说：“上集的价钱很低，你们看这一集还有卖大米的吗？”
他们商量了一下说：“你要是按上集的价钱，我们就给你分了，省得你老看着，早一点回家多好呀！”
我坚决地说：“不用，如果想要就是一块钱一斤。”那几个人听了没辙，就悄悄地走了。
一直到十一点半，还是那几个人手里拿着小口袋在我前面转悠，总是嘀嘀咕咕地说：“这个小人真是有章程，他就是不降价。”我看在眼里，心想这几个人都转了有十几圈了，就是舍不得走，看来他们还等着过年吃大米呢。
我暗下决心就是不降价，等晌午都歪了，粮食市场上也开始有收拾着回家的了，可我还是没有收摊。我心里想就等你们几个人买米呢，你们倒是快来呀？心里是那样想的，可表面上我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不一会儿，过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她问道：“大米多少钱一斤？”
我说：“一块钱一斤。”
她“哎”了一声说：“我买十斤吧，眼看就过年了，不买怎么吃大米饭？”我赶紧给她称了十斤。她买完了以后，又有好几个人来买。
我说：“我这还有五十多斤米，你们谁买在前面是谁的。”
一听这话，一个年纪大的老人说：“大过年的谁家不得吃几斤大米呀！这么着吧，咱们几个人把他的大米给分了吧，好人人都有份儿。”大伙一听觉得有道理，省的后面的人买不到米，于是他们把剩下的米就都分了。一会儿工夫，大米就卖完了，我一数钱，整好是六十五元。
我收拾完口袋，把口袋捆在自行车上，心情非常愉快地回家了。到在家中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
姑父看到我骑着空车回来了，惊讶地问：“小青，你把米都卖了？”
我高兴地说：“都卖了。”
姑父又问：“卖的多少钱一斤？”
我得意地说：“一快钱一斤。”
姑父一听愣了一下，说：“什么？一块钱一斤？”看表情似乎有点不信。
我赶紧把钱递给他，说：“给你钱。”他接过去一数，正好是陆拾伍元。
随后他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我说：“怎么搞的，咱们上集卖的六角五分钱一斤，怎么这集就卖一元钱一斤呢？”
我笑着说：“这集叫我赌着了。”
姑父好奇地问：“怎么回事？”我就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讲了一遍。
姑父听完了，高兴地说：“你还真行。”
然后他转过头对我姑说：“你到道南里去买花生吧，买回来今晚炒了，明天一早到张庄子去卖。”我姑听完，拿着钱就走了。不一会儿，买了六十斤花生回来了。姑父赶紧帮忙烧火炒花生，花生炒熟了以后，又把它摊在炕上晾凉了。
在那个春节前夕，我的卖米小营生就这样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新的希望，也在这一袋袋大米和花生的买卖中悄然孕育……
6 卖花生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二十六，年味儿在空气中愈发浓郁，可家里的日子却依旧过得紧巴巴。天刚蒙蒙亮，我和姑父便用自行车驮着花生上路了。张庄子在丰南县老王庄公社，从姑父家到那儿，足有一百华里。这一路全是蜿蜒的小路，土路坑洼不平，自行车骑在上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生活的艰难。
一路上，我和姑父顶着凛冽的寒风，艰难前行。我的脸被吹得生疼，手脚也渐渐没了知觉，可心里只盼着能快点到达张庄子。走走停停，四五个小时过去了，等我们到达时，已经一点多了。
我们此行是来找我的连姨，也就是我唐山大舅二舅的姐姐。到了张庄子，一打听她儿子的小名“大喜儿”，很快便找到了连姨家。
一进屋，连姨热情地招呼我们，关切地问：“你们爷儿俩中午吃饭了吗？”
姑父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笑着说：“还没吃呢。”
连姨赶忙说：“我这就给你们做饭去。”说着，她一掀锅盖，我看到锅里正蒸着白薯，热气腾腾的。
我连忙说道：“姨，我们就吃白薯吧，等晚上再做饭，别麻烦了。”
连姨却皱了皱眉头，说：“这哪行啊，你们爷儿俩大老远来我家，就吃白薯，这可不是待客的道理。”
姑父赶忙说：“这已经很好了，我就爱吃白薯。”连姨听了，笑了笑，也没再多说什么。看着我们每人吃了两块白薯，很快便吃完了。
饭后，连姨好奇地问：“你们爷儿俩这是干什么来了？”
姑父便把我辍学，冬天在油厂做小工，如今工厂停工没事干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个遍。
接着，姑父又说：“我们打算晚上到东风桥那里卖花生去。”
连姨“哦”了一声，问道：“那你们几点钟去呀？”
姑父说：“我们一会儿就去。”说着，便从自行车上解下口袋，把花生倒在炕上，堆成了一小堆。
连姨见状，赶忙阻拦：“算了，算了，你们还卖不卖啦？”
姑父笑着说：“家里吃够了再卖也不迟。”
看着天色渐暗，我们便出发前往东风桥。当时的东风桥，又叫小天津，一到晚上，这里便热闹非凡，大伙都出来摆摊卖东西。我们到了那儿，只见街道两旁摆满了各种摊位，有卖粮食的，有卖百货的，有卖小吃的，还有说大鼓书的，怪不得这里叫小天津，真是应有尽有。每个小摊前都摆着一盏自制的嘎斯灯，将大街照得亮堂堂的，大街上人山人海，热闹极了。
姑父把自行车推到墙角，把花生口袋解下来背在肩上，对我说：“小青，我去卖花生，你在这儿看着自行车。”说完，便背起花生口袋，消失在了人群中。
我在原地守着自行车，眼睛时不时地望向姑父离去的方向，心里既期待又有些紧张。等了大约两个小时，终于看到姑父拎着个空口袋回来了。
我赶忙迎上去，问道：“都卖啦？”
姑父点点头，说：“卖是卖了，就是价钱不好。”我听了，心里虽然有些失落，但也没再说什么。
姑父看了看天色，说：“小青，明天就是大年二十七了，该过年了，咱们连夜回家，你还能骑得动自行车吗？”
我坚定地说：“骑得动。”
姑父说：“那咱们就连夜走。”
我说：“好呀。”于是，我们爷儿俩便踏上了回家的路。晚上十一点，我们从东风桥出发，往西纪各庄骑去。一路上，没有月亮，四周一片漆黑，静得只能听到自行车的声响和我们的呼吸声。冬天的夜晚格外寒冷，再加上有四五级的西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我们正处在半夜时分，天气冷得让人难以忍受，风把小棉袄都打透了，冻得我直打哆嗦，扶着车把的手也冻得通红，脚也疼得厉害。我只好停下车来，搓了搓手，又跺了跺脚。
姑父在前面听到了我的动静，回头喊道：“小青，你太冷了吧，给你棉袄。”边说着边往下脱棉袄。
我一看，连忙着急地说：“姑父，我不冷，能顶得住，咱们走吧。”说完，我们便骑上自行车，继续前行。
等我们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我们一叫门，姑姑听到了叫门声，马上起来了。她一看是我们，惊讶地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姑父把卖花生的事情向姑姑学说了一遍，最后说：“就是价钱不好，我们赶紧卖完就回来了。”
姑姑心疼地说：“你们饿不饿？我给你们爷儿俩做点吃的去。”
我赶忙说：“不用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说完，我们各自去睡觉了。
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里老想着家里的事情。今天都是大年二十七了，还在姑父家里住着，什么也做不了，难道要在姑父家过年不成？我想了很多很多，越想越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我得回家。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等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了。我起来吃了早饭，便和姑父说：“我想回家。”
