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一个木工到做预算画图纸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参加工作已近十年。岁月的痕迹，如同年轮一般，在我身上留下了清晰而深刻的印记。如今，我已肩负起三个孩子父亲的重任，日子虽过得清贫，却也充满了别样的充实与温馨。
我的妻子启荣，是一位勤恳善良、温柔体贴的女性。她对我包容有加，默默支持着我白天上班、晚上坚持学习的艰辛历程。这一坚持，便是六七年，从未有过丝毫的怨言。每到夜晚，只要我开始翻开书本，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她便不再让我做任何事情，让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然而，家中的书籍有限，我反复研读的那几本机械制图、建筑工人速成看图、房屋建筑学、房屋建筑结构学等书籍，早已被我翻得卷了边，书页也变得泛黄。尤其是钢筋混凝土里的公式，复杂难懂，我一时半会儿也难以完全掌握，只能反复琢磨，力求理解。
我家的新邻居周延岭技师，是从河北省水利厅调来的。他的人生经历颇为丰富，曾在解放前的国民党时期担任过傅作义部队的少校工程师。全国解放后，他在河北省水利厅工作，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后来调到柏各庄农场水利局当水利技师，如今又调到我们维修队工作，主要负责预算工作。他今年五十七岁，身材微胖，为人忠厚老实，脸上总是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然而，他的老伴儿常年卧病在床，需要他的悉心照料。刚搬来时，他住在隔壁，由于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全靠自己到水井上去挑。他挑水时显得很是吃力，每一步都显得那么艰难。
于是，从那时起，我便主动承担起了为他挑水的任务。每天清晨或傍晚，我都会挑着水桶，到水井边为他挑回满满的两桶水。不仅如此，冬天烧火用的草也是我为他拾的，生炉子用的劈柴也是我为他准备的。他年长我父亲几岁，我亲切地称他为大伯。我的这些举动，他都看在眼里，感激在心里，时常对我表示感谢。
一个平凡的午后，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维修队的院子里。
支部书记王指导员找到我，语重心长地说：“启文，经过队部支委研究决定，调你到队技术室工作，协助刘光曼和周技师。你把木工组那边的事儿交接一下，明天就过来上班吧。”我一听这话，心中满是欢喜与激动，仿佛这机会是从天而降的惊喜。我深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我多年努力学习的回报。
我满怀感激地对王指导员说：“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培养。到新的岗位上，我一定要向老一辈工程技术人员学习，我就像一名小学生，要从头开始，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决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
王指导员微笑着点了点头，说：“我已经和木工组李队长那边说好了，你过去时跟他们打个招呼就行。”
我从王指导员那里出来，便径直来到木工车间，找到了李队长。我恭敬地问道：“大伯，我明天要到技术室工作了，您还有啥嘱咐的吗？”
李队长看着我，眼中充满了鼓励和期待，说：“没有啥事儿，你到那以后，就像在木工组一样得好好干。多向刘技术员学习，她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有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更要向周技师学习，他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你去吧，我相信你一定能行。”
我与李队长交谈完毕，又来到木工棚里看望师傅们。当时师傅们都在忙碌着，我走到他们中间，说：“我明天就到技术室工作了，今天来看看大家。”
郑东元师傅抬起头，笑着说：“你去吧，好好学习和工作，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
第二天，我怀揣着紧张与期待的心情，来到了技术室。其实，技术室离木工棚并不远，只是从南边的木工棚搬到了办公室而已。然而，这一步的跨越，却意味着我职业生涯的一次重要转变。
一进门，就看到刘技术员正在全神贯注地画图，她的笔尖在图纸上飞快地舞动，仿佛在绘制着未来的蓝图。周技师则在一丝不苟地做预算，他的眼神专注而坚定，仿佛每一个数字都承载着重要的责任。刘技术员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姑娘，身材高挑，不胖不瘦，瓜子脸，大眼睛，皮肤白皙，容貌清秀，看上去就像一个大美人。她的气质中透露出一种知性和优雅，让人不由自主地对她产生敬意。
刘技术员一看到我来了，便微笑着说：“启文来了？坐下吧。”
我坐在刘技术员对面的椅子上，她接着说：“启文，从现在开始你就在技术室工作了。咱们维修队主要负责总场范围内的房屋维修和新建工作，而咱们技术室的任务就是在房屋建造之前进行设计，设计完成后做预算，工程结束后再做结算。原来就周技师和我两个人，人手明显不够，成天加班也忙不完，所以把你调上来。”
