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五岁那年的一个寻常日子，一场突如其来的眼病如阴霾般笼罩了我。那时的我，尚不知病痛为何物，只觉得眼睛里像是被塞进了无数细小的砂砾，又痒又痛，难受得直想用手去揉。父母见状，心急如焚，父亲当机立断，用他那辆略显老旧的自行车驮着我，匆匆赶往唐山市路南医院。
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年幼的我尚不懂得如何安稳地坐着，好奇心作祟，竟在不经意间将右脚伸进了自行车那飞速旋转的后轮辐条里。只听得“咔嚓”一声，紧接着是钻心的疼痛，我忍不住放声大哭，泪水与疼痛交织在一起，模糊了我的视线。
父亲听到哭声，急忙停下车，转身查看我的情况。他轻轻托起我的右脚，眼神中满是心疼与焦急。
却还是强作镇定地安慰我：“乖孩子，别怕，一会儿就不痛了，咱们先到医院把眼睛看好。”他的声音虽沉稳，却难掩那份颤抖，那是父亲对孩子深深的爱与担忧。
于是，我们父子俩又踏上了前往医院的路。一路上，父亲骑得格外小心，生怕再给我带来一丝一毫的伤害。而我，则紧紧依偎在父亲的背上，感受着那份温暖与安心，尽管脚上的疼痛依旧，但心中的恐惧却因这份父爱而渐渐消散。
到了医院，父亲抱着我穿梭在人群中，急切地寻找着医生的身影。终于，在一位医生的诊室前停下，父亲焦急地向医生描述着我的情况。
医生仔细检查了我的眼睛，又看了看我的脚，然后微笑着说：“别担心，这就是个结膜炎，回去点点儿眼药，脚上的伤也处理一下，很快就会好的。”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心中的阴霾也随之散去。
1953年那段特殊的岁月，那一年，我们全家从繁华的唐山市迁回了祖辈生活过的老家，我便暂住在慈祥的姥姥家中。彼时，正值国家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关键时期，这一政策深刻影响着每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我与儿时的挚友孙万合、孙仰生，还有刘焕章，一同投身到了这场意义非凡的宣传活动中。
那时的宣传条件极为简陋，没有先进的扩音设备，也没有华丽的宣传海报。我们仅凭着几块硬纸壳，小心翼翼地糊成简易的喇叭形状，用手紧紧握着，站到了村中那条最为热闹的当街石头台上。
为了确保宣传的效果，每隔五六个门口，就有一位小伙伴手持着村干部们精心书写的宣传口号，静静地伫立在那里。那些口号，如“粮食统购统销是党的粮食政策，人人都要节约粮食”等，字字句句都承载着国家的期望与重托。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便开始了这场别开生面的宣传。
站在石头台的顶端，第一位小伙伴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大声喊道：“粮食统购统销是党的粮食政策！”那声音，虽然稚嫩，却充满了坚定与力量。紧接着，后面的小伙伴们依次跟上，一句句口号，如同接力赛一般，此起彼伏，回荡在夜空之中。
就这样，我们日复一日，每晚从七点钟开始，一直坚持到夜深人静，直到大伙都该进入梦乡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结束这场特殊的“广播”。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细雨绵绵，都未曾阻挡我们宣传的脚步。每一次呼喊，都是对国家政策的坚定支持；每一次重复，都是对节约粮食的深刻铭记。
在那段悠悠岁月里，我曾寄居于姥姥的屋檐之下，她的家，虽非我血脉根源之地，却在我心中种下了深深的眷恋。我的故土，远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县那片被岁月轻抚的土地上，一个名为爽坨镇双港村的宁静村落。而姥姥的居所，则如同温柔乡，静静地躺在双港村西南方向五里之遥的大新庄镇柳林村，那里，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港湾。
柳林村，一个在当地颇具传奇色彩的地方。故事要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那时，村中有一位坚韧不拔的农妇，命运多舛，丈夫早逝，留下她与襁褓中的婴儿及年迈的婆母相依为命。
家境贫寒，却难掩她对婆母的孝顺之心，这份美德如春风化雨，悄然间传遍了四方。恰逢光绪皇帝微服私访，听闻此事后，龙颜大悦，特赐“贞洁烈女”之誉，并在她家门前那条繁华的大街上，筑起了一座巍峨的石牌坊，以彰其德。那牌坊，高耸入云，约有二十余米，宽与街同，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四五吨之巨，无起重之便，全凭匠人智慧，边建边堆沙，待成之日，再悉数移去，其工程之浩大，令人叹为观止。
自此，凡过此街者，无论官职高低，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以示敬意，那条街也因此得名“牌坊街”，流传着一段段佳话。
姥姥的家，被乡亲们亲切地唤作“银匠铺”，这背后，隐藏着一段关于技艺与传承的故事。我的老姥爷，便是那银匠铺中的灵魂人物，一双巧手，能将银器雕琢得栩栩如生，远近闻名。
姥姥家，坐落于小北街，东西走向，恰似一条温柔的臂弯，环抱着这份宁静。房屋错落有致，四合院布局，南北两层正房，前院三间由德胜家居住，后院则是东屋二妗子与四表姐的天地，西厢房则是六舅一家的温馨小窝。
而一二层正房之间，西厢房静立，东侧却独辟一角门，别有一番风味。二层正房之后，东西各有一厢房，东厢房是大舅的家园，西厢房则是我与姥姥的避风港，两厢房北山墙相连，仅留一北门，仿佛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秘密通道。
姥爷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英年早逝，连名字都成了我心中的谜。姥姥，二十余岁便守了寡，带着一双儿女，在风雨中坚韧前行。那女儿，便是我的母亲，孙印荣；儿子，则是我的舅舅，孙印芬。
舅舅曾在丰润车轴山中学求学，那是一九二九年的夏天，暑假漫长而无聊，舅舅突发奇想，在屋内柜中养起了小麻雀，未及告知姥姥。一日，姥姥寻物掀柜，只见小麻雀满柜檐乱飞，惊得她连忙合上柜盖，却已晚矣，小麻雀们纷纷陨落，只留下一片哀鸣。舅舅归来，见此情景，与姥姥起了争执，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投奔了国民党的军队，去寻找他那已投身革命洪流中的二哥（大老爷那屋的）。
后来，舅舅来信，言及二哥在解放军攻打锦州时牺牲，身为师长，壮志未酬身先死。而舅舅自己，也在这乱世中，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成长为团长，却再未传来他的消息。或许，他已在那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战役中，与无数士兵一同长眠；又或许，他随着败退的国民党军队，远赴台湾，成为了海峡彼岸的一缕乡愁。
一九五五年，那是一个质朴又充满生机的年代，我踏上了在姥姥家上小学的旅程。彼时，家中人口分散，爸爸远在西安，投身于建筑工地的繁忙劳作，常年难归；妈妈则带着妹妹和弟弟，留在双港老家，与爷爷奶奶相互照拂。偌大的家中，日常相伴的唯有姥姥和我娘儿俩。
开学首日，阳光轻柔地洒在乡间小路上，姥姥唤来四姐——大姥爷那支上大舅家的表姐孙万琴，让她带着我去学校报名。那时的我，虚岁才八岁，小小的身影在乡村的土路上蹦蹦跳跳，对即将开启的学校生活满是憧憬。
然而，学校却因我年龄太小，按照规定十岁才允许上一年级，而不愿接收我。四姐心急如焚，好说歹说，磨破了嘴皮子，学校才勉强收下了我。就这样，我幸运地和孙万合、刘焕章、孙仰生分到了同一个班级。