姑父说：“今天都大年二十七了，在我这过年不行？”
我坚定地说：“不了，我还是回家吧。”姑父见我态度坚决，也没有再说什么，于是我便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回到家中，父亲看到我，惊讶地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说：“我想家了。”接着，我便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
父亲听了，叹了口气，说：“反正也是过年了，等过了年再说吧。”
年很快就过完了，可新的生活该怎么过，我心里还是没有想出个好主意来。但我知道，生活虽然艰难，但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总能熬过去的。那些在寒夜中卖花生的日子，那些亲人之间的关怀与温暖，都将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回忆，支撑着我勇敢地面对未来的生活。
7 插秧
年过完了，时光悠悠，转眼间都到了正月十五。可日子还是平淡得像一潭死水，没个新盼头，姑父他们那边也一直杳无音信。我没别的事儿可做，便又扛起背篓去拾草。三个多月的光阴，在日复一日的弯腰、捡拾中悄然流逝，不知不觉，我竟拾起了一大垛草。
阴历的脚步匆匆，眼瞅着就要迈进五月了，插秧的时节也快到了。那天清晨，阳光温柔地洒在大地上，我满心期待地去找曹宝珠。
我兴奋地说道：“宝珠，咱们去找地方插秧去吧！”
曹宝珠眼睛一亮，应和道：“去呀，我去找赵有生，人多力量大嘛！”
我笑着点头：“好呀，三个人更好。”说完，曹宝珠便风风火火地去找赵有生了。
不一会儿，我们三人便朝着三场一队进发。一路上，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我们踩着这些光影，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即将到来的插秧生活，满心都是对未知的好奇与憧憬。
下午时分，我们终于到了三场一队，见到了队长。我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问道：“队长，你们这儿还要插秧的不？”
队长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番，反问道：“要是要，怎么，你们要插秧？”
我赶忙点头：“不行吗？咋了，是看我们年纪小？”
队长微微皱眉，说道：“是啊，怕你们吃不了这苦，你们十几岁了？”
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到底没敢说实话，只是恳求道：“叫我们试试吧，您就给个机会。”接着又小心翼翼地问：“你们插秧多少钱一亩呀？”
队长思索片刻，说：“那好吧，计件工资，连插秧带采秧十元一亩。”
听到这个价钱，我们心里乐开了花，仿佛看到了大把的钞票在向自己招手。都说一人一天能插一亩地，这一亩地可就是十元呀，这工钱挣得也太容易了吧！
就这样，我们三个被安排住进了三场一队的一个工棚里。这工棚原本是个牛棚改造的，里面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牛粪味。晚上，我们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总觉得身底下好像有东西在爬，痒痒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难受极了。过了好久，才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地睡着。
在睡梦中，只听得一阵清脆的起床号响起。天还黑着，也不知道是几点钟，我们赶紧起床，连脸都没来得及洗，就匆匆忙忙地去吃饭。吃完饭，我们便跟着大部队出发了。队伍里有好几十个人，男男女女，年龄都在二十岁上下。前面一个人扛着一面大旗，大旗上写着“基干民兵连”，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的，看上去好不威风。
我们是个人采芽子，个人插秧，所以先被带到了伢子丘。
到了那儿，我急忙问施工员：“我们到哪里去采伢子呀？”
施工员指着远处说：“你们到第五伢子丘去吧。”
我们来到第五个伢子丘，一试采，才发现事情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根本就不会采。后来，我们只好一边看人家怎么采，一边有样学样。可人家那手，就像有魔法一样，快得让人眼花缭乱，我们怎么学都比不上，差距大得离谱。当人家三个人采完一个床面时，我们也是三个人，结果连一个床面的五分之一都没采完。等我们好不容易采完了伢子，都已经上午九点钟了。采完了伢子再挑出来，就已经上午十点钟了。
接着，我们被分到一个丘去插秧。当我们把伢子扔到丘里时，都已经吃中午饭了。吃完了饭，我们也没顾得上休息，就赶紧去插秧。看着别人已经插了好大一片，我们心里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手却跟不上节奏，只能猫着腰，一刻也不敢直起来。一天下来，累得我腰酸腿痛，感觉骨头都要散架了。
再看看我们插的秧，和人家的一比，简直惨不忍睹。人家秧插得横平竖直，像一幅整齐的画卷；而我们插得东倒西歪，横不成排竖不成垄。大伙从我们插秧的丘旁边一过，都忍不住笑出声来。结果一验收，虽然勉强合格，但我们都知道，这成绩实在拿不出手。
这一天下来，早上四点钟就起床，晚上八点钟才收工，中午连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人家一人能插一亩地秧，而我们连三分地都没插到。
晚上，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找到宝珠，有气无力地说：“咱们怎么办？在这继续干还是回家？”
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回家吧，别在这儿丢人了。”
我们三个人一商量，吃完了晚饭，就趁着夜色，垂头丧气地踏上了回家的路，连工钱都没好意思要。
这次插秧的经历，就像一场短暂而又深刻的梦，让我明白了生活的不易，也让我懂得了，有些事情，看似简单，实则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做好。
8 拔草
在柏各庄农场那片广袤而质朴的土地上，时光仿佛被拉得悠长而缓慢，每一寸泥土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与生活的希望。而我在那段农场时光里，有一段在农科所拔草的经历，宛如一首质朴却又动人的田园牧歌。
那时，插秧的计划因种种缘由未能成行，我们几个小伙伴——丁春勇、曹宝珠、赵有生和我，便一同前往农科所，投身到拔草的劳作之中。农科所的田地像是一幅巨大的绿色画卷，而我们，即将成为这画卷中辛勤的画笔。
我们被分配到了三农的第四管儿的第一个丘。初闻“丘”这个量词，只觉新奇，后来才知晓，一个丘竟有三亩三分地那么广阔。站在地头上，施工员身着朴素的衣裳，脸上带着岁月耕耘留下的质朴与憨厚，他指着这片土地对我们说：“这个丘的三楞草不算多，也挺好认的，难分辨的是柏子草。