周技师也抬起头，看着我说：“启文，我知道你好学，坚持每天晚上读书，一坚持就是七八年。这回可好了，你调到技术室工作，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希望你以后好好向刘技术员学习，尽快把咱们的工作搞上去。”
听了两位前辈的嘱咐，我心里激动不已。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也明白自己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我说：“刘技术员、周技师，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工，连小学都没毕业，你们把我调上来做技术工作，我一定好好学习和工作，努力向你们学习。你们说啥我都听，反正是从头学起。”
刘技术员微笑着点了点头，说：“你就坐在我桌子对面吧。你先从工程预算开始，先和周技师打打下手。”
周技师也微笑着说：“来，启文，你把这个工料分析表打出来吧（用珠算）。”我虽在小学三年级学过珠算，但从那以后再没碰过。我从周技师那里拿过工料分析表，便用珠算打了起来。打工料分析表主要用乘法，加减法也用，但不常用。我珠算打得很慢，每一个数字都要仔细核对，生怕出错。
为了尽快熟悉工作，我每天不停地打珠算，晚上也练习。打珠算成了我的主要工作，每一个工料分析表都是由我来计算的。做完了以后由周技师来校对，每一次校对都有计算错误。每当周技师指出我的错误时，我都是大汗淋漓，感到无比羞愧。然而，周技师总是耐心地指出我的错误，并鼓励我继续努力。
由于时间做的长了，这种错误慢慢的也就很少了。后来刘技术员画完图纸，就直接给我看图。在图纸看懂了以后再计算工程量。图纸也不难看懂，一般的都是单层房屋，木屋架，木檩条，木板笆，油毡顺水条，挂瓦条，屋面挂红色水泥瓦。每个工程从挖地槽开始，一直到工程的最后一项，每个工程最后都有四十几个分项工程。
计算工程量也不难，就是得悉心仔细。我做工程量计算已经半年多了，可是每当周技师给我做校对的时候，总会发现有一两处的错误。每个工程都会使我出一身大汗，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面对老师的严厉批评。然而，一年以后这种现象突然消失了。因为这时每个数我都用珠算打两遍，如果第二遍和第一遍相同那就算计算正确；如果不对，就打第三遍，一直到计算正确为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工作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再加上周技师的退休，我的工作担子更重了。然而，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畏惧和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决心。
一九七五年的秋天，天气格外清爽。秋风送爽，丹桂飘香，金黄的树叶在微风中翩翩起舞，仿佛在为即将到来的任务加油助威。刘光曼技术员正在画化工厂肌醇车间的图纸。由于是边设计边施工的工程，工人们在现场焦急地等待着图纸，以便继续施工。
这天，她突然接到了东北家里的急信，对象家里有急事，需要她立刻赶回去处理。她匆匆向王指导员请假后，便赶往东北。她原本以为处理完事情就能迅速返回，可半个月过去了，依然不见她回来。而此时，工人师傅们一层楼已经快要平口了，可图纸却还没画完。大家心急如焚，仿佛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团团转。
她给王指导员来信说可能还要些时日才能回来，并让我临时顶顶手，别的事儿等她回来再说。王指导员找到我，焦急地说：“启文呀，刘技术员有事儿回不来，她画的图纸已经赶不上工人们的工作需要了。再不画工人们就没活儿干了，你能画吗？”
我思考片刻，心中有些忐忑不安。说实在的，二层楼我是没有画过，经验尚浅。然而，面对王指导员的信任和期待，以及工人们焦急的眼神，我不能退缩。我鼓起勇气说：“那怎么办那？说实在的二层楼是没有画过，不过有个办法，画完了以后叫农药厂的丁连盛给校对一遍把把关，我想能完成任务。”
王指导员点了点头，说：“可以，你就画吧，画完了以后叫丁连盛给把把关。”
于是，我便没日没夜地画了起来。我深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我证明自己的机会。我反复研究图纸和计算书，力求做到精益求精。然而，当我画到一层梁板时，却发现刘技术员因为走得急，连计算书都没算完。没有计算结果，就无法画配筋图。而我对钢筋混凝土结构还远未学通，这让我陷入了困境。
我只能对着材料力学书本上的例题反复研究，试图从中找到灵感和解决方法。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我终于计算出了弯矩和剪力。又按照钢筋混凝土书本上的例题计算出了配筋，并画完了配筋图。等全部图纸都画完了，刘技术员依然没有回来。我只好找丁连盛给校对。
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农药厂。一进工厂大门，我便向门卫打听丁连盛的下落。得知他在工厂技术室上班后，我便匆匆赶往技术室。来到技术室，只见五个人埋头画图纸，一问才知道丁连盛刚上现场去了。我刚想去找他，结果一出门就碰到了他从工地回来了。
丁连盛四十上下的年龄，有一米七的个头，长得不胖也不瘦，长方脸，戴着黑边眼镜，留着平头，不戴帽子，看上去就是个知识分子。他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水工枢纽专业一九六四年的毕业生，曾在三峡水工结构研究所工作了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三峡回来以后，他主持了农药厂的全部土建工程设计，成为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因为他的三叔也在维修队上班，我的父亲也在维修队上班，我给他三叔叫大伯，所以我管他叫丁连盛大哥。我一看到他从外边来了，便主动迎了上去，和他打招呼。