那时的学业，远没有如今这般繁重。放学后，家庭作业几乎成了稀罕物，即便有，也总能在学校里轻松完成。于是，放学后的时光，便成了我们尽情玩耍的欢乐时刻。我从小就对弹弓情有独钟，打弹弓的技术更是精准无比。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我便早早起床，迫不及待地拿起弹弓，奔向那片充满生机的田野，去追寻那些在枝头欢唱的小雀。我精心准备了一口袋泥球，每一个都圆润光滑，饱含着我满心的期待。在那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间，我专注地瞄准，每一次击发都带着十足的把握。
一早上下来，那一口袋泥球总能换回满满一口袋的小雀，平均两三个泥球就能收获一只，那种满足感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
那年春天，仿佛是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万物复苏，春暖花开。一场场蒙蒙细雨，宛如轻柔的纱幔，轻轻拂过大地，滋润着世间万物。温暖的春风，带着丝丝缕缕的芬芳，温柔地吹拂着千万条已绽放出嫩绿新芽的柳丝。
娇嫩的小草从土里探出脑袋，好奇地张望着这个世界；新鲜的叶子在枝头舒展身姿，尽情享受着春日的暖阳；各色艳丽的花儿竞相开放，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它们像赶集似的聚拢过来，共同构成了一幅光彩夺目的春日画卷。 就连那活泼可爱的小燕子，也气喘吁吁地从北边飞了回来，在天空中欢快地穿梭，为这生机勃勃的春天增添了许多灵动的色彩。
随着春天的脚步，各种鸟儿也纷纷归来。布谷鸟在枝头欢快地歌唱，那清脆悦耳的叫声仿佛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柳叶鸟（此处结合前文推测“柳叶”实际为一种鸟名）在枝叶间轻盈地跳跃，它那与柳树叶子一般无二的颜色和娇小的身躯，让它能完美地隐藏在树叶之中，难以被发现；还有那活泼的山雀，在林间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
而我，最喜欢拿着弹弓去捕捉柳叶鸟的身影。那小小的鸟儿，仿佛是大自然派来的精灵，在枝叶间灵动地穿梭。我常常在树林中一待就是一上午，眼睛紧紧盯着那些枝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动静。终于，机会来了，我迅速瞄准，拉动皮筋，泥球如离弦之箭般飞出，精准地击中了目标。有一天早上，我更是运气爆棚，一连打下了十五只柳叶鸟，那兴奋劲儿，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除了打雀，我们还热衷于玩弹弓打箭杆的游戏。箭杆，其实就是高粱穗把米退掉后剩下的杆子，大约三四十厘米长。我们会把箭杆扎到沙子里，后面用篱笆挡着，防止泥球打飞出去。游戏规则很简单，在距离六米的地方，用弹弓子打箭杆，打不上就输给庄家，如果打中了，庄家就要赔给你三个泥球。
有一天，我和孙仰生、孙万合他们一群小伙伴相约出去玩。他们原本还有一伙人，加起来大约有十几个。我们排好队，一个接一个地用弹弓子打箭杆。那天，我的手气格外好，轮到我打的时候，总能精准命中。每一次打中，庄家就会乖乖地赔给我三个泥球。不一会儿，我的小袄兜就装得满满当当，沉甸甸的，仿佛装满了整个春天的欢乐。
小伙伴们都围了过来，眼睛里满是羡慕和好奇，纷纷问我：“树青，你怎么打得那么准啊？”
我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知道，就是一瞄准就打。”
孙万合听了，眼睛一亮，说：“拿来我看看你的弹弓子。”我毫不犹豫地把弹弓子递给了他。
他接过弹弓子，仔细地端详着，还用手拉了拉皮筋，然后对大伙说：“你们看，他的弹弓子的皮筋也就是十七厘米长。”说完，他也拿起我的弹弓子打箭杆，没想到，一下也打中了。
大伙纷纷上前一试，试过后都恍然大悟：“我们的弹弓子皮筋太长，光为好看不中用。”从那以后，小伙伴们的弹弓子皮筋都改短了，而我们的游戏，也在一次次的欢声笑语中，变得更加有趣和精彩。
在我小学三年级以前，我的名字叫郑树青。那时候，我长期住在姥姥家。上学时，这个名字是姥姥给我起的，甚至都没有征求过爸爸的意见。姥姥文化程度不高，却总爱翻着那本泛黄的《新华字典》给我取名，她说"树"象征着扎根大地，"青"寓意着朝气蓬勃，两个字凑在一起，便是她对我最朴实的期许。
记得那年深秋的午后，二叔郑立功提着两斤红糖来姥姥家看望我。
他刚跨进院门，就听见隔壁孙万合在院墙外扯着嗓子喊："郑树青！咱俩去村东头打枣去！"
我还没来得及应声，二叔就撂下红糖罐子冲到门口，一把拦住正要翻墙的孙万合："你刚才叫他啥？"
孙万合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吓了一跳，手里攥着的弹弓"啪嗒"掉在地上："郑树青啊，咋……咋啦？"他挠着后脑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二叔蹲在门槛上，从布袋里摸出旱烟袋，火星子在夕阳里忽明忽暗："咱村辈分排得严实，比树青大两辈的才用'树'字辈。前年给老祖宗迁坟，我亲眼见着族谱上'树'字辈的香火牌位排得密密麻麻。"他吐了口烟圈，烟灰簌簌落在青砖地上，"你爹在族里排'立'字辈，按理说你这辈该用'启'字开头。"
孙万合这才恍然大悟，捡起弹弓往怀里一揣："怪我怪我，没细想就跟着叫顺口了。"他冲我挤挤眼，"树青——不，明儿咱还去打枣不？"
二叔猛地站起身，旱烟袋在门框上磕得咚咚响："打什么枣！我这就去薄港儿找批八字的先生，让他给树青重新起个名字。"
临出门前还特意嘱咐姥姥："婶子，明儿赶集时买两张红纸，批八字的先生说要用红纸写生辰八字。"
不过三日，二叔便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手里攥着张红纸，纸上墨迹未干："先生说'启'字开蒙启智，'文'字温润如玉，这名字正合咱老郑家的书香门第。"
姥姥接过红纸，对着阳光细细端详，皱纹里都漾着笑意："启文启文，好名字，听着就比'树青'文气。"
从此，我的课本扉页上，铅笔写的"郑树青"被小心擦去，换上了端端正正的"郑启文"。每当翻开作业本，总觉着那三个字里藏着二叔旱烟袋的火星子味，姥姥翻字典的沙沙声，还有孙万合那声没叫出口的"树青兄弟"。
那是一个阳光毫无保留倾洒大地的日子，仿佛大自然也特意为这场即将上演的奇妙盛宴拉开了华丽的序幕。街道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小贩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如同欢快的乐章，奏响着生活的旋律；行人们谈笑风生的声音，交织成一曲温馨的市井小调。这热闹的场景，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生动地展现着生活的烟火气。
就在街边一块宽敞的空地上，一场引人入胜的魔术表演即将拉开帷幕。表演者是一位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的变戏法者。他身着一件宽松得恰到好处的表演服，那衣服仿佛带着某种神秘的魔力，随着他的动作轻轻飘动，仿佛在诉说着即将上演的奇幻故事。
头戴一顶奇特的帽子，帽子的形状独特而夸张，像是从童话世界中走出来的魔法道具，为他的形象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滑稽。手持一根指挥棒，那指挥棒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微光，仿佛蕴含着无尽的魔法能量。他的助手则静静地站在一旁，眼神专注而机警，随时准备配合表演，宛如一位忠诚的守护者。
随着一阵清脆悦耳的锣鼓声响起，这声音如同神奇的号角，瞬间吸引了周围人们的注意。观众们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迅速围了过来。不一会儿，里三层外三层地将表演场地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期待与好奇的神情，仿佛一群即将揭开神秘宝藏秘密的探险家。