不过你们仔细瞧，迎着风看，凡是叶子随风飘动的草就是柏子草，可一定要把它拔干净咯。”施工员的话语简单而实在，带着对土地的熟悉与对农活的经验。嘱咐完后，他便转身离开，只留下我们在这一片充满未知的土地上，准备开启拔草的征程。
我们各自拿起工具，一人负责四个垄，沿着田埂向前迈进。我分到了边上的位置，这里的草格外繁茂，仿佛是土地特意给这片区域增添的“装饰”。芦苇草肆意生长，像是绿色的卫士守护着这片土地；三棱草和柏子草也不甘示弱，在这片绿色的海洋中肆意蔓延。
拔草看似简单，实则暗藏技巧。芦苇草不能连根拔起，只需从根底将其拦腰截断，这样既省力又能保证草不会再次迅速生长。而那些挺大的柏子草，则需要先把它往泥里踩一踩，让泥土的阻力减小它的附着力，然后再用力拔出，如此一来，拔草的过程便轻松了许多。
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挥洒着汗水，与杂草展开了一场无声的较量。阳光洒在身上，带来阵阵暖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劳动的艰辛与充实。我们一边拔草，一边聊天，欢声笑语在田野间回荡。
两天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经过技术员的严格验收，我们的劳动成果得到了认可，还开出了完工证，一共十六块钱。四个人，两天时间，每人挣了四块钱。
在当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要知道，在油厂做小工，一天也才一元贰角钱。我们拿着这来之不易的钱，心中满是喜悦与自豪，觉得这活儿不仅挣钱不少，干起来也不难，于是，我们四人决定再次前往农科所，继续这充满意义的劳作。
再次来到农科所，我满心期待地询问施工员：“我们在哪个丘里拔草？”施工员微笑着回答：“你们就看看他们排到哪里了，接着往下排就行。”
我似乎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又追问：“什么叫往下排？”
施工员耐心地解释：“就是顺着往下一个丘拔草，明白了吗？”我恍然大悟，点了点头。
我们顺着田埂往前走，寻找着可以拔草的丘。这一路，我看到了许多忙碌的身影，有好几十个人在田间劳作，他们占据了十几个丘。我们一直找了两个多管儿（一个管儿是八个丘，一面四个丘），才终于找到了一片无人问津的土地。当我们四人站在那里，眼前的景象让我们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丘里的草长得密密麻麻，几乎看不到稻秧的踪影。我们正发愁时，施工员恰好走了过来。
我指着这片土地，有些担忧地问：“是这个丘吗？”施工员肯定地回答：“就是这个丘。”
我皱着眉头说：“这个丘里的草真多，连稻秧都看不到。”
施工员似乎看出了我们的顾虑，安慰道：“你们先拔草吧，我知道里面草多，亏待不了你们。”听到这话，我们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于是，我们四人赶紧下水，投入到这场与杂草的“大战”中。
我还是负责边上的位置，他们三人依次分开。我们埋头苦干，手中的工具在土地间穿梭，每一次挥动都带着对丰收的期待。时间在劳动中悄然流逝，到了十点钟，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变得阴沉起来。从西北方向涌来一团乌云，像是一头凶猛的野兽，迅速吞噬了蓝天。天色越来越暗，远处传来了闷雷声，像是天空在低声咆哮，一道道闪电划破天际，仿佛是天空的伤口在流血。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对丁春勇说：“春勇哥，天要下雨了，咱们回家吧。”
丁春勇抬头看了看天空，说：“再拔一会吧，我看一会儿雨下不起来。”我听了，觉得或许也有道理，毕竟雷声还远着呢。于是，我们继续埋头拔草。然而，不一会儿，西北风便呼啸而来，风越刮越大，吹得我们的衣服猎猎作响。天色也愈发阴沉，仿佛被一块巨大的黑布所笼罩，眼看就要下雨了。
我又焦急地说：“这回真得要下雨了，咱们回家吧。”大伙听了这话，立刻从丘里上来，还没来得及穿上鞋，豆大的雨点便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我们没有准备雨衣，也没有其他雨具，只能像一群落汤鸡一样，跑到大树底下避雨。雨越下越大，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倾泻而下。雷声也越打越响，仿佛要把天空震破。
丁春勇突然大声说：“咱们不能在树底下避雨，因为大树可以招来雷电。”听到这话，我们都有些慌了神，不知道该去哪里避雨。正在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只见曹宝珠像一只机灵的小猴子，跑到一个小排水沟里，往芦苇底下一藏。我们一看，觉得这办法不错，于是都纷纷跑过去。就这样，我们在芦苇底下躲了一个多小时，雨渐渐地停了。
此时，已经过了晌午，太阳从云层中露出了半张脸，洒下微弱的光芒。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满身的泥水，回家吃饭。
休息过后，我们再次来到这片丘地，继续未完成的劳作。经过两天的努力，我们终于将这个丘的草拔完了。当施工员开出完工证时，我们惊喜地发现，每天竟然挣了三块钱。这个数字让我们欢喜得跳了起来，大伙纷纷表示，就是愿意干这样的活儿，下回有活儿还来。
就这样，我在农科所一干就是两个多月，直到拔草的活儿全部完工。那段在农科所拔草的日子，虽然充满了艰辛与疲惫，但也让我收获了劳动的快乐、丰收的喜悦以及与小伙伴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记忆的宝库中，永远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9 打鱼、卖鱼
草拔完了，地里的活计暂时没了着落，我便琢磨着找点新乐子，学起了打鱼。我用的可是左手网，这左手网打鱼时，扔网动作有讲究，得左手在前，右手在后，从右面先向后一甩，再向前奋力扔出。
我跟着师傅学了四五天，便自信满满地开启了我的打鱼之旅。第一次打鱼，收获颇丰，竟打了二、三斤油光鱼，也就是海鲇鱼。回到家，我赶忙让妹妹用锅炖上。当那鲜美的鱼香在屋里弥漫开来，我吃着自己亲手打的鱼，心里那股子高兴劲儿，简直没法用言语形容。此后，我又经过十来次的实战锻炼，打鱼技术愈发娴熟，网撒得又远又好。
时光回溯到一九六三年夏天的一个雨夜，刚下完一场大雨，大约夜间十一点钟，我正沉浸在梦乡中，忽然被一阵熟悉的招呼声惊醒。
郑风太二爷爷说：“小青，起来打鱼去。”我一听，便知是隔壁住的郑风太二爷爷。
我赶忙应道：“行，二爷爷，您等我起来。”随后，我迅速穿好衣服，背起渔网，拿着鱼兜子，跟着二爷爷出了门。
路上，我满心好奇地问：“二爷爷，咱们到哪里去打鱼呀？”
二爷爷笑着说：“今天刚下完大雨，咱们到新华书店南面的大桥上看看。”我听了，便跟着二爷爷加快了脚步。等到了大桥上一看，好家伙，已经有十几个人在了，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原来，刚下完雨，河水上涨了不少，都漫到桥面上了，水流还特别急。桥面空间有限，只能容下六七个人同时打鱼，剩下的人就等着前面的人打完往上拉网的时候再上。
不一会儿，轮到我打网了。我深吸一口气，拾起网，使出浑身力气往前面一扔，网飞得又远又好，网口开得老大。网一下水，我就感觉有鱼在拱网，劲儿还不小。我按照经验，把纲绳松了松，打算等一会儿再拉。没想到，这一拉纲绳，鱼又拱网了，这一拱可把我高兴坏了，这说明鱼还在网里面。