我说：“丁工，您回来了？我叫郑启文，是维修队的。我今天来找您请教一个问题。”
丁工微笑着说：“啥事呀，你说吧。”
我便把刘光曼有事到东北回不来，她画的肌醇车间图纸还没画完，而工程是边设计边施工的，工人们在现场等着图纸干活，以及我画图纸遇到的困难等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番。
我又说：“我今天把我画的图纸还有补上的计算书拿来向您请教，请您审查一下，看看有啥问题。”
丁工说：“听光曼说起过你，今天你来了，来坐下，等下我帮你看看。”他说完，就拿出一大张图纸，跟屋里的人比比划划地说了起来。大约有一刻钟的功夫，才说完。
他回到我跟前，微笑着摇摇头说：“都是边设计边施工，真没办法。来，这会儿看你的。”说完，我就把计算书和图纸都拿了出来。
我指了指计算书和图纸，说：“丁工，我只是计算和画了一层的梁、板配筋图，别的还没有做。”
丁工说：“建筑图，平、立、剖面图都是光曼画的吧。”
我说：“是的。”
他说：“来吧，咱们一起看吧。”说完，他便认真地看了起来。在图纸和计算书上他认为有问题的地方，他就打上个问号。
然后又交给我，说：“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说完，他用左手扶了扶眼镜。我一看他圈问号的地方，一眼就能看出有明显的计算错误。我都一一改正过来。但他要求不要把问号擦掉，等他自己看过以后认为正确，他自己再擦掉。
有的有问号的地方，我反复看，怎么也看不明白。我只好拿着图纸去找丁工，说：“这块我看不明白，您给我讲一讲。”
丁工说：“也真是难为你了，本来是大学才能学到的知识，你怎么能彻底明白呢？”于是，他便给我从头慢慢地讲了起来，直到我明白为止。然后再把错误改正过来。整个下午，我感到非常的舒心，真正体会到了知识的乐趣。同时也感到了自己基础知识的匮乏和学习的紧迫性。同时也感到了丁工的平易近人，和对科学态度的一丝不苟。
从农药厂回来以后，图纸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可我们这没有钢筋工，怎么办？王指导员召开全体职工大会，要求大家勇于挑重担，可没人响应。关键是没有看得懂图纸的人，大家都不敢轻易尝试。我想来想去，决定让我父亲来干。
我父亲郑立业，一九二六年出生，小学毕业。他从小就聪明好学，从小学过买卖，曾和人在唐山合伙开过泰成砖窑。后来在北京、西安当瓦工，是华北建筑公司的工人。他手艺精湛，为人诚恳，深受大家的喜爱。后来由于我母亲常年有病，需要他的悉心照料，他才回家照顾母亲。
一九五八年，他参加大新庄建筑公司修建砖窑。当时大新庄公社隶属于柏各庄农场管辖，所以被调到柏各庄农场基建队，来建柏各庄农场。等柏各庄农场建得差不多了，就把大部分的工人都下放了，只留了少部分人成立了维修队。父亲在维修队继续当瓦工，他手艺精湛，经验丰富，是队里的技术骨干。
当时我跟父亲说：“爸爸，您来当钢筋工吧，我教您看图纸。”
父亲有些犹豫，说：“我能行吗？我从来没干过钢筋工，也看不懂图纸。”
我说：“能行，您一定可以的。我教您看图纸，您手艺那么好，学起来一定很快。”
就这样，在我的鼓励和劝说下，父亲答应了。当天晚上，我就用铅丝当钢筋，把大梁的模型扎了起来，让父亲看。我一边扎一边讲解，父亲看得津津有味，不时还提出一些问题。
看完了以后，父亲信心满满地说：“有你给我这么一示范，我看我能行。”
我把这个想法和王指导员一说，他也很高兴地答应了。从此，我父亲成了一名钢筋工。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很快便掌握了钢筋工的技能，成为了队里的又一名技术骨干。
2 急性肝炎：一场与病魔的较量
时光回溯到一九七五年的秋天，那是一个略带凉意的季节。吃过早饭，阳光还带着几分慵懒，我和刘光曼大姐骑着自行车，朝着农药厂的方向进发，去验收那里的工程。农药厂距离我们所在的地方不过区区六里地，平日里这段路程骑起来轻松惬意，可谁能想到，这一次却成了我人生中一场艰难考验的开端。
当骑到一半路程时，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袭来。我顿感浑身无力，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不断滚落，浸湿了衣衫。尽管才仅仅骑了五里路，我却仿佛耗尽了全身的力气，疲惫感如潮水般将我淹没。每蹬一下踏板，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洪荒之力，双腿沉重得如同灌了铅一般。我实在不想再继续前行，只想找个地方好好躺下休息。
刘光曼大姐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异样，她关切地侧过头，眼中满是担忧，询问道：“怎么了？启文。”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声音微弱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散：“我也说不上来到底是怎么了，就是觉得特别的没有精神，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灵魂似的。”
她又接着问：“你早晨吃饭了吗？”
我艰难地挤出一丝笑容，答道：“吃了一点，可实在没什么胃口，不想吃。”