变戏法者迈着自信而轻盈的步伐，开始了他的精彩表演。他首先在地上放置了一个大木箱子，这个箱子看似普通，木质的纹理在阳光下清晰可见，却又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神秘气息。他缓缓打开木箱子的盖子，动作缓慢而沉稳，仿佛在揭开一个尘封已久的秘密。
然后，他用手推着箱子向四周转动，让观众们能够从各个角度清楚地看到箱子内部。此时，箱子内部空空如也，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它的“纯洁无瑕”。
他微笑着，脸上带着一丝神秘而亲切的笑容，问观众：“你们看到箱子里有东西吗？”那声音如同春风拂过湖面，轻柔而温和。
观众们齐声回答：“没有，什么也没有。”声音中透着兴奋与期待，仿佛一群即将见证奇迹的观众，在为即将到来的惊喜欢呼。
接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变戏法的助手带着两个神秘的人走上前来，这两个人身着朴素却又不失神秘感的服装，眼神中透着一种难以捉摸的光芒。他们缓缓走进箱子里，并安静地坐下。助手迅速地将箱子盖盖上，并“咔嗒”一声在外面加了一把锁，那声音清脆而响亮，仿佛在宣告着一个神秘世界的封闭。
变戏法者拿着指挥棒，在空中连比划带说，那动作夸张而富有节奏感，仿佛在施展着某种神秘的魔法咒语：“他们已经到了唐山。”他的声音高亢而激昂，仿佛在带领着观众们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旅行。
然后，他又挥舞着指挥棒，大声说道：“他们已经到了北京。”他用手向后拉了三下，那动作仿佛在拉动着无形的时空之弦，将观众们的想象力带到了遥远的天安门广场。
变戏法的人对着观众们说：“走。”他一声令下，声音坚定而有力，仿佛在发布着神圣的指令。助手打开锁，他搬动着箱子，让大伙看里里外外的每一个角落，用手拍打着箱子，发出“砰砰”的声响，以证明里面确实没有人。观众们瞪大了眼睛，紧紧地盯着箱子，眼神中充满了疑惑与好奇，试图从箱子的每一处细节中找出其中的奥秘，但怎么看也看不到人。
于是，他又叫助手把箱子锁上，用手向前送了三下，仿佛在将那些“远行”的人召唤回来。
变戏法的人对着观众们说：“你们回来，大伙想你们了。”他大声喊道，声音中带着一种亲切的呼唤。助手打开箱子，结果那两个人从箱子里面站了起来。观众们一片哗然，纷纷鼓掌叫好，那掌声如雷鸣般响亮，充满了对表演者的赞叹与敬佩。但仍有人大喊：“我们没有看清楚，你们再变一回。”
变戏法者自信地一笑，那笑容如同阳光般灿烂，说：“不信由你们观众里选一个人进来。”
当时，我只有十岁，长得又很瘦小，但好奇心却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在心中不断蔓延。
只听观众们大声喊道：“叫小青来。”我一听是叫我，心里既紧张又兴奋，紧张是因为不知道即将面对什么，兴奋则是对未知的强烈渴望。但更多的是好奇，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到了那里，变戏法的让我站到箱子里去。当我站进去后，发现里面还有他们的一个人。那个人身材高大，眼神中透着一丝神秘与威严。然后，他让助手把箱子盖盖上，并且在外面加了一把锁。那一刻，我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仿佛要冲出嗓子眼。这时，他又用手向后拉三把，说了一声：“走。”
就在这一刻，箱子里面那个人恶狠狠地小声对我说：“你千万别出声、别动，要不我就掐死你。”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心惊肉跳，大气都不敢出，身体也一动不敢动，仿佛被施了定身咒一般。
紧接着，就听变戏法的人说：“他们到北京了，在天安门广场玩呢。”我心里暗暗纳闷，我明明没出去，还在箱子里呀，难道他有魔法能把我变走？一种强烈的疑惑和好奇在我心中交织，让我更加紧张又期待。不一会儿，就听到开锁的声音，箱子盖被打开了。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转了一圈，晕晕乎乎的，仿佛经历了一场时空的穿越。
变戏法的人对着观众们说：“大伙看看到底箱子里有没有人？”观众们纷纷围过来查看，有的用手摸摸箱子，感受着箱子的温度和质感；有的把眼睛贴在箱子缝上看，试图从那狭小的缝隙中窥探到箱子的秘密，可怎么也看不到里面有人。于是，他们又把箱子盖盖上，并且听到了给箱子上锁的声音。他又用手向前送了三下。
变戏法的人对着观众们说：“你们快回来吧，大伙很想你们了。”随着他的一声呼唤，助手把箱盖打开。箱子盖打开的一瞬间，我从箱子里站了起来。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从另一个世界回到了现实，心中充满了惊喜和自豪。
当我从箱子里出来后，小伙伴们立刻围过来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我带着一丝得意，绘声绘色地说：“我哪里也没去，就待在箱子里，就是他们的那个人捂着我的嘴不允许我说话。”小伙伴们听了，都露出羡慕和惊叹的神情。
这场魔术表演让整个街道都沉浸在欢乐与惊奇之中，观众们的笑声、惊叹声此起彼伏，久久回荡在街头巷尾。
一九五八年，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变革的年代，人民公社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当时，我还是柳林村小学四年级的一名学生，懵懂又满怀憧憬地生活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那天清晨，阳光轻柔地洒在柳林村的每一条小径上，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朝着学校走去。刚迈进校园，老师那洪亮而激动的声音便在耳边响起：“同学们，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咱们大新庄人民公社成立了，咱们要去参加盛大的游行！”听到这个消息，教室里瞬间炸开了锅，同学们欢呼雀跃，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紧接着，老师将事先精心准备好的小旗一一发到我们手中。那鲜艳的红色旗帜，在微风中轻轻飘动，仿佛在诉说着即将到来的喜悦与荣耀。那天，全体同学都踊跃地加入了游行队伍，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自豪与激动的笑容。
游行队伍的最前方，是两位身强力壮的村民，他们肩并肩，步伐坚定，手中高高举着大横幅标语。那标语上的字迹刚劲有力，“人民公社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时代的力量，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
紧跟在横幅后面的，是两位村民抬着的大鼓，旁边一位村民挥舞着鼓槌，有节奏地敲击着。那激昂的鼓点，如同战鼓擂动，振奋人心。鼓声之后，是两位村民一人一把大镲，配合着鼓点，用力地敲击着，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还有那敲锣的村民，手中的锣槌起起落落，锣声阵阵，与鼓声、镲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激昂的乐章。
再往后，是民兵队伍。他们身着整齐的服装，步伐整齐划一，手中挥舞着四十面彩旗。那彩旗色彩斑斓，在微风中猎猎作响，仿佛是一群五彩斑斓的蝴蝶在翩翩起舞。
我们这些学生跟在民兵队伍后面，手中紧紧握着小旗，心中满是自豪。而队伍的最后，是普通的老百姓们，他们来自各个村庄，手中拿着一把把纸糊的小红旗，红旗上写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我们一路前行，朝着大新庄公社进发。当我们赶到公社时，已是上午九点半钟。此时，只见各个村庄的游行队伍陆陆续续地赶来，现场热闹非凡。随着一声令下，游行正式开始。