我的心砰砰直跳，小心翼翼地往上拉网。等网刚出水面，就听到水面“啪啦”一声水响，拉上网来往桥面上一放，我定睛一看，吓了一大跳，活像一条大蛇，但它比蛇短，比蛇稍微粗点儿，尾巴还是扁的，在网里不停地蠕动，我心里直发怵。
郑风太二爷爷看到了，笑着说：“那是个鳝鱼，看着不好看，可好吃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把鱼从网里摘下来，用手一拿，足有三斤重，然后把它放在鱼兜子里。这一网收获可不小，网里还有二三条六七两重的小鲤鱼。我把网收拾好，准备再打一网，结果发现桥上已经没有合适的地方扔网了。
等这一伙人把网扔下去拉网的时候，我瞅准机会，走到位置上，使足了劲往前扔了一网。这一网比上一网扔得还远还圆，网刚一着地，就又有鱼在拱网，不过没有上一回的劲儿大，只是觉得网向后一顿一顿的。我心里一阵欢喜，可又拿不准这次打的是什么鱼，有多大。
于是，我转头对二爷爷说：“二爷，您摸摸我的网纲绳，看看这回打到了啥鱼，有多大？”风太二爷爷从我手中接过纲绳，仔细地拉了又松开，松开又拉了好几回。
最后，风太二爷爷笑着说：“这回的鱼也不小，有一斤半重，可能是鲇鱼。”我慢慢地把网拉上来，结果一看，有三条鲇鱼，都在一斤左右，我高兴得合不拢嘴。
旁边的人看着我的收获，羡慕地说：“怎么我们哪回都是空网，你怎么老是不空网呢？”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风太二爷爷就接过话茬说：“今天风大，水流太急，今天又是大顶风，咱们今天桥上打鱼的人很多，你扔不出网去可不行。小青的网铰子重，你看他扔得多远。”
他又对旁边的人说：“你们掂掂他的网铰子。”说完就把我的网递给了另外一个打鱼的人，让他也掂一掂。
另外一个人掂完后，惊讶地说：“小青，你的网铰子几斤重呀？”
我回答说：“我的网线粗，用的是九股尼龙线，整个网是八斤半的网铰子。”
最后，他又笑着说：“怪不得别人打不着鱼，你老是打着鱼呢？”
说完，我们继续打鱼，一直打到早上六点多钟，这时太阳已经出来了，鱼也不多了，我们大伙就都收拾东西回家了。
回到家，父亲一看鱼打得还挺多，自己家吃不完，再看看隔壁邻居，好赖他们也有二三十斤呢。
父亲跟我说：“小青，你把打的鱼卖了吧。”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爸爸，我不去，那多不好意思呀，叫小海（我的弟弟、大名叫郑启武）去吧。”
我父亲听说叫小海去卖鱼，有点担心地说：“他才八岁呀，能行吗？”
我想了想说：“叫他试试吧。”
一会儿，小海从外面玩儿回来了。他刚一进屋，我父亲就说：“小海，你哥打的鱼咱们也吃不了，你去把它卖了中不中。”
只见小海毫不在乎地说：“咋不中，我去。”
我故意逗他说：“你光说去，你认得秤不？”小海一听，低下头不再说什么。
父亲见此情景，赶紧说：“小海，不用着急，叫你哥哥教给你。”
我一听说叫我教给他，便走上前去，认真地教起来：“小海，你看这是定盘星，打头提的时候一斤怎么看、二斤、三斤……五斤。”我都逐一地细说了一遍，然后让小海用秤秤了一斤鱼。
小海秤完后，得意地说：“哥，你看对不对，这是一斤。”
我认真地看了一下，然后说：“很对，你就按这样秤就很对。”说完，小海就拿着鱼框去卖鱼了。
我睡到中午才醒，一看都快十二点了，吃完中午饭，我就想着去找西南庄的小伙伴丁春勇，看看他去不去打鱼。
到了他家，我说：“春勇哥，你打鱼去吗？”
春勇哥说：“等明天咱们再去吧，不下雨南边大桥上也没有啥鱼，明天我带你到四场叫作二挡夹一沟的那儿去打梭鱼，前天我和丁春海我们两个人每个人打了有三十斤呢。”
我一听，来了兴致，说：“中。”于是，我们玩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站在晒网的杆子那里，仔细查看网有没有破洞。这一看，还真发现了三个破了的网眼，还有的是在胶绳上的网眼。我找来了补网用的梭子，不一会儿就把网补好了。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就背着网去找丁春勇。到他家一看，他已经吃完饭等着我呢。他说要去的地方叫二档加一沟，大约有六里多地。我们从西南庄走到南面大桥，再一直往西走到八用支。
走到八用支的时候，我有些着急地问：“春勇哥，还不该到吗？”
他用手一指说：“你看那儿就是。”我顺着他的手指方向一看，原来在八用支的西面有一个大沟，北面是二用干（滦河输水干渠），宽十五米，上面三米高，就像咱们农田里的大垄沟，只是大些罢了。离这个二用干南边有四十五米是生产队的农渠，也和二排支（向渤海的排水干渠）一样，只是比二排支小了些。就这样，在修渠的时候挖土留下的沟，就形成了二挡加一沟。
我们走到跟前一看，就看到有梭鱼在水里游动，翻起的浪花在阳光下闪烁着银光。
丁春勇兴奋地说：“就是这儿，咱们打鱼吧。”
我笑着说：“好呀。”说着，我们各自拾好了网，就开始打鱼。这回跟大桥上打鱼不同，在桥上打鱼是站着不动，只要是有空地扔网就行，在这儿不行，得隔二十米左右打一网。所以，丁春勇在那里打，我向西走二十米再扔网。
我到地方扔了一网，只见梭鱼在网外边吓得快速的逃跑了，把水带起了一大片浪花。我心想，准是没有打着鱼，都从外面跑了。我一拉网，没想到网里还在动，只是这次动的和在桥上打鱼时动的不一样，这次明显的是有鱼往网顶上撞。我慢慢地往上拉网，网拉上来一看，有四条一斤左右的梭鱼，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在那片被阳光轻吻的河岸边，我满怀期待地望着丁春勇，声音里带着几分兴奋：“嘿，春勇哥，我这一网下去，嘿，你猜怎么着？四条一斤左右的梭鱼，活蹦乱跳的！”
丁春勇闻言，眉头微皱，似乎是没听真切，他侧过身来，提高了音量：“多大的鱼？你再说一遍，我耳朵背，没听清。”我笑着，又大声重复了一遍，那声音在空旷的河岸上回荡。
他这才恍然大悟，咧嘴一笑，大声回应：“知道了，知道了！我这一网也不赖，三条，也是一斤左右的梭鱼。”我们就这样，一边聊着天，一边沿着河岸缓缓前行，手中的渔网不时地抛向河中，期待着下一次的收获。起初，我还不觉得累，只是随着脚步的移动，那粗重的网线、沉甸甸的铰子，还有腰间拴着的鱼兜子，开始在大腿上蹭来蹭去，磨得生疼。
时间一点点过去，我们的鱼篓渐渐满了，足有二十斤之重。我的腿已经有些麻木，每走一步都感到疼痛难忍。
走到一半，我实在忍不住了，对丁春勇说：“春勇哥，咱们回家吧，我实在走不动了。”
丁春勇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理解，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看出你累得慌来了。这样，咱们把打的鱼先藏在这儿，等会儿再来取。”
我有些担心地问：“丢不了吧？”
他笑着回答：“没人来，丢不了。”于是，我们真的动手挖了个坑，把鱼小心翼翼地藏进去，再用草盖上，最后在藏鱼的地方做了个标记，以防回来时找不到。
藏好鱼后，我们继续往西走，没多远，就发现鱼翻花的现象明显增多。
丁春勇兴奋地说：“你看，咱们从东头往西打，把鱼都挤到西头来了。西头又没和河相连，是个死堵头，所以鱼被挤得直翻花。”
我点头赞同，提议道：“那咱们别离那么远扔一网了，一网接一网地往西打吧。”
他笑着点头：“中！”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没停过手，一网接一网地打，每网都有收获。不一会儿，我们每个人就打了有三十多斤梭鱼。越往西走，鱼越多，可能是我们两个人挤着扔网的作用吧。
到最后，我们每个人都有七十多斤鱼，鱼兜子早已装不下。我们只好把裤子脱下来，把两条裤腿扎起来用来放鱼，把鱼放进两个裤腿，然后前面一个裤腿，后面一个裤腿往肩膀一搭，嘿，还挺得劲儿，我们就这样背起“鱼裤”，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到家一看表，都下午三点了。本想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可父亲却非得叫我去卖鱼。