刘光曼大姐的眼神中忧虑更甚，她停下自行车，走到我身边，劝道：“你回去到医院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自己去农药厂就行，你别去了，身体要紧。”
无奈之下，我只能听从她的建议，从半路折返，朝着总场医院的方向缓缓骑去。一路上，我的心情格外沉重，脑海中不断思索着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
来到总场医院，我径直找到了商庆延院长。我时常到医院维修门窗，所以管商院长，我都亲切地称呼他“叔”。
我满脸焦急，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说道：“叔，我有病了，你给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浑身难受得要命。”
商院长见我这副模样，赶忙安慰我别着急，随后耐心地询问起我的病情：“启文啊，你跟我说说，具体都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
我一一详细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商院长听完后，沉思片刻，说道：“我给你开个化验单，你到化验室里去化验一下，看看各项指标怎么样，这样我们也好对症下药。”
我点头答应：“好吧，你开吧，我都听你的。”
拿着化验单，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化验室，找到了王兆忠主任。由于我经常到医院修理门窗，和王主任彼此十分熟悉，他就像我的长辈一样亲切。
一进门，王兆忠主任就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然后关心地问：“启文，你早晨吃饭喝水了吗？”
我回答道：“兆忠叔，我吃饭了也喝水了。”
王兆忠想了想，又接着问：“那你从早晨解小手了吗？尿的尿是什么颜色的？”
我努力回忆着，说道：“解了，尿是茶色的。”
他接着问：“你想吃油腻的不？”
我皱了皱眉头，摇头道：“不想吃，一看到油腻的东西就反胃。”
王兆忠听后，面色变得严肃起来，他语重心长地说：“启文，你早晨吃饭喝水了，不能再抽血化验肝功能，等明天早晨别吃饭也不喝水，你再来。”
王兆忠主任又说：“启文啊，你先吃点保肝的药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的肝脏可能有些问题。”
于是，我又回到商院长那里，开了些保肝的药，便心事重重地回家了。一路上，我的心情格外沉重，不断猜测着自己的病情到底有多严重。
第二天，按照医生的嘱咐，我从夜间十二点开始就禁食禁水。早晨七点三十分，我准时来到了医院化验室，准备化验肝功能。当护士将针头扎进我的血管，抽取血液时，我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抽完血后，我便坐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着结果，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那么漫长。我感觉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眼睛紧紧地盯着化验室的门口，盼望着结果能早点出来。
直到下午四点钟，化验结果终于出来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过化验单，当看到上面的数据时，我的心瞬间沉入了谷底。化验结果显示，三T还不高，可转氨酶却高达936，比正常值128高出了6到7倍，黄疸指数还溶血了。这意味着我的肝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拿着这份令人担忧的化验单，脚步沉重地找到了王兆忠主任。
王兆忠主任接过化验单，仔细地看了又看，面色愈发凝重。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地说：“启文啊，你得了典型的急性肝炎，情况比较严重。你找商院长去吧，叫他收你住院治疗，这种病可不能耽误。”
我有些犹豫，试探着问：“段利民院长行吗？”
王兆忠回答：“也行，不过我就是怕你跟他不熟，沟通起来可能不太方便。商院长和你关系近，找他更合适。”
我赶紧来到院长办公室，却恰好两位院长都不在。我心里有些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无奈之下，我只好来到了外科的朱建元主任办公室。
一进门，我就急切地对朱主任说：“叔，我有病了，是急性肝炎。”说着，我把化验单递给了他。
朱主任接过化验单，认真地看了看，然后皱着眉头说道：“启文啊，你还真得找院长。咱们这里一般不收传染病患者，像你这种情况，一般得上唐山传染病医院。咱们这里只有两间传染病病房，根本不够用，除非院长特批才行。”
我听完后，心里一阵担忧，赶忙问：“在咱们这儿和在唐山的治疗效果一样吗？”
朱主任看出了我的顾虑，安慰我说：“用药都是一样的，除了人家唐山传染病医院病例多，经验更丰富一些，在咱们这儿医院治疗也是一样的。你不用太担心，先把病治好是关键。”
我听后，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但还是有些不放心。不过，此时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二话不说，又出去找院长。
在院长办公室，我终于找到了商庆延院长。我满脸恳切，眼中满是期待，说道：“叔，不行啊，我有三个孩子，启荣又脱不开身，要是我去唐山传染病医院，谁去照顾我呀？我不想去，就在你这里住院治疗吧。”