走在最前面的是大新庄村的队伍，他们步伐矫健，精神抖擞。后面还有十几个村的队伍，以村为单位，每个村都有敲锣打鼓的，彩旗飘扬，场面十分壮观。游行队伍从大新庄出发，沿着既定的路线，一路向薄港、四间房、柳林村等村庄进发。
一路上，锣鼓喧天，彩旗飘飘。每到一处村庄，队伍都会停下来，大家齐声高喊口号，那响亮的声音在村庄上空回荡，仿佛要将这份喜悦传递给每一个人。村庄里的村民们纷纷走出家门，站在道路两旁，欢呼鼓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孩子们在人群中奔跑嬉戏，老人们则满脸欣慰地看着这一切，眼中满是希望。
整个游行持续了很久，当最后整个公社各个村庄都走了一遍以后，队伍才缓缓解散。此时，已经是中午时分，可大家似乎都忘记了饥饿，心中满是兴奋和自豪。直到夜间十一点多钟，我才拖着疲惫却又无比兴奋的身体回到家。虽然那天中午简单吃了点饭，晚上甚至都没顾得上吃饭，但我的心里却充满了喜悦。
在1958年那个格外漫长的暑假里，时光仿佛被无形的手拉长，两个月的悠长假期在孩童们的嬉闹与期盼中缓缓流逝。待到开学之日，我，一个懵懂的小学四年级学生，怀着既兴奋又略带紧张的心情踏入了校园。开学首日，班长突然召集全班同学，命令我们排成整齐的两列，静静地伫立在教室前。大家面面相觑，心中充满了疑惑与好奇，却也只得按捺住性子，等待着未知的安排。
就在这时，我们的班主任郑老师，背着那个略显陈旧的背包，脚步匆匆地向我们走来。郑老师，一个平日里总是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的人，尽管他的身高并不出众，大约一米六、七的样子，体型却显得颇为壮实，一头利落的平头更添了几分干练。他平日里总是那么平易近人，与学生打成一片，但今日，他的眼神中却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沉重与刚毅。
郑老师走到我们面前，没有像往常那样用幽默的话语开启新的一天，而是突然间，眼眶泛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他哽咽着，用略带颤音的声音说道：“同学们好。”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
他迅速用手绢拭去眼角的泪水，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在这六十多天的整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我与同志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反思。在同志们的耐心帮助下，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思想上的偏差，那些曾经无意中影响了同学们的‘右倾’思想，我深感愧疚。希望你们能在新的、更加坚定的‘左派’老师的引领下，逐步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说到这里，郑老师的情绪再次失控，泣不成声。
就在这时，班里那个总爱调皮捣蛋、名叫二笨儿的男同学，突然不合时宜地插话道：“我叫你坏，你完了吧。”
二笨儿，一个在课堂上总是难以安分守己的孩子，不是偷偷与同桌交头接耳，就是沉浸在自己的小人书世界里。记得有一次，郑老师实在忍无可忍，用教鞭轻轻抽了他一下，以示警告。此刻，他的这句话，无疑是在郑老师伤痕累累的心上又撒了一把盐。
郑老师听到二笨儿的话，眼神中闪过一丝无奈与哀伤，他轻轻摇了摇头，仿佛是在对二笨儿，也是在对自己说：“二笨儿，你上课不专心听讲，总是分心去做别的事情，这样下去，你的学业又怎能有所进步呢？”
随后，郑老师收拾起自己的情绪，转向全班同学，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希望你们能够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说完这番话，他转身离去，背影显得格外孤独与落寞。
从那以后，郑老师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他的离去，就像一阵风，轻轻吹过，却在每个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又略显荒诞的年份，上半年里，我们村子紧跟时代的浪潮，热热闹闹地办起了公共食堂。那时候，我还小，暂住在姥姥家，和姥姥相依为命。每顿饭，我们娘俩都得去食堂打饭，虽然简单，却也省去了不少柴米油盐的烦恼。
恰逢那时，全国上下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大炼钢铁”运动，村里也不例外，家家户户都被动员起来，把粮食都交到食堂，连做饭的铁锅也没能幸免，被砸碎后上交到生产队。不仅如此，连箱子、柜子上的铁锁，还有厨房里的铁勺、铲刀，只要是铁打的，统统都得交上去。
有一天，姥姥像往常一样去食堂打饭，却空手而归。
我满心疑惑地问：“姥姥，怎么没买回饭来？”姥姥叹了口气，说：“仕成（那时的生产小队长）说你还有个铁球没交上去呢。”我一听，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那铁球可是我踢球玩的宝贝啊！
姥姥见我哭了，安慰我说：“别哭了，咱们不去食堂买饭了还不行吗？”
我抽泣着回答：“姥姥，不行啊，咱们一顿不吃还行，可总不能一直饿着呀？何况家里既没粮食也没锅，怎么做饭呢？”
无奈之下，我只好含着泪，拿出那个“心爱的铁球”，姥姥见了，也没别的办法，只好拿着铁球去找仕成，这才把饭买回来。
也是在那一年，我从柳林小学毕业，满怀憧憬地报考了大新庄高级小学（高小），可录取通知书却迟迟未到。
与此同时，姥姥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她经常小肚子疼，我们劝她去医院看看，她总是说没事，疼一会儿就好了。就这样，病情一拖就是三个多月，直到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在我妈和我的劝说下，去唐山找我大舅（我的表舅，我妈她姨的儿子）。
大舅带着姥姥去了唐山人民医院，结果一查，竟然是“子宫癌晚期”。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大舅和我妈都知道病情的严重性，却都瞒着姥姥，怕她知道了病情加重。
从唐山回来后，我妈偷偷地告诉我：“小青，你姥姥得的是子宫癌晚期，恐怕活不了几个月了。”我一听，顿时嚎啕大哭起来，心里充满了绝望和不舍。
我回想起和姥姥相依为命的六年时光，她为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我从小就胆小爱哭，放学回家一进二门就喊“姥姥”，姥姥要是答应了，我就没事；要是连叫两声都不答应，我立刻就哭。姥姥总是边跑边答应：“哎，我在这呢。”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一进二门就连叫了两声“姥姥”，姥姥没听到，我就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姥姥回来后，问我怎么了，我说：“谁也没欺负我，是你不在家吗？”
姥姥听了，只好安慰我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想到姥姥的病情，我哭着说：“咱们去天津、北京的大医院看看，说不定能给姥姥治好病呢。”
我妈叹了口气说：“太晚了，医生说都扩散了，不能做手术了。”我一听，哭得更伤心了。
我妈又说：“咱们只能想办法给你姥姥止疼，让她少受点罪，多给她买点好吃的。”我听了，再次嚎啕大哭起来。
从那以后，我放学回家就陪在姥姥身边，主动多做点家务活，扫地、刷碗，想让姥姥高兴一点。我知道，时间不多了，我能做的，就是多陪陪她，让她在剩下的日子里，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和爱。