他站在门口，语气坚定地说：“你待会儿去把鱼卖了吧。”
我有些为难地说：“我哪里会卖呀，连一回都没有卖过，上一回都是小海卖的。”
父亲却鼓励道：“不会就学嘛，谁一生下来就会卖？”我听父亲这么一说，就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拿起鱼框，走出了家门。
我一手拿着秤，一手提着鱼框，一边吆喝：“卖鱼啦，谁买鱼，谁买大梭鱼，一筷子长得大梭鱼。”我串着小巷吆喝，吆喝了半天也没人买。正当我有些沮丧时，一个中年男子走了出来，他看模样像个干部，穿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挺干净，大约有五十岁上下，手里拿着个小盆儿。
他看着我，语气严肃地问：“是谁叫你卖鱼的？你不知道不叫打鱼吗？”我一听他这样说话，就仔细地端详了他一会儿，终于想起来了，他不是副业科的田晓峰科长吗？
看他一副正经的样子，我半开玩笑地说：“上学上不起，做小工没人要，也不能老在家待着呀？不打点鱼卖怎么生活呀？”
我接着又说：“田科长，要不了你给我找点活儿干？省得成天的去打鱼。”
他听了，眉头一皱，说：“我到哪里去给你找活儿干？”边说，边向我走来。
他又说：“小伙子，我看看你的鱼。”
我有些不情愿地说：“不给看，你不叫卖我不卖了，总算行了吧。”我们这么一闹，逗了一当街人，其中有一个人是金大妈，她对我很好，每次看到我都是给我粮票。
她总是说：“你们爷儿四个全是吃饭的，每天八两粮食不够吃。”起初我不肯要，有一回她硬塞在我的手中，我还不肯要，这时她好像要急了，非叫我收起来不可，那是十五斤粮票呀！一个人半个月的口粮，最后我不得不收下了。
此时她一听我说的话不好听，就站出来打圆场：“小青，田科长和你逗着玩儿呢，快来咱们大伙都看看，好都买点儿。”她说完就把我得鱼筐拿了过去，把鱼筐里用来遮阳用的草拿开，露出来都是一斤重的梭鱼。
她笑着说：“你们看今天的鱼真好，多少钱一斤？”我没好气地说：“五角钱一斤。”
她又和田科长说：“来，你先买。”田科长就伸手想挑鱼。
我小声对金大妈说：“大妈，我不想卖给他么。”一听这话，田科长笑了，说：“他妈的，跟你逗着玩儿，可是你当真了，真是个孩子，连逗着玩儿的话都听不出来。”我听完他说的话，也不再说什么。
于是，田科长就挑了几条鱼，然后，田科长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称一称，看看这几条鱼有几斤重？”我赶忙接过秤，小心翼翼地将鱼放上去，指针稳稳地停在了八斤二两的位置。
我脱口而出：“算八斤吧，这样算账也方便，就四块钱。”大伙瞧见今天这鱼条条肥美，鲜活得直蹦跶，纷纷动了心，都想买上几条。
我热情地招呼着：“你们大伙都买吧，最后我留五条，不卖了。”
大伙一听，赶忙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说：“你都卖给我们吧，我们给你分了。” 我坚定地摇摇头：“不行，这五条我有别的用处。”大伙见我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坚持。不一会儿，大家你三条他四条，鱼就分得差不多了。
这时，金大妈在一旁轻声说道：“小青，给我三条。”我假装没听见，只顾着给其他人称鱼。没过多久，鱼筐里就只剩下那五条鱼了。
我笑着对金大妈说：“大妈，您把鱼拿回家去吃吧。”一边说着，一边顺手把鱼递给她。
金大妈接过鱼，关切地问：“多少钱呀？”我赶忙摆摆手：“不要钱，您拿回家吃吧。”可金大妈说什么也不要，非要给我钱。
我心里一急，眼泪都快出来了：“大妈，您拿回家去吃吧，这是我送给您的。”可无论我怎么说，金大妈就是不肯收，我急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我带着哭腔说：“大妈，您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就说前两天吧，您给了我十五斤粮票，那可是半个月的口粮呀。今天这鱼是我自己打的，您就拿回家去吃吧。”说完，我不由分说地把鱼强塞给她。金大妈见我态度坚决，这才没再说什么，把鱼拿回了家。
第三天，天空阴沉沉的，像被一块巨大的灰色幕布笼罩着。风倒是刮得不大，看样子暂时还下不了雨。我心里琢磨着去打鱼，就来到丁春勇家。一进门，就看见他正在吃饭。
我笑着说：“春勇哥，吃了饭打鱼去吗？”
丁春勇抬起头，看了看天，皱着眉头说：“不去，等下起雨来挨浇。”
我抬头看了看天空，感觉不像有大雨的样子，便劝道：“哥，我看没有大雨，
咱们还是去吧。”
丁春勇却摇摇头：“我不去了，还有点别的事儿，你要去就自己去吧。”我一
看他有事，只好作罢，自己背上渔网，拿起鱼兜，朝着南边走去。
我原本打算到南边打点小鱼，解解馋就行。于是，我直奔新华书店南边的二排干大桥，到了那儿以后，往西面走去。我撒了十几网，却一条鱼都没打着。我有些着急，便又向西走了老远，又撒了几网，还是毫无收获，就算打上来，也只是一些小游光鱼。眼看着都快到八用支了，我心想，再往西打估计也没什么希望了，就算打到渡槽，也不一定有鱼。
于是，我改变方向，向南走去。过了甜水河，就到了从总厂到四场的公路。公路的东边是一条排水干渠，我沿着河的东岸继续往南走。那里有四场八队的农渠排水口，现在正是排水时期，排出的都是稻田里的甜水，各种鱼都爱来这里顶着甜水喝。（下面的排干都是通向渤海的）
我从北头开始打（也就是一农），每一网下去，都有收获，不是油光鱼，就是鲤鱼。天色越来越暗，阴沉沉的，仿佛随时都会压下来。
突然，空中打了一个霹雷，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一场大雨眼看就要来了。我焦急地四处张望，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这时，我一眼看到在二农的农渠口上有一个大水泥管子，它有一米五高，二米长。
就在这时，一道闪电划破天空，紧接着一声巨响的霹雳声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豆粒大的雨点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疯狂地砸下来，雨下得又急又大。我赶紧钻进水泥管子里，此时，雨下得越来越大，又刮起了东北风，风势凶猛，还是有一些雨点被刮进了管子里，打在脸上生疼。我冻得直打哆嗦，突然，我看到了旁边的渔网。
于是，我咬着牙，顶着大雨，把网挂在迎风的那一面。就出去挂网的那一会儿，我浑身都被浇透了。我干脆把裤衩和背心都脱下来，拧了拧，放在一边。
雨越下越大，只见二排农和排斗连接的中间部位，由于雨水大量冲刷，突然塌下一个大坑，直径有两米五多。由于雨下得很大，水流也很急。就在这时，我看到不少鲤鱼在坑里跳水，它们跳离水面有三十多厘米，那场面，越看越让人觉得稀奇。我平时只是听说过鲤鱼跳龙门，还从来没亲眼见过鲤鱼跳水的情景，今日一见，真是美极了。
一会儿，雨小了，鱼跳得也越来越少了。就在这时，我才回过神来。我急忙从水泥管上摘下网来，把网拾起来拿好。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坑边上，然后把网往坑里一扔。网刚一接触水面，鱼就跳起来有十多条，等网刚一落地，我用手一拉网，可不得了了，网里有很多鱼在来回乱撞。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剧烈地跳动起来，仿佛要跳出嗓子眼儿。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往上拉网，在网刚一出水的那一瞬间，从网里掉下去好多鱼。把网拉上来一看，我惊呆了，白花花的一片，全是一斤左右重的鲤鱼。我一边摘网，一边数着鱼的个数，共计是五十四条鱼。原来是网兜小，放不下那么多鱼，所以才跑掉了。我摘完了网，重新拿起网来往坑里一扔，这一网一共打上来三条鱼，等以后再打，就没有鱼了。