商院长看着我坚定的眼神，又看了看手中的化验结果，犹豫了一下。他深知收治传染病患者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但看着我无助的样子，最终还是心软了。他点了点头，说道：“好吧，启文，我就答应你。不过你一定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说完，他亲自给我开了住院证，并安排了病房。
住院后，每天上午，河北煤炭医学院的裴老师都会带着一群实习医生来查房。裴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医术精湛的医生，他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给人一种亲切而专业的感觉。
这一天，裴老师像往常一样来到我的病房。他仔细地看了看我的化验单，然后轻轻地走到我的床边，亲自摸了摸我的肝区。接着，他让十来个实习医生依次查看化验单和摸我的肝区，一边操作一边耐心地讲解着。
最后，他提出了一个疑问：“同学们，从这份化验单上看，患者反映的是急性肝炎的症状。一般的急性肝炎都有肝肿大的现象，可是他的肝并不肿大，这是为什么呢？”
同学们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人作答。
裴老师又接着说：“大家要注意，这种情况怕患者得的是急性肝萎缩。急性肝萎缩在国外有相关病例记载，患者一旦患上这种病，只能存活七天，情况非常危急。”
我听了这话，心里“咯噔”一下，仿佛被一道晴天霹雳击中。恐惧如潮水般将我淹没，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的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难道真的末日到了吗？我的三个孩子怎么办？大儿子还不到八岁呀，他们还那么小，以后没有了我，谁来照顾他们？难道我就这么短命吗？还有我的木工家具，那可是我多年的心血，难道就要这么易主了吗？我刚到技术室当了一名工人技术员，难道就这么昙花一现，还没来得及大展身手就要离开了吗？
想到这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忍不住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滚落下来，打湿了枕头。
我要活，我要活下去！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弃。我想起了毛主席说过的话：“既来之则安之，让体内慢慢地回复抵抗力”。对，我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一定能够战胜病魔。
医生们查完房走了，可是我的心里完全没有平静下来。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思绪万千。但我又不得不面对现实，既然已经生病了，就只能勇敢地去面对。
刚住院的那几天，我吃也不想吃，一点胃口都没有。启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每天都会给我炒八个鸡蛋，她知道鸡蛋有营养，对病情恢复有帮助。可是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买是买不起，她就千方百计地从她娘家要鸡蛋。她一个女人，为了我，四处奔波，想尽办法，我心里既感动又愧疚。
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开叁拾柒元，要供我们五口人吃喝，生活过得十分拮据。还好那时的公费医疗是实报实销，个人住医院是一分钱也不花，全额报销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我每天上午都要输液，看着那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地流入我的身体，我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下午有时候我就慢慢地向北走，每次走到二场一队小桥上就走不动了，大约有五百米的距离。我就在那里坐一会儿，休息过来就往回走。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我坚持着锻炼，希望能尽快恢复健康。
就这样过了七天，我也没有出什么事。我心里暗自庆幸，看来我不是得的急性肝萎缩，裴老师不是说急性肝萎缩只能存活七天吗？这让我心里宽慰了不少，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到一个月下来的时候，我的肝功能基本上正常了。我兴奋不已，感觉胜利就在眼前。一直到第四十五天，肝功能完全正常了，我迫不及待地办理了出院手续。
此时，我的身体依然非常虚弱，没有劲儿。一走路总觉得脚底下踩着棉花似的，软绵绵的，使不上力气。虽然出院了，但商院长还是十分负责地给我开了一个月的病假条，让我回家好好休养。
出院后，我住在父亲家里。父亲家里虽然条件简陋，但却充满了温暖。我每天除了吃饭，其余时间都在父亲家休息，有时候也会到单位看看。
在单位里，我看到了光曼大姐。她当上了支部副书记，可依然整天和图纸预算打交道，忙得不可开交。我走上前，真诚地对她说：“大姐，我上班吧，我虽然不能全部代替你，但总能减轻一点你的负担，减少你的一点工作压力呀。”