时光悄然流转，转眼间，那令人期盼又略带惆怅的暑假即将画上句号，开学的钟声已在耳畔隐隐作响。然而，那承载着梦想与希望的录取通知书，却如断了线的风筝，迟迟不见踪影。
当时，我和孙万和、孙仰生、刘焕章一同报考了大新庄高小，此刻，看着他们同样焦急又无奈的神情，我知道，我们都还在那未知的等待中煎熬。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一分每一秒都仿佛被拉长，心中的焦虑如野草般疯长。终于，在漫长的等待后，那封决定命运的信件姗姗来迟。
我如愿被大新庄高小录取，而他们几个小伙伴，则被薄港农业高小揽入怀中。在那些一起嬉笑玩耍的伙伴中，只有我一人，独自踏上了前往大新庄小学五年级的求学之路，并被分配到了五年级二班。
分班后的那个上午，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教室的窗棂上。老师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教室，我一眼望去，那是一位男老师，约莫三十多岁，一米七左右的身高，身姿挺拔，不胖不瘦。他身着一身整洁的中山装，长方脸庞上，一双眼睛透过那副金丝边眼镜，闪烁着智慧与温和的光芒，整个人看起来精神抖擞。
老师微笑着，声音洪亮而亲切：“我姓赵，从今往后，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要是有什么听不懂的地方，别犹豫，及时提出来，这样我也能不断改进。今天是咱们开学的第一天，大家先互相认识认识，然后咱们就发课本啦。”
说完，他便招呼同学们去抱来课本，一本本崭新的课本，带着油墨的清香，依次发到我们手中，有语文、算术、自然、地理、历史，还有俄语。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知识的海洋在向我招手。
更让我惊喜的是，我还被选入了学校乐队。当一把洋号递到我手中时，我的心瞬间被喜悦填满。放学路上，我迫不及待地拿出洋号，一边走一边练习吹奏，那清脆的音符在空气中飘荡，仿佛是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那段时间，姥姥拖着带病的身子，依然坚持为我做饭。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小院，姥姥就早早起床，在厨房里忙碌起来。她那瘦弱的身影，在炉灶前晃动，虽然动作不如从前利索，但每一道菜都饱含着对我的爱。
日子如流水般逝去，两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姥姥的病情愈发严重，再也无法为我准备饭菜。无奈之下，只能叫来六妗子照顾我的饮食。可姥姥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又艰难地支撑了一个多月，终于，她再也撑不下去了。
妈妈急忙叫来了大舅和二舅。大舅、二舅都是我连舅，是妈妈大姨的儿子。妈妈的大姨走得早，从小两个连舅都是姥姥一手带大的，所以在他们心中，姥姥就如同亲生母亲一般。
没过几天，姥姥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六十二岁。妈妈得知这个消息后，哭得死去活来。她本就患有肺结核，身体虚弱，如此悲痛，哪里扛得住？
这时，四姐走上前，轻声劝道：“二姑，你别哭了吧，你的身子扛不住啊。再说三奶奶已经走了，你就是再哭，她也活不过来呀。”说着，四姐便把妈妈从地上拉了起来。妈妈站起身，看到我还在那里跪着哭，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哭得伤心欲绝，思绪如潮水般翻涌。从唐山回来后，我就再也没回过老家双港。从五岁起，我就一直和姥姥住在一起，她就像我的守护天使，陪我玩耍，给我做饭，那温暖的笑容、慈祥的目光，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如今，她走了，我今后该和谁住在一起？谁还会像她一样，为我精心准备每一顿饭菜？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痛。
妈妈强忍着悲痛，扶起大舅和二舅，说道：“哥哥，你们都起来吧，别再哭了。”接着，她又走到我身边，用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
随后，妈妈对大家说：“都别哭了，起来吧。”在妈妈的劝说下，大家的哭声渐渐停了下来。
在那个年代，没有吹喇叭的喧嚣，也没有哀乐的悲鸣。唐山大舅买来了菱苦土的棺材，妈妈则准备了花圈纸扎。最后，妈妈和大舅商量，因为姥姥没有儿子，所以过继了六舅（大老爷那屋的）来打灵帆。
姥姥的棺材和姥爷的棺材被一同安葬在庄北的祖坟里。那一刻，我望着那片祖坟，心中五味杂陈，仿佛与姥姥的最后一丝联系也被这黄土掩埋。
姥姥去世后，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从大新庄小学转到了黑坨小学，也从柳林村搬到了双港村。新的环境，新的学校，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但我知道，生活还要继续，我要带着姥姥的爱和期望，勇敢地面对未来，在新的征程中努力前行。
在冀东那片广袤而质朴的土地上，有一个宁静的小村落——双港村。它宛如一颗被岁月尘封的明珠，静静地镶嵌在时光的长河中。村子被三条街巷分割开来，分别是南街、东街和北街，它们像三条蜿蜒的丝带，串联起村里人家的烟火日常。
村子的南街西面，有一方占地百余亩的大水塘，名曰西坑。
这西坑仿若一位沉默的守护者，无论四季如何更迭，始终盈盈一汪碧水，从未干涸。据说，在这清澈的水底，藏着神秘的泉眼，源源不断地为它注入生机。池塘边，芦苇肆意生长，微风拂过，芦苇沙沙作响，似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村子的东面，也有一个水坑，规模比西坑还要大些。只是，这里没有芦苇的摇曳身姿，取而代之的是满坑的水草，在水中轻轻荡漾。村子的西南面，有一个相对较浅的坑，深度约莫四十厘米。
然而，这小小的坑里，却长满了粗壮的芦苇，它们足有手指粗细，高达三米多，是编炕席的绝佳材料。每到端午节，这里便热闹非凡，村民们纷纷前来，采摘芦苇叶，回家包起香甜的粽子，那弥漫在空气中的粽香，是生活里最质朴的甜蜜。
村子西面大坑的西边，曾有一座宏伟的大庙。曾经，这里香火旺盛，信徒们虔诚地前来祈福。然而，一场无情的大火，将这一切化为灰烬。熊熊烈火中，一个名叫王化儿的乞丐，不幸葬身火海，只留下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
我家就坐落在南街的道路北侧，东头第二家，那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临街的西边，是一个宽敞的大碾棚，这里不仅是自家加工粮食的地方，更是乡亲们交流的场所，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碾着粮食，一边拉着家常，欢声笑语回荡在小小的院子里。东面，是一座简陋的厕所，与碾棚、厕所北面的围墙，共同守护着院子的宁静。
走进围墙内，三间正房矗立在中央，青瓦屋面在阳光下泛着古朴的光泽，东西宽三丈六尺，彰显着曾经的安稳与气派。
正房的南面，是三间西厢房，焦渣屋顶虽略显简陋，却也承载着生活的点点滴滴。正房的北面，同样是三间西厢房，草房屋顶在风雨中坚守，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北边二门外面，两棵枣树亭亭玉立，每到秋后，枣子成熟，红彤彤地挂满枝头，又大又甜，那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甜蜜馈赠。