这时，雨停了，风也停了。往地上一看，白花花的一地全是活蹦乱跳的鲤鱼。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可这么多鱼，怎么往家里拿呀？我灵机一动，把带的补网用的尼龙绳拿来，用它把两个裤腿扎上，然后往里捡鱼，一共捡了四十条，鲤鱼把裤子装得满满的，再也放不下了。
我又把背心的一头扎上，也往里装鱼，背心越撑越大，还好，正好装下了剩下的鱼。这时，我找来一个大树枝，把网、背心、雨兜里的鱼放在一头，裤子里的鱼放在另一头。就这样，我挑起担子，踏上了回家的路。
好不容易回到家，都晌午歪了。我吃了点饭，实在是太累了，一头倒在炕上就睡着了。
等我一觉醒来，一看表，都晚上六点多钟了。我赶忙问父亲：“鱼呢？快卖了去吧，天这么热，怕是坏了。”父亲笑着说：“早叫你弟弟卖去了，你睡觉没醒，就没叫你。”
父亲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你老是在家里打鱼也不是个事，虽然冬天去油厂做小工，可那只有几个月。我给你找了一个在维修队做小工的活，你收拾收拾，过几天就去上班吧。”我听了，心里既期待又有些忐忑，未来的生活，就像这变幻莫测的天气，充满了未知，但我相信，只要努力，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0 在维修对做小工
那是一九六二年的春天，阳光明媚，微风轻拂，万物复苏，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父亲让我跟着他去上班。
我问：“爸爸，你让我去干啥活儿呀？”
父亲说：“跟着我们做小工，啥活儿都有，叫你干啥就干啥。”
我说：“中。”于是，我跟着父亲来到了维修队，看到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在忙碌着。
父亲向我介绍道：“小青，这是你佑昌叔、庆臣叔……”我一一与他们打招呼。
佑昌叔是瓦工队长，他吩咐道：“小青，你和她们去淋灰吧。”
我问：“找谁呀？谁带我去淋灰呢？”
佑昌叔说：“找张宝荣，她也是咱们维修队的子女。”我便去找张宝荣。
见到张宝荣后，我说：“我是来做小工的，佑昌叔让我来找你。”
张宝荣说：“那咱们就去淋灰吧。”说完，她便带着我走向淋灰池子。淋灰池子位于维修队的南院，那里有一大堆生石灰。生石灰的南面是一个淋灰池子，高约三十五厘米，长宽各两米，下面是一个深约一米七、长十五米、宽六米的大池子，用于放置刚淋完但还未熟透的生石灰水。
我们三人负责淋灰，除了我之外，还有张宝荣和娄金翠。她们是女性，但都比我年长。起初，我们三人用铁锹将生石灰铲进淋灰池子，其中大约百分之七十是块状的，百分之三十是粉末状的。
铲到一半时，张宝荣说：“别铲了，不然等一会儿生石灰加水膨胀后就放不下了。”说完，她便打开了自来水龙头，往淋灰池子里放水，水通过一根塑料管引出。一见有水，我就想用铁锹推生石灰。
张宝荣阻止道：“小青，你别动它，现在生石灰还没泡开，你一动它就不开了。”听她这么一说，我心中对她产生了敬佩之情，便不再动手。
她接着说：“明天就好了，今天淋灰放下去的水多，明天两个人用打水的斗子从灰池子里往淋灰池子里打水，解决灰池子里水太多、放不下的问题。”
说完，她冲我笑了笑，说道：“你还是给我叫大姐吧。”我有些腼腆地冲她笑了笑。
她又叮嘱道：“我叫你用锹的时候再用锹。”
我回答说：“哎。”自来水放了很长时间，把淋灰池子都放满了，她便去关了水龙头。又等了一会儿，淋灰池子中的大石灰块儿不再吃水，也就是不再冒泡儿了。
张宝荣说：“咱们用灰耙子推推看。”（灰耙子是一种工具，由一根二米长的木杆制成，在木杆的一端固定一个宽二十厘米、长六十厘米、厚二厘米的耙头，木杆钉在耙头的正中央，再在耙头的两侧各钉一根拉条。）我们用灰耙子推了好半天。
张宝荣说：“小青，你把闸门放开，放掉水吧。”我便去放闸门，只见灰水哗哗地流向灰池子，水往下流的同时，我们一边用灰耙子推。为了防止未熟透的石灰块从淋灰池子里掉下去，在放水口处放置了一个用钢筋做的烂物栅。不一会儿，灰水就放完了，但淋灰池子里还有许多未淋好的灰，于是张宝荣又去放水，这次不用等待，直接用灰耙子推。等推得差不多了再放水。
如此反复了几个来回，最后用铁锹将石头块铲出。接着，我们又淋了第二锅……直到中午下班。下午上班后，我们继续淋灰，依然是同样的流程，三人逐渐熟练了操作。
第二天上班，佑昌叔又让我去淋灰。由于前一天淋灰放的灰水经过沉淀已经分离开来，下面是灰，上面是水。今天要用掏鱼的水斗子，两个人往淋灰池子里打水。虽然我年龄小，但毕竟是男孩，力气比女孩大些，起初张宝荣用两根绳子，我用一根绳子，结果她不会使。
张宝荣说：“小青，你来试试，我怎么不会使。”
我说：“试试吧，我也没用过。”
张宝荣说：“你没淘过鱼？”说着，我便拿起了两根绳子，一手一根，学着掏鱼的样子，起初不会使劲儿，打不上水来，慢慢地便掌握了窍门，学会了使用那个劲儿。我和张宝荣一起打水，娄金翠一个人用铁锹往淋灰池子里铲生石灰，等我们把水打完，她还没铲满，于是我们两人便和她一起往淋灰池子里铲灰。等铲完后，生石灰还未完全熟化，在灰池子里直冒泡儿。
张宝荣说：“咱们等一会儿吧，等不冒泡儿了再干。”于是，我们便休息了一会儿，大约一刻钟的时间，看到生石灰不再那么冒泡儿了，我们便用灰耙子推了起来，不一会儿差不多了，便放开闸门放水，如此反复几个来回，灰便淋好了。
那天上班伊始，阳光明媚，微风轻拂，是个干活的好天气。
佑昌叔便对我说道：“小青，今日不用淋灰了，你们跟着师父们一起去抹顶棚吧。”
我回应道：“我们都要去呀？”
佑昌叔解释说：“都去吧，灰也淋得差不多了，够用一阵子了。”于是，我们便拿着平锹、锄等工具出发了。我们的目的地是灌溉处进行维修，该灌溉处全称为“滦河下游灌溉管理处”，归唐山市水利局管辖，是唐山市的下派单位。其位置在我们维修队的南面，而维修队位于路东，灌溉处则在路西，处于东西马路的南侧，维修队则在马路北侧。
到达那里后，发现原本没有吊顶，如今要重新吊顶，木工师傅的前期工作已全部完成，就等瓦工师傅来抹灰了。
到达后，宝荣和我先与另外两人一起和麻刀灰，瓦工师傅们则负责搭脚手架。我们在两块铁板上和灰，先将石灰膏（即“淋好了的白灰”）围成一圈，接着加水，用锹和锄头搅拌灰和水，使其充分混合，再加入麻刀拌合均匀，最后用锄多擦几遍便算完成了。
当我们和好灰时，师傅们已将脚手架搭好，于是我们便用平锹往灰斗子里锄灰。原本我们三个人中两人和灰，一人锄灰，但为了赶得上师傅们用灰，便只剩下我一个人来锄灰，而灰盘距离用灰的地方至少有二十米远，还不能锄得太满，否则路上会掉落很多灰。起初还行，但时间一长，我便累得大汗直冒，渐渐地也赶不上师傅们的用灰速度了。
我便对佑昌叔说：“叔，我实在赶不上了，您能不能抽个人来帮我锄一锄？”
佑昌叔回应道：“就六个师父在抹灰，按理说你能赶得上呀。”听他这么说，我也不再言语，只能马不停蹄地使劲锄。锹锄满了会掉一地灰，锄少了又赶不上师傅们使用，累得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依然赶不上师傅们的用灰速度。
忽然，我听到一位师傅说：“小青，这灰怎么这么不好使？好像里面有小石子一样。”听他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之前一个邪法，往里面掺和点硬东西，只要不大，小的看不出来，不过得小心别让宝荣她们看到。