光曼大姐听后，停下手中的工作，抬起头，关切地看着我说：“启文啊，你就在家养病吧，等彻底养好了再说。你现在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工作的事情先放一放。”
我听了这话，心里明白，我得的是传染病，不彻底养好了，连周围的同志都怕被传染上。于是，我便不再坚持，决定等彻底休完一个月的病假再上班。
这场与病魔的较量，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宝贵。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美好。
3 唐山大地震：惊心动魄的生死逃亡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二十八分，我们一家尚沉浸在睡梦之中，毫无征兆的灾难悄然逼近。刹那间，巨大的地声犹如闷雷滚滚，自西北方向传来，轰隆隆的声响震耳欲聋，紧接着，大地开始剧烈地颤抖，仿佛山崩地裂，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混乱与恐慌之中。
狂风呼啸着，卷起尘土与杂物，在空中肆意飞舞，仿佛要将一切都吞噬。暴雨如注，无情地拍打着屋顶与地面，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与地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曲恐怖的交响乐。
我惊慌失措地大喊：“启荣，快起来，地震了！” 她也瞬间从睡梦中惊醒，睡眼惺忪地望着我，一脸的惊恐与迷茫。
我又焦急地大声喊道：“快起来，带孩子们跑！” 一边喊着，一边感觉到地面先是上下剧烈地颠簸，仿佛要将我们抛向空中，颠簸了十来下后，紧接着就是左右疯狂地摇晃，整个房屋都在摇摇欲坠。狂风呼啸着，仿佛要将房屋撕裂，暴雨如注，无情地拍打着窗户，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与地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曲恐怖的交响乐。
我和启荣各自抱起一个孩子，冲出了房门，来到了院子里。然而，大地仍在不停地晃动，让人站立不稳。与此同时，从地下冒出了许多黑色的沙子和浑浊的水，喷涌而出，仿佛地底的恶魔在肆虐。我们根本无法站稳脚跟，只得蹲了下来，以求暂时的安稳。周围一片混乱，房屋倒塌的巨响声、人们的尖叫声、孩子的哭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灰尘与恐惧的气息，仿佛世界末日来临。
刚蹲下不久，就听见爱民在屋内带着哭腔喊道：“爸爸，你们不要我了？” 我听到孩子的呼喊，心中一惊，也顾不得多想，赶紧纵身跑进屋里，抱起惊恐不已的孩子就往外跑。
到了院子里，爱民抽泣着说：“爸爸，你们怎么把我忘了？” 听到孩子这么说，我心里满是愧疚与自责，觉得自己刚才太慌乱，忽略了孩子。我也知道当时启荣非常着急，她背起身边的一个孩子就跑了出去，根本来不及多想。
我安慰道：“爱民，我们怎能不要你呢？爸爸只是太慌乱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也没时间多解释，事情已经成了这样。我们一家人都聚集到院子里时，虽然地震已经停止，但天还在下着雨，黑沙和水仍在不停地冒个不停，同时，大地就像蒸馒头发酵一样，地表出现了数不清的裂缝，仿佛大地母亲在痛苦地撕裂自己的肌肤。
这场景把我吓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心中充满了恐惧与迷茫。大伙都惊慌失措地往西南庄的岗子上跑，希望能找到一处安全之地。
我领着爱军和爱民，启荣抱着爱学，一边往西南庄的岗子上跑。大地仍在不停地开裂，水不停地往上喷涌，黑夜中看不清路，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孩子的脚不小心掉进了由于地震引起地表开裂的缝隙里，我一把将他拉了上来，心中一阵后怕。
有时候，我的一只脚也掉进了缝隙里，就用另一只脚用力把它拉上来，心中默默祈祷能平安到达目的地。到了西南庄后，刚一上坡，就感觉地缝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宽了，最宽的有二三十厘米，不知有多深，让人望而生畏。我们到了西南庄一看，虽然地势高，但裂缝太厉害，显然也不是安全之地。
到底该去哪里呢？此时，只见庄西面马路上有人向南走，我一看，只好随着人群往南走，希望能找到一片安全的空地。
当我们走到维修队队部的时候，地面不再开裂，也不再翻沙冒水了，此时的心情才稍微平静下来。这时，我才看到启荣只穿着一个三角裤衩和乳罩，再看看我自己，也只穿了个三角裤衩，脸上火辣辣的，挺害羞的，启荣当时还没察觉。我向四周一看，有光着屁股的，有穿三角裤衩的，大家都是在凌晨三点多钟出来的，当时也顾不上穿衣服，就赶紧跑了出来。
我用手捅了一下启荣，她立刻领悟了，下意识地用两只手捂住前面，蹲下身子，满脸通红，不知所措。
我看到维修队的赤脚医生郑国在，他在维修队的队部住，便急忙喊道：“国在爷，快给找两身衣服，我和你孙子媳妇都没穿外套，就只穿了个三角裤衩。”
郑国在说：“是吗？你等着，我去找。” 于是，他匆匆忙忙地去找来了两身衣服，我和启荣一人一身穿上了，心中稍感安慰。
这时，大伙都发觉自己没穿衣服，有的回家去取，有的跟认识的人、住得近的人借衣服穿。人们忙得不亦乐乎，衣服找着穿上了。我们发觉这里地势较低，地面上积了不少水，不利于长时间停留。
我和大伙一商量，决定继续往西南方向走，一直走到修造厂的门口，一看门前有一大片空场，而且这里没有翻砂冒水，地势也较高，大多数人在这里停下了，我和启荣还有三个孩子也在这里停下来，准备暂时安顿下来。