当时，我和妈妈、弟弟郑启武、妹妹郑树琴，住在正房的西屋，与爷爷奶奶住的对门屋仅一墙之隔。爷爷一生勤劳，育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大儿子郑立业，便是我的父亲，他为了家庭的生计，远赴西安当瓦工；二叔郑立功，已成家立业，独自撑起一片小天地；三叔叫郑立国，与我同岁，却比我小些；女儿的名讳我已记不清，只记得大姑早已出嫁，有了自己的家庭。
后来，我转学到了黑坨高小，被分配到五年级一班。班主任是来自姥姥家村——柳林村的女老师孙敬华。那是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粮食紧缺，吃食堂成了生活的常态。每天，一人仅能分到二两粮食，食堂的饭食简单得可怜，往往是一大盆米汤，里面稀稀拉拉地飘着几粒米，打回来的米粥，清澈得能照见人影。这样的日子，一连持续了两个多月，饥饿如影随形。
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到野地里挖野菜，可野菜很快就被挖光，为了生存，我们开始啃树皮、嚼草根，最后甚至吃起了玉米骨头，将其磨成面蒸成饽饽。我们娘儿四个，在饥饿的深渊中苦苦挣扎。
那时，妈妈患上了肺结核，身体每况愈下。为了买链霉素治病，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
一天，妈妈有气无力地提着我的小名说：“小青，你找找看柜里还有你小时候的压枕、垫子。我记得放在柜里了，但也不知道把它到放在哪儿了。”说完，她勉强撑起身子，看着我寻找。终于，我在柜子里找到了那个白花儿蓝底儿的旧压枕和垫子。
妈妈眼睛一亮，说：“是它，就是它。”接着，她叮嘱我：“你把它倒出来，倒在大盆里头用清水泡一泡，好好的泡几遍，再好好的投洗几遍，要不了有小孩的尿骚味。”我按照妈妈的吩咐，找来一个头号大盆，将压枕和垫子里的东西倒出来，竟发现里面装满了柏籽米，起码有十几斤重。
我兴奋不已，赶忙用水瓢打来水，将柏籽米浸泡在盆里。泡了一天一夜后，我用手仔细搓洗了好几遍。妈妈看了看，说：“差不多了，中（行）了，你带弟弟妹妹到辗上砸去吧。”
当时，我十二岁，妹妹十岁，弟弟七岁，我们兄妹三人来到碾旁，妹妹拦着碾，用手把砸实的柏籽米翻过来，我和弟弟用力推着碾，费了好大的劲，才将柏籽米碾碎。回到家，用锣子筛好，我用这些柏籽米做了一顿面汤。熬面汤的时候，一股混合着小孩“尿骚味儿”和“头油味儿”的奇特气味扑鼻而来。
面汤做好后，我们娘四个每人分了一碗，我喝了一小口，那味道实在难以下咽，强咽下去后，便再也不想喝了。妈妈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她语重心长地说：“咱们有十几天没有好好吃东西了，这个虽然不好吃，可好赖也是粮食呀，你是大哥你带头把它吃了。”
听到妈妈的话，我委屈得哭了，说：“妈咱们啥都吃过了，玉米骨头、玉米秸秆、榆树皮、花生皮、杨树叶，可就是这个不能吃，真的吃不进去。”
妈妈也红了眼眶，说：“小青，咱们不吃也没什么可以吃得了，你想人不吃饭能行吗？肯定不行，那样会被饿死。”说完，她自己先哭了起来。
接着，她又说：“为了活命，吃吧孩子们。”说完，她自己先吃了起来。我一听妈妈说这话，也勉强吃了一碗。妈妈看着我们实在吃不下去了，便让我去奶奶屋里看看有没有吃的。
我几步走到奶奶住的屋子，奶奶正在炕上坐着做棉袄。
她一看到我，立刻笑着说：“小青来了，有事吗？”我焦急地说：“奶奶我们娘儿四个是十几天没有好好吃东西了，今天我妈妈叫找出我们小时候的压枕，和垫子，说里面装的是粮食，可是倒出来用清水透了好几遍到碾上砸出来，结果那个头油味，简直吃不下去 。”
紧接着我又说：“奶奶你们还有啥吃的吗？给我们点吧。”
奶奶一听，赶紧说：“没有哇，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了，我们也是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我一听，着急地说：“奶奶你们不是昨天晚上炒的玉米面嘎达吗，都吃完了？一点没剩吗？”奶奶沉默了许久，也不理我。我一看没有希望，扭头就从奶奶屋里出来了。我们都是过道屋的锅台，我出门想掀开他们的锅盖看看锅里到底有，还是没有。可是我刚一伸手，老叔就一把抓住我的手，不让我去掀锅盖 ，随后他脸一红。此时，我的心里什么都明白了，我强忍着委屈的泪水回到我们屋里。
我和妈妈说：“奶奶不给。”我就把怎样和奶奶说的，奶奶怎样回答的，老叔怎么做的我又细说了一遍。
妈妈说：“那准是真的没有了，不许那么想。”妈说完，我真的扳不住内心的委屈大哭了起来。
我嘟囔着说：“奶奶不给，妈还不叫说，我哪样都不对，这怎么办呐。”
当时我在黑坨五年级一班上学，第二天我勉强去上学，到学校后老师叫我们勤工俭学去拾牛粪。我背着一个粪箕子没精打采地从学校里出来了，出了学校门口就沿着大路走，边走边看到有牛粪就捡起来，到中午勉强捡了一粪箕子，到学校后老师叫我们把牛粪倒在大粪堆上。
我们中午都是自带饭，可家里哪有饭带呀，我拿了两个用压枕里倒出来的柏子米蒸的窝窝头。我刚一拿出来，同学们就用贪婪的眼光看着我。我说：“给你们尝尝。”我用手掰了几份，分给每个人一份。
同学们往嘴里一嚼马上吐了出来，纷纷说：“啥味？又臊又头油味，缠脑袋浆子。”
我说：“你们拿的啥饭？拿点来吃。”大多数人拿的糠饼子，同学们都要分给我吃，我就吃了一小块也是太不好吃，强咽了下去。下午没有上课叫我们自习，那个年头老师们饿的也是没心事上课。
我回到家里和我妈妈说：“妈我不去念书了。”
我妈妈说：“怎么了？怎么不去念书了。”
我就把情况和妈妈一说。妈妈听了长叹了一声说：“那就别去了吧。”就这样，我就不上学了。
我们娘儿四个的日子愈发艰难，妈妈肺结核病情加重，咳嗽声日夜不断。我十二岁，妹妹十岁，弟弟才七岁，面对如此困境，实在无力支撑。无奈之下，妈妈只好找我三表姐孙万玲，带我到唐山我老妈（干妈）那里去几天。家里实在没有吃得了，每天从食堂里买的那点饭，还不够一个人吃的。
唐山老爸（干爸），实际上是我妈的连兄，在家族里威望颇高，是当之无愧的老大。老二，也就是唐山的两个舅舅之一，与老爸情谊深厚。三表姐带着我从小集出发，搭乘那辆承载着生活希望的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先把我送到了二舅家。之后，她便回了自己在唐山的婆家。
初到二舅家，眼前的景象让我有些局促。二舅家人口众多，五个女儿一个儿子，热闹非凡。除去和我年纪相仿、我叫表兄的孙玉忠，其他人我都觉得陌生。玉忠比我生日大些，从小我们便相识。
每逢寒暑假，他总会到姥姥家玩耍，我也常在姥姥家住，于是我们便有了许多一起玩耍的时光。推钢圈时，我因初次接触，总是比不过他；而用弹弓子打雀，他却远不如我。
玉忠一见我来了，分外高兴，拉着我的手，关切地询问我的学业：“你上几年级了？”
我如实回答：“五年级。”
他又担忧地问：“你到这来学习怎么办？”
我无奈地说：“我不上学了。”
他眉头一皱，急切地说：“你不上学怎么能行呢？”
我眼眶泛红，声音带着一丝苦涩：“不行也得行，在家没有吃的，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玉忠长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了老妈（二舅妈）那里。
老妈看到我，脸上立刻绽放出笑容，对着她女儿小荣说：“你小青哥哥来了。”小荣小名叫小荣，比我小一岁，每年都会由玉忠带着到姥姥家玩。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三个在北当院里玩捉迷藏，小荣不小心掉进了北当院的水井里。 当时我们都吓坏了，大声呼救：“救人呀！小荣掉在水井里了。”
六舅孙印花听到喊声，急忙跑过来，毫不犹豫地跳下井去救人。好在水井是用方石头砌成的，水也不深。六舅下去后，迅速扶住小荣，让上面的人把绳子扔下来，然后将小荣捆好，大家一起用力把她拉了上来。小荣掉下去时是立着的，水大约一米深，所以她没有喝到水，只是受到了惊吓，一个劲儿地大哭，哭着要回家，最后只好把她送回了唐山。
三年未见，连妹（小荣）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个子长高了许多，模样也愈发清秀漂亮，弯弯的两道眉，樱桃小口，十分好看。
她一见到我，小脸一红，轻声说：“哥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回答：“今天来的，先到的二舅他们家了，这不玉忠哥把我带过来了。”