我瞅准宝荣她们喝水的空档，用锹锄了少半锹的炉灰渣放在麻刀灰里面。我赶紧用锹多擦几遍，生怕被人察觉，掺好后便继续锄灰。然而，师傅们抹灰的速度却因此慢了下来，因为麻刀灰里面有小煤渣，不好抹。
佑昌叔见状便问宝荣：“宝荣，灰里有小煤渣是怎么回事？”
宝荣回答说：“和灰的过程和每天都一样呀。”
佑昌叔又说：“你们好好和和灰，太不好使了。”如此一来，我便能有片刻的闲暇时间了。
我在心里暗自好笑，心想：“叫你给我加上个人帮帮我，你就是不加，我看你们抹，哼。”下午的阳光依然灿烂，微风不时吹来，仿佛在嘲笑我的小聪明。就这样，下午的工作在这样的天气下过去了。
第二天上班时，天气依然晴朗，阳光洒在工地上，仿佛在见证我们的工作。 佑昌叔对我说：“宝荣你们好好和和灰，小青你赶不上了我下来帮你锄灰。”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十分感动，便跟他坦白了实情。
我说：“我昨天确实赶不上了，就想了个邪法，可是一看到师傅们抹灰真费劲，我就后悔了不该那么做，可是事情已经做完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佑昌叔听后笑着说：“我就觉得是你小子，别人也想不出那个馊主意。”
接着，佑昌叔又说：“以后别再那么办事了。”我惭愧地低下了头，哭了起来。
我哭着说：“我实在赶不上，太累了，人家跟您说，您还老逗我，就是不给加人。”
佑昌叔安慰我说：“快别哭了，你还是个孩子，我是说你想的法太邪了。”
我不再哭了，说：“佑昌叔，以后我好好干。”从那以后，每当我锄灰赶不上时，佑昌叔就会帮我锄几锹，就这样，在阳光的照耀下，下午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维修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那天，天气格外晴朗，阳光明媚，微风轻拂，仿佛在为即将开始的修炕工作增添一份愉悦的氛围。我跟着冯振宝师傅去老杨家修炕，刚到那儿，看到炕塌了，炕烟子太多都把炕洞堵死了，一点烟都不透。
振宝叔说：“这炕得重新搭，修不好，修了也没保证。”
老杨说：“你们看着做，只要好烧就行，重新搭更好。”振宝叔让我从队里要二百块砖，找保管蔺瑞，办完后找马车队派车拉砖。我顺利办完，回来拆炕，振宝叔帮忙拆和递砖，中午前拆完并打扫干净炕洞。
下午上班后，天气依然晴朗，我们开始搭炕，振宝叔边搭边讲解。
他说：“这炕有两处进烟，锅台和炕炉子，都得做风道，要让烟往里进，不往外倒，互相不争嘴。”
我问：“什么叫不争嘴？”
他说：“就是用一个进烟口时，比如冬天生炕炉子，锅台不冒烟，烧大炕时不影响炕炉子，不从炕炉子冒烟。”他边讲边做，像老师上课一样详细认真。
他还说：“搭炕前得把填土夯实，从烟入口做百分之一的坡度，坡向烟囱，烟囱处高。最关键的是搭炕前要检查烟囱有没有漏烟的地方，外墙不严。怎么检查？用一把草在烟囱底下点火，火向上吸烟说明烟道不漏，不吸烟说明不严要修。不检查的话，搭完点火不进烟或进烟不好，就不好判断问题在哪。”
他还说：“师傅们搭炕有好有赖。”边说边演示，下午半天炕就搭完。
第二天，天气依然不错，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我们去老陆家修炕。
振宝叔问：“愿意跟我学不？”
我说：“愿意，我还小，就怕搭不好。”
他说：“有我在旁边看着，别担心，这回我给你打下手。”
我不好意思，他说：“就这么定了，干吧。”我拆炕递砖，他码砖，干得满头大汗。
拆完后开始搭炕，他问我：“先做什么？”我说：“打扫烟子，平整炕洞，按百分之一坡度坡向烟囱，烟囱处高，打夯土，做两个风道。”
他说：“对，干吧。”我用平锹打扫烟子，用木夯打实土，按坡度平整，做风道，他指出不对的地方。搭炕前用稻草在烟囱底测试，火和烟被吸入烟道。
我说：“叔，行不？”他说：“可以，进行下一步。”开始搭炕，他讲外面气压低或有风时，炕砖立砖方向怎么放，我边做边学，不一会儿炕搭完。抹炕时他抹，怕我抹不平。抹完后，从锅台点火，火呜呜响，烟进烟道，炕炉子也一样，两处不争风。
振宝叔说：“小青，你搭的炕很好，学得真快。”
春去冬来，日子在忙碌中悄然流逝。一九六四年春天，我已十六岁，却依然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继续做小工。父亲为我的工作问题四处奔走，内心焦虑万分，我何尝不着急呢？可现实如此，也只能一边等待机会，一边按部就班地做着小工维持生计。
一天，刚上班，佑昌叔就对我们说：“咱们维修队今年夏天有 170 多间房顶急需修理，这些房顶都是泥顶，需要抹灰。咱们全体出动，家属们也要跟着，一共分两班，看看哪个班抹得又快又好。” 于是，我们分成了两个班，我和振保叔、父亲分在了一班，另一个班是二班。
过去都是平房，一栋房子有十间。我们一班负责头一栋。当时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微风轻拂，为我们的劳动增添了几分舒适。每栋房子需要用大马车拉土，分两处卸土，五间房用四车土，分别在两个地方和草泥。草是用稻草铡碎的，佑昌叔也分到了我们一班。
一开始，佑昌叔就问我：“小青，你来按铡刀，我往里入草？”别看我只有十六岁，但个子长得高，有一米七十三，再加上平时干体力活，身体强壮得很。我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爷儿俩铡了不一会儿草，佑昌叔说：“够用了，等下回再铡。”接着，我们加入到和草泥的行列中。
佑昌叔又说：“小青，你脱下鞋，用脚踩去。”我脱下鞋，光着脚丫踩了起来，不一会儿，泥就和好了。
这栋房子有三米檐高，要往上扔泥得搭一步脚手架。我们用两个高爬凳，每边放一个，搭上四块四米长的脚手板，一会儿就把脚手架搭好了。两个师傅负责在房顶抹灰，两个人从地下往脚手上用平锹甩泥，中间脚手上站两个人用平锹往房顶上甩泥，还有两个人在地下从远处往近处倒泥。
大家分工明确，干劲十足。我被分配到从地下往脚手架上甩泥，因为这段有两米高，脚手架上到房顶只剩下一米高了。谷志明叔和我分在一起，我们用足了劲，一个劲地往上甩泥，不一会儿，汗珠子就顺着脸往下流，全身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口渴难耐。我拿起水瓢，咕咚咕咚地喝起水来，这水是从水井里刚打上来的井水，冰凉爽口，大伙儿都争先恐后地喝水。
此时，佑昌叔说：“咱们再坚持一会儿，再干一会儿就该中间休息了。”我们听了，喝完水，又像之前一样干了起来。
谷志明叔和我爷儿俩在下面向脚手架上甩泥，泥非常沾锹。于是，我们想了个办法，在地上挖个小坑，里面放满水，每向上甩一锹泥，就在坑里涮一涮锹，这样再用起来就不粘锹了。
又干了一会儿，佑昌叔说：“都十点了，大伙休息一会儿吧。”休息时，大伙又喝水，休息了大约二十分钟，就又干了起来。这回是重新和泥，早先和的泥用完了，大伙一起上，连上面抹顶的师傅都下来和泥了。我还是负责光着脚在大伙往上攒的泥上使劲往下踩，目的是让泥和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大约和泥用了四十五分钟就和完了。
佑昌叔说：“把小青和谷志明换换，在下面太累了。”他又说：“脚手上的两个人下来换换。”
我赶紧说：“叔，我不累，我还年轻，我还行。”
佑昌叔说：“冯志忠，你下来换换小谷吧，叫小青再顶半天。”换人后，又开始干活。这回换上的冯志忠干活可比不上谷志明。
原来冯志忠当过兵，还是个连长，转业到地方后在二农场当办公室主任，是国家干部。他有个坏毛病就是爱赌钱，派出所抓住他好多次，二农场的领导也对他进行了多次批评教育，可他就是改不了，最后被开除党籍和政籍，从二农场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下来，到总场维修队当工人。