这时，天色已经大亮，只见三三两两地有人抬着担架往医院方向跑，一问才知道农场倒塌了很多房屋，里面埋住了许多人，有工人、大人孩子、男女老少。到早晨九点多钟以后，抬伤员的担架明显比早晨多了起来，情况愈发严重。
我当时的急性肝炎病还没彻底恢复好，再加上三个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没去那些地方。有的人跟着抬担架的到医院里去看热闹，回来后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伤员也没敢往医院里收，一旦房子塌了怕造成二次伤害，把伤员们集中安放在二场畜牧队的广场上。他们看到时，已经黑压压的一片，估计也得有一千人，场面十分震撼与悲壮。
那时，天还下着小雨，我们一家人顶着一块塑料布，说起这块塑料布，还是从郑国在那儿要的呢。眼看中午快到了，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可大伙连一个敢回家吃饭的也没有，都怕有余震。一直到下午，我们单位的郑守岐带着几个工人到我这里。
郑守岐说：“启文，王指导员叫我们给你搭个铺，因为你怕潮凉。” 郑守岐在我们这一块老郑家排行第十九世，我是第二十二世，轮着该给他叫老太爷。
我说：“老太爷，真是谢谢了，王指导员还这么关心我。” 说完，我自己流泪了，心中满是感动与温暖。不一会儿，他们就用杆子和板子搭了一个三米乘四米的铺，外面蒙的是塑料布。铺搭好了，我们五口人进去了，还有我父亲，妹妹和弟弟，以及我姑家的两个表妹，她们正在我们这里拔草，结果地震了，也来不及回家，就住在我父亲家了，还进来好多不认识的人，大家挤在一起，互相关照。
晚上再不吃饭就饿得不行了，我们正在商量回家做饭的时候，我们单位的陈平安匆匆忙忙地来了。
他说：“启文，晚上的饭单位做，回家取饭盒以后到单位打饭就行了。”
我听完他的话，转身对启荣说：“你回家去拿饭盒吧，进屋里时千万要多加小心，快进快出来，因为房子我最后也没看到究竟如何，你千万要小心。” 启荣去取吃饭的饭盒。
天就要黑了，还有好多人没搭铺，现场已经搭起了十来个铺，有大的有小的，有的用木杆子和板子搭的，外面蒙一层塑料布；有的是用木杆子搭的，屋顶上苫一层芦苇草用来防雨，总之，五花八门，各种材料都有。启荣把饭取回来了，等我们吃完饭时，天已经全黑了。
我看着外面站着的人说：“来，进铺里来吧。”
他们还是有些犹豫地说：“我们再进去就躺不下了。”
我说：“进来吧，能坐着就行，要不大家还得在雨地里站一宿呢。” 于是，他们进来了，大家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互相鼓励。
晚上九点钟，又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余震，眼看着大地直晃，树梢乱颤，仿佛世界末日再次降临，大概晃了二三十秒就结束了。这一宿，我们都坐着过夜，谁也没睡着，心中充满了恐惧与不安。就这样，在修造厂大门前住了三天，前三天余震明显多，发生了大小余震有感觉的就有三十多次，第四天余震明显减少了。大伙离开自己的家都有四天了，有的人开始回家在自家门口搭起了简易棚。
我一看有人回家了，就和启荣商量说：“启荣，咱们也得回家去，因为咱们家的门都没锁，咱们回家在当街搭个小棚子，能容下咱们五口人就行。” 于是，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就回家了。
回到家，当务之急是搭铺。我从原来当木工时剩下的几根杆子搭起架子，然后在架子上铺了板子，接着在顶上苫了芦苇草，外面又苫了一层大塑料布，然后用大绳子一拉，钉在大木桩子上，以防止被风吹动，一个简易却温暖的家便搭建而成。
地震后的四天，基本通讯都中断了，电话、电视一律不通，第五天才能听到消息，说丰南、唐山一带发生了大地震，震级是七点八级，晚上的那次余震是六级多。地震的第五天，我觉得病比以前好了许多，再加上王指导员处处关心我，所以我决定去上班。
早上，我刚一上班就碰到了郑守岐，他说：“启文，上班来了？”
我说：“是的。”
郑守岐说：“地震也没啥事吧？”
我说：“是的，找刘技术员说说看，她叫我上班吗？” 我们两个人正说着话，王指导员和刘大姐同时来了。
刘光曼大姐说：“启文，你的病彻底好了吗？”
我说：“好了，总在家里待着也没意思，看到你们为了地震的事儿忙忙碌碌，我也过意不去，也想帮你们干点啥，有啥工作给我干吗？”
刘光曼大姐说：“好了，上班就好，正好咱们到唐山去挖人，你在家看家吧。”
一会儿，王指导员也说：“来得正好，你就在家看家，我和光曼到唐山去找人去。” 说完了，他们就带着二十几个人匆匆地坐上汽车队的大卡车走了。
院子里就剩下我和饲养员还有一个警卫，我自己觉得在办公室里呆着非常不是滋味，这不是明摆着有人在看家吗？王指导员和刘技术员还说叫我看家？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通，还不如直接到唐山去挖人（地震埋的人），自己明明知道体力不行，身子总是软的，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干脆就不想了。他们一连去了三天，还是没找到人，就这样，我在单位呆了三天。
到后来才知道，唐山大地震死了二十多万人，大多数房屋都夷为平地，只有少数新建的有圈梁、构造柱和框架的房屋没有倒，这样的房屋在市里也是寥寥无几，更不用说农村了。
唐山市和丰南县死的人最多，损失也最大。我们柏各庄农场损失也不小，有的村庄一个村就死了好几百人。我们总场还好，一共才死了一个人，房子基本上没倒，有的房子只是有点开裂。在这次大地震中，我的亲戚，丰南县西纪各庄的姑父和表弟被地震夺去了生命。姑父四十五岁，表弟才十六岁。我因病未愈，怕受不了刺激，所以父亲没叫我去见姑父的最后一面。