那天晚上，老妈给我做的大米粥格外香甜，我一连吃了四碗。可吃完没多久，肚子就开始痛起来，痛得我直冒大汗。老妈看了看我，温柔地说：“没事儿的，因为你都有十几天没有好好地吃东西了，我事先考虑到了所以把粥做得很稀。”接着，她又让我趴下把腿屈起来。我照做了，不一会儿就尿了几泡尿，感觉肚子舒服了很多，便站起身来。
天色渐暗，玉忠带我到他们家去住。走进屋里，我看到表姐、表妹还有玉忠，再加上我，一共七个人。我被安排在炕西头，玉忠挨着我，接下来是表妹表姐，她们由小到大一字排开。大家都已躺下，只剩下玉忠和我。我没有脱棉裤，穿着就躺下了。
躺在炕上，我久久不能入睡，心里思绪万千。我才十二岁呀，怎么命运就这么不好呢？我的妈妈常年有病，父亲长年在西安当瓦工不在家，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因为家里挨饿，我只身跑到唐山来。大舅二舅家里的粮食也不富裕，大人每天每人只有八两粮食，小孩供应的更少，再加上我在这里吃饭，人家能承受得了吗？想着想着，我不知不觉睡着了。
睡梦中，我忽然感觉身下一热，一下子惊醒了。
我自言自语道：“坏了，我从小爱尿炕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不敢再睡觉，又不好意思再起来尿尿，生怕表姐表妹们听到尿尿的声音，只能强忍着。好不容易熬到天刚刚亮，我就早早地起床了。
起来一看，除了我的棉裤尿湿了，还把褥子也尿湿了。我把褥子翻过来，还好尿湿的印迹没有透过来，就干脆把被子叠上了，和谁也没说，假装没事儿似的。我起床时，玉忠他们还没有起床，我便坐在外面房间的门槛上，岔开两条大腿晒太阳。冬天的早晨，太阳并不那么足，哪里晒得干呀？
一会儿，玉忠起来了。只听二妗子说：“你和小青去买油条和豆浆，你别叫他到你大伯那里去吃早饭了。”
玉忠听她妈妈这么一说，就跟我说：“走小青，咱们买油条去。”
我们来到卖油条豆浆的地方，一看，来得太晚了，前面已经排了有四五十个人。我们只好排在后面，等了有大半天的时间，终于排上了。玉忠端了一大锅豆浆，我提了一大兜油条。回到家，我们每人分到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刚吃上饭，小荣就来找我，让我到她家去吃饭。到了她家，看到我已经吃上了，她便没有再说什么。
待了一会儿，她说：“哥，妈叫你吃完饭帮她去拉排子车。”我说：“中，你等我吃完饭和你一起去。”一会儿饭吃完了，我就和小荣一起回老妈家了。
二舅住的是胜利路18号，老妈住的是文化北后街，两地相距六七里地。我们走了好大半天，终于到家了。
到家后，老妈对我说：“快吃饭吧。”我说：“我吃过了。”
老妈问：“吃的啥饭？”
我说：“吃的油条、豆浆。”老妈又问：“后来肚子还痛不痛？”
我脸一红，说：“不痛了，老妈。”
一会儿，老妈推着排子车，我在小车的前面栓了条绳子，绳子做了个套儿，套儿用毛巾包上，这样绳子搭在肩膀上才舒服。就这样，我把绳子搭在肩膀上就出发了。我们要到永红桥西边拉东西，从胜利路到永红桥有七八里地，走了有四十多分钟才到。
老妈说：“你在外面等我，仓库里不叫多进人。”我答应了一声就在外面等她。等了好一会儿，她才出来。我一看，车上装得满满的一车，也不知道是啥东西。我急忙上前拉住绳套子往肩膀上一套，拉起车来就走。一路还好走，就是到永红桥那里有个大下坡，这时老妈叫我帮她往下蹲车，好不容易才到了桥下。
老妈说：“小青，咱们休息一下再走。”这时我一看老妈满头大汗，用毛巾直擦汗。我看在眼里，心想城里人也是真的不容易呀。我们在桥下立着休息了一会儿。上坡的时候得使劲往上拉，好不容易才拉了上来。我们娘儿俩稍微又休息了一会儿，喘了喘气就又启程了。赶中午送到文化北后街仓库卸了车，下午就没有活儿干。
一到晚上，我还是和玉忠他们去睡觉。我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一是害怕再尿炕，二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是老大，妈妈有病常年卧床不起，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自己却躲在亲戚家里，这怎么能行呢？自己想着想着就睡着了。还好，睡了一夜没有尿炕。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床了。等玉忠起来后，还是去买油条豆浆。吃完了饭， 我和二舅说：“二舅我回家。”
二舅说：“你刚来一天怎么就想家了？”听说我想家，我就哭了。当时老妈、老爹（二舅），和二妗子都来了。
大伙都说：“再住几天吧。”我哭着说：“我妈还躺在床上，我一宿老想她也睡不着觉，你们就叫我回去吧。”一看我执意要走，他们也没有再说什么。当时老妈和二妗子各掏出五斤粮票和十元钱。
老妈说：“给你，拿着给你妈妈买点东西吃。”我伸手接了过来，这时我眼里就又含满了泪水。
玉忠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到那里以后汽车还得等半小时后才开车。
我就和玉忠说：“哥，你先回去吧，你放假以后到我家来找我玩儿。”
玉忠说：“你等着，放假以后一定去找你去玩儿。”
时间过得真快，不一会儿，我就上车了。我说：“哥哥，你回去吧。”这时汽车就要开动了，我坐在座位上看到玉忠哥还向我挥手，顿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说：“哥哥，回去吧，再见了。”说完我的泪水就像潮水般的流了出来，汽车开动了。
玉忠大声说：“到家来个信，如果有时间到唐山来玩儿。”我大声地嚷道：“好的，哥你回去吧。”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生活的艰难如影随形，紧紧缠绕着每一个平凡的家庭。
我乘坐着那辆破旧不堪、嘎吱作响的汽车，一路颠簸着来到了大新庄车站。下车后，饥饿如一头猛兽，在我腹中肆意咆哮。我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了大新庄饭店。那饭店里弥漫着的，是简单却诱人的面食香气，可我囊中羞涩，只能掏出两斤粮票和五毛钱，买了十个馒头，便匆匆踏上了回家的路。
走到小河庄北边，饥饿感愈发强烈，我的肚子咕咕直叫，仿佛在向我发出最后的抗议。
我望着手中那白白胖胖的馒头，口水在口中疯狂分泌，心中有个声音不断在诱惑我：“就吃一个吧，就吃一个，妈妈那么疼我，不会说我的。”在这强烈的诱惑下，我的理智防线渐渐崩塌，我越想越馋，最终没能抵挡住诱惑，一口气吃了四个。
吃完后，我瞬间从满足的云端跌入了后悔的深渊。我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呢？一共才买了十个馒头，自己一下子就吃掉了四个，可家里还有娘儿仨等着吃呢。想到这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滚落。我哭得肝肠寸断，可时间不会因为我的悔恨而停留，眼看快到中午了，离家还有三里路呢。我拖着沉重的双腿，磨磨蹭蹭地往家走，每一步都仿佛有千斤重。
等我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太阳已经偏西了。刚一进门，妈妈看到我回来，脸上满是诧异。
妈妈关切地问道：“小青，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强忍着内心的愧疚，努力挤出一丝笑容，说：“我想你们了。”
接着，我又有些不好意思地小声说：“老妈和二妗子给了十斤粮票和二十块钱，我从大新庄买了二斤粮票的馒头。只是……只是我半路太饿了，吃了四个。”
妈妈听了，并没有责怪我，而是温柔地说：“吃了吃了没事的，你把剩下的拿出来分给弟弟妹妹吃。”听到妈妈的话，我急忙把馒头拿出来递给了妈妈。妈妈自己吃了一个，剩下的分给了弟弟和妹妹。看着弟弟妹妹狼吞虎咽的样子，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那时候，父亲因为妈妈常年有病，已经从西安调了回来。刚回来时，正赶上大新庄新建砖窑，父亲就被抽到那里去干瓦工活儿了。可砖窑还没建完，父亲又被调到柏各庄农场基建队当瓦工。柏各庄农场离家里有五十华里，每逢星期天，父亲都要回家。那个星期天，父亲和我妈妈一商量，想让我到柏各庄农场二农场小学读书。