冯志忠从小没参加过体力劳动，干这种重体力活，他哪里受得了？但他不得不干，边干边吸烟。只有佑昌叔说他时，他才轻轻地一笑，看起来是真的没劲。他也是累得满头大汗，就是干不出活儿来。本来是两个人的活儿，他一个人不顶用，累得我满头大汗，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腰都直不起来，呼呼地直喘粗气。
佑昌叔看到这种情况就说：“谁换换小青？”只见父亲已经站在泥堆旁了。
父亲说：“小青，你到房顶上除泥去吧。”我这时才懂得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的真正含义。
我看了看父亲说：“爸爸，我还中，还是你上去吧，那里还省点劲。”我仔细地看了看父亲，只见他两鬓斑白，满头花白的头发，满脸皱纹，好像有五十多岁的年纪，个子不高，一米六十五左右。由于母亲走得早，大伙都劝他再找一个，他怕我们哥儿仨受气，始终没有找人。他既是父亲，又是母亲，成天劳累，再加上不省心，才弄成这个样子。他才三十七岁呀！我看着好不心酸。
父亲还是不想去上房顶抹灰，说：“小青，我替你一会儿吧。”
我含着眼泪，哽咽着说：“爸，你快去吧。”
佑昌叔看到这儿说：“立业，你去吧，孩子大了，累不坏。”父亲听佑昌叔这么一说，就又到房顶上抹灰去了。
地下还是冯志忠和我俩人，本来脚手架下面是四个人，另外两个全是妇女，也就是家属，一个是佑昌叔的媳妇，另一个是孙恩换家的。妇女本来就没力气，所以还是冯志忠和我俩人往上甩泥。我休息了一会儿，觉得体力恢复了些，于是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干。这时，我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在地下一个劲地甩泥。 只听得上一步脚手架上的人喊：“小青，你停一停，我们这里放不下了。”
我听上面叫停，就问：“咋了？停停干啥？”
只听得上面脚手上谷志明说：“房上的泥存得太多了，怕把房给压塌了。”我听后就停下了。停下后，我喝了一碗水，歇了一小会儿。
就听到谷志明说：“来泥。”于是冯志忠和我两个人又用平锹往脚手上甩泥。又干了有两个小时，才把这五间房顶抹好了。
佑昌叔说：“咱们把脚手拆过去，在那边再搭上就下班。”大伙听了，就一齐动手，一人一块脚手板，两人一个高凳，一下子就拆过去了，并且把脚手架搭好。 佑昌叔说：“下班吧，下午准时上班，别有事耽误了。”
下午两点，准时上班，我们还是先和泥，佑昌叔和我爷儿俩扎草。一边扎草，大伙一边和泥，扎了一会儿就够用了。我还是光着脚踩泥，不一会儿，泥就和好了。
佑昌叔说：“二层脚手上的人和底下的人换换吧。”二层脚手上本来是谷志明和冯振宝。
我一看有冯振宝叔，就说：“叔，我不累，不用换，都快到夏天了，干活出点汗怕啥？你们把继才叔换下来就行，他太累了。”于是，谷志明下来，冯继才上去。我和冯振宝都不用动，这么换了人后，我可好了。
谷志明个子不高，一米六二，体重超不过一百二十斤，满脸麻子，人们都叫他 “麻谷儿”。他三十多岁了，有人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姑娘，可人家一看就黄了，如今还是单身一人。但他体格很好，干活不惜力，人缘挺好，性格耿直，敢说敢做，刚烈，因为有我父亲，所以也叫他叔。我见谷志明叔下来，心里可高兴了。
我说：“谷叔，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先甩。”
他说：“行，你先甩吧，一会儿你累了我再换你。”于是我用足了劲，一口气甩上去一大堆泥。
二层脚手架上的振保叔说：“小青，你等一等再甩，脚手上放不下了，待会儿再甩吧。”
谷叔说：“小青，你休息会儿，待会儿屋顶上要了我甩。”于是我到水桶里舀了一瓢水喝。
待了一会儿，振宝叔说：“你们甩吧。”只见谷志明赤裸着上身，光着两只脚，岔开双腿，用两只粗壮的手拿着铁锹一个劲地往上甩，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
我看到后就说：“谷叔，你休息一会儿吧，我来甩。”
谷叔说：“等我把这堆泥甩完了你再上，行吗？”
我说：“我看到你累得大汗直冒，怕你累着。”
谷叔说：“没事的。”就这样，我们爷儿俩换着甩，能赶上房顶上用泥。
时值维修季，正值盛夏，烈日炎炎，毒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空气仿佛都被点燃了，没有一丝风，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格外燥热。队里大车组有两辆马车、三匹马、一匹骡子和一匹小马驹。饲养员张德捘请假，两个赶车的杨瑞先、张瑞来也各有要事，喂牲口的铡草任务便落到了刘占傲叔和我头上。
上班后，我径直去了大车组，刘占傲叔已在等候。
占傲叔说道：“小青，走，铡草去。”
我说：“行。”我们来到铡草间，我负责按铡刀，占傲叔负责往铡刀里入草。
起初，铡草还算轻松，可没过多久，我的双臂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汗水不断渗出，顺着脸颊往下流，后背的衣服也湿透了，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我气喘吁吁地说“叔，咱们歇会儿吧。”
占傲叔应道：“好，我也正好口渴，进屋喝点水。”休息了约莫十五分钟，我们又投入了铡草工作。
占傲叔提议：“小青，你来入草，我来按铡刀。”
我婉拒道：“我不会入，还是你来入草，我来按铡刀。”于是，我们继续之前的分工。占傲叔有个习惯，入草时嘴会一嚼一嚼的，像是在倒嚼的牛，随着铡刀的节奏一动一动，煞是有趣。
休息时，我擦了擦脸上的汗，看着被汗水浸湿的衣服，感受着这让人喘不过气的热。忽然，一阵微风吹来，带来了一丝凉意，仿佛是老天爷在怜悯我们这些辛苦劳作的人们。
一天下来，我们爷儿俩把铡草间装得满满当当，看着这些铡好的草，想着牲口们能饱饱地吃上一顿，疲惫也仿佛减轻了些。
一九六四年，那年夏天，阳光毒辣，知了在树上叫得人心烦意乱。我跟着维修队做小工，每天累得像条狗，可心里还惦记着电工队的招工消息。八月份，电工队终于贴出了招工告示，条件是身体好、初中毕业。可我连小学都没毕业，心里那个急啊！
父亲看我着急，就去劳动人事局找杨科长帮忙。杨科长人不错，跟电工队领导打了招呼，让我有了参加体检的机会。那天，我早早地赶到体检地点，心里七上八下。体检时，医生拿着仪器在我眼前晃来晃去，问我能不能看清。最后，我的体检结果出来了：血压高压120，低压89，右眼视力1.5，左眼视力1.0。可就是这左眼视力不够，成了我被拒的“罪魁祸首”。后来我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我的文化水平太低。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蒙了，心里像被谁狠狠地揪了一把，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不甘心啊！我文化低，可我身体好，脑子也不笨，凭什么不要我？
杨科长听说我没被录取，气得直拍桌子。他本来已经跟电工队领导说好了，没想到还是出了岔子。他决定再帮帮我。
恰巧，谷志明和冯继才打架，冯继才被拘留了。维修队有定编，冯继才回不来，我就有了顶替的机会。杨科长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帮我办了手续。就这样，我终于进了维修队学习木工。
那天，天气格外晴朗，阳光洒在我身上，暖暖的。我迈着轻快的步伐，心里充满了希望和憧憬，正式开启了我在维修队学习木工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