4 震后重建：在废墟中崛起的新生力量
一九七六年十月，唐山大地震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大地仍不时震颤着余痛。然而，距离震中不远的柏各庄农垦区，一场轰轰烈烈的重建工作已在一片废墟上毅然拉开帷幕。彼时，阳光穿透厚重的云层，洒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天空湛蓝如洗，仿佛大自然也在为这片土地即将迎来的新生而欢呼雀跃。
柏各庄农场维修队，这支在地震中历经考验的队伍，为了更好地配合重建工作，正式更名为柏各庄农场建筑公司。这一更名，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更象征着队伍的转型升级与责任担当。队伍规模从原来的三十几个人迅速扩充到八十多个人，工种齐全得如同一个精密运转的机器，涵盖了瓦工、木工、钢筋工、电焊工、架子工等多个领域，每一个工种都是重建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齿轮。
公司深知，要承担起如此艰巨的重建任务，硬件设施必须跟上。于是，购置了不少施工机械，搅拌机、上料架、砂浆搅拌机等一应俱全，它们如同钢铁战士，随时准备投入到重建的战斗中。同时，大量的脚手杆、脚手板等辅助材料也陆续到位，为施工搭建起坚实的框架。为了提升运输能力，新买了四辆解放牌大卡车，组建了运输队，一辆辆卡车就像奔腾的骏马，在废墟与希望之间穿梭奔波。
为了适应整体转型，建筑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单位领导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王正洪调到木器场当厂长，新调来柏各庄农场三农场办公室主任曾反贵担任建筑公司经理，赵春雷任书记，刘光曼任副经理兼支部副书记。新的领导班子，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活力，为重建工作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我也在这场变革中迎来了职业的新起点，从一名工人技术员晋升为工程股长。工程股也迎来了韩木魁、胡晓新、刘树胜等新鲜血液。其中，韩木魁是保定建校的学生，原本建校是三年毕业，但由于60年代经济困难，学校半途夭折，只办了两年半就停学了。后来，他被下放到三农场砖窑当工人，这次成立建筑公司就把他调了上来当技术员，他就像一颗被埋没的金子，终于有了发光的机会。胡晓新和刘树胜则是唐山预结算班的毕业生，他们带着专业的知识和满满的热情，投身到重建工作中。
人员调整到位，机械设备增加，建筑公司焕然一新，犹如鸟枪换炮，充满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随着震后唐山重建的号角吹响，它在这场历史性的战役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时，柏各庄农垦区（这时柏各庄农场已更名为柏各庄农垦区）化肥厂决定进行扩建，我们建筑公司有幸承担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设计工作由邯郸市设计院负责完成，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建设碳化车间。拿到设计图纸的那一刻，我们深知责任重大，首先对图纸进行了仔细的熟悉和研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仿佛在解读一本关乎未来的神秘书籍。
这个碳化车间是一个三层框架结构的建筑，檐高11.5米，开间6米，进深12米，共10间。每一组数据都代表着工程的难度和挑战，但我们没有丝毫退缩。熟悉完图纸后，我们便马不停蹄地前往现场进行定位和放线工作，仿佛一群勇敢的战士，向着未知的战场冲锋。
第一天到化肥厂，我们找到了土建技术员田晓彤。田工和我们原来就认识，因为，我原来当木工经常到化肥厂来维修门窗，我们早就认识。
田晓彤和韩木魁是保定建校的同班同学，这份同窗情谊让他们的交流更加亲切。
我一见到他就热情地说：“田工，我和你的同学过来定位放线来了。”
田工也热情地回应：“好哇，欢迎你们。”
我接着说：“别客气啦，走吧，帮我们定位去吧。”
田工笑着说：“还用我帮你们？你们施工单位连定位都做不了哇？图纸上不是有坐标吗？”
我说：“你们也得给我们提供坐标原点呀？你要是不和我们一起去，就得给提供厂区平面图，（化肥厂没有提供平面图）我们去找厂区平面图以后再去放线，那多费事呀，田工你就和我们走一趟吧，你看行吗？”
田工听后笑着说：“还是小青（我的小名）会说话，我就和你们去一趟。”田工一出门就和韩木魁聊起了他们在保定建校的那些事儿，那些青春岁月里的欢笑与汗水，仿佛又浮现在眼前。我也不便插嘴，只能跟着他们走，不一会儿就到了施工现场。
到了现场，我们用钢尺大概量了一下。田工说：“西北角就定在这里吧。”
我有些疑惑地说：“图纸上不是有坐标吗？哪能就这么一指就行？”
田工耐心地解释道：“那是设计，不那么做行吗？实际上在老厂区里加一个车间，看放在哪里合适就放在那里就行了。”他这么一解释，我们心里也有了底，按照他说的做了，在中午以前顺利地把线都放完了。
由于我们建筑公司是新成立的，各工种对于本身的工艺都不太熟悉。比如木工支模板到底应该怎么支？怎样固定模板才能保证牢固？钢筋工怎样下料才能既符合设计要求又节约材料？这些问题就像一道道难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一一解答。经过分工，我负责钢筋工，韩木魁负责混凝土