我还在外面玩得正欢，刚一进屋，父亲就对我说：“小青，我带你到二农场小学去读书。”我一听这话，心里乐开了花，我终于有机会再上学了。
第二天，父亲用自行车托着我，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柏各庄农场基建队。我和父亲一起住在工人宿舍里，一想到马上又要上学了，我兴奋得一夜都没睡好觉，天不亮就醒了。吃完了饭，等到上班的时间了，我们爷儿俩便来到第二农场小学找校长。
和校长一见面，父亲恭敬地说：“我的孩子想到你们学校里来念书，行吗？”
校长问道：“孩子读几年级呀？”
父亲回答说：“五年级。”
校长皱了皱眉头，说：“五年级？可不行，今年咱们头一年实行五三二制，五年级把六年级的课程都学完了。”
校长又转过头问我：“你上的是六年制的学校吧？”
我懵懂地摇了摇头，说：“我不懂。”说完，我把书从书包里拿出来让校长看了看。
校长看了看我的书，说：“你上五年级是赶不上了，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考初中，现在他们把六年级的课程都差不离都学完了，你还是跟下学期的五年级学吧。”
父亲望了望我，眼神里满是无奈，但还是说：“行，我们过两天再过来行不行？”
校长点了点头，说：“行，赶上下学期来就行，反正是上五年级。”
我父亲说：“反正孩子在这里也没有别的事做，还是早来几天吧。”
后来，父亲在西南庄找了块空地，盖起了一间小房，具体位置是在倴城建筑社后面的那一排。过了一个多月，父亲把母亲和弟弟妹妹也接了过来。当时我们五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虽然空间十分窄小，但大家都没有抱怨，因为在那时，这样的条件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只是户口还没有迁过来，粮食关系就没有着落。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的粮食，每天一斤二两，还是吃职工食堂，所以吃的问题非常困难。五口人怎么分吃这一斤二两粮食呢？我父亲的工友们都很善良，每人给几斤粮票凑合着吃，可时间一长，总有没有粮票的时候。
有一天的上午，我突然听到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我父亲因为偷拿食堂粮票被带到拘留所里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哭得撕心裂肺，心里充满了自责和愧疚。我在心里不停地想：要不是我们娘儿四个拖累父亲，他也不会这么做呀？一斤二两粮食哪里够我们五口人吃呀。哭罢，我心里又想着母亲卧病在床，弟弟妹妹年龄幼小，告诉他们也没有用。
我只好一个人偷偷跑到拘留所的墙边上往里看，当时拘留所管理得不太严格。我看到院子里有好些人在拔草，其中就有我父亲，他们拔了好一阵子才回了屋里。也不知怎么的，父亲在拘留所里面呆了两天就出来了。
当时的结论为“生活所迫”，我父亲从拘留所里面出来后，很快就把全家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办理过来了。户口解决了，粮食关系就解决了，因为户口和粮食关系是相互联系的。粮食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还吃不太饱，大人每天八两粮食，小孩再减。但是总算是有粮食吃了，不够吃的时候再搭上点野菜，总算是能吃饱了，比在老家的时候强多了。
然而，生活的苦难并没有就此放过我们。我母亲的病越来越重了，夜间也不能躺下睡觉，只好盘腿坐着，两只手向前一趴就是咳嗽，到后来就是张着嘴喘气。为了给母亲治病，家里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那时的医疗水平有限，对肺结核也就是只有链霉素，因为没有钱，所以很少住院治疗。
我记得有一次，母亲突然咳嗽得很厉害，止也止不住，再加上高烧不退，不得不住院。一连输了三天液，总算是把高烧退下去了，咳嗽也好了很多，第四天就出院了。
一九六〇年秋季，我到二农场小学上小学五年级。由于我学过五年级的课程，所以学起来很省劲，在五年级上半年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的考试成绩很好。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我妈妈的病情加重了，成天地咳嗽，还添了个喘，也吃不进东西，啥也不能吃。我父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住医院也不收了，只好在家等着。我和弟弟妹妹站在我妈妈的身边，只能无助地哭泣。我记得那是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爷儿四个全在我妈妈的身边，等到夜间两点多钟的时候。
父亲说：“你们睡会儿去吧，我在这里守着你妈。”
我觉得我们刚躺下没有多长时间，就听到我父亲喊：“小青，你们快醒醒，快看你妈妈怎么了？”于是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起来一看，吓得我们呆若木鸡。 看到我妈妈张着嘴，嘴里含着痰，痰在嘴的外面还有一尺多长，一直到痰盂里，两眼瞪得挺大，脸色发紫。我叫了几声妈妈，此时她已经不能说话，只见两眼流着热泪，顺着眼角就流了下来。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似乎想说什么，可是她已经说不出来了，只是握住我的手不放，握得很紧很紧。
呆了一会儿，我觉得妈妈的手慢慢地松了下来，再一看，她已经停止了呼吸，时间是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
我父亲一看，悲痛地说：“快找衣服给你妈妈穿上。”慌乱中，我从箱子里找出母亲自己做的装老衣服，把衣服穿好后，天一亮，父亲就去找单位领导做了一口棺材。我们哥儿仨只是哭，哭得死去活来。等下午棺材一做好就拉了过来，那个年头没有喇叭，也没有纸扎，我们爷儿四个守了一夜。
第二天，天一亮就把我妈入殓了，当最后从我妈妈的脸上抓住那蒙脸布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次接触到妈妈的肌肤了。我此时哭得死去活来，就是抓住妈妈脸上蒙脸布子的手不肯放。
只听得父亲说：“小青，撒手吧，好叫你妈妈入土为安。”听到这里，我把蒙脸布子抓开同时扔到了房顶上。入殓完了，大伙帮着把棺材抬上马车，拉到双港祖坟里埋了。
我母亲一死，家里就没有了主心骨，就是我父亲一个人既当父亲又当母亲，真是不容易。我母亲为了治病，家里拉下四百多元的饥荒钱，光靠父亲一人每月肆拾贰元的工资，除去我们爷四个吃饭花钱，根本没法还饥荒。
我妈妈死后的第三天，父亲找我，无奈地说：“小青，你别上学了，帮我挣钱还饥荒吧。”我一听就哭了，哭了一会，心想我都十三岁了，还是老大，我不帮家里谁帮？
我说：“行，等我和老师说说。”当天下午，我就到学校和老师一说。
老师说：“你的学习成绩很好，这样做太可惜了，还是坚持上学为好。”
我说：“等我和父亲说说，看能不能坚持上学。”
我回到家，和父亲说：“老师说我的学习成绩太好，就这样退学太可惜。”
我父亲说：“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听父亲这么一说，我又哭了，我才十三岁呀，难道就只有退学这样一个办法了吗？
我父亲说：“小工我都给你找好了，到油厂做小工上夜班。”我一听心里一亮，心想我夜间上班，白天上学，这样不就是两全其美了吗？我把心里的想法跟父亲一说，父亲勉强同意了。
父亲说：“你试试看，不准抗不住。”就这样，我打算晚上做小工，白天去上学，在艰难的生活中，努力寻找着那一丝希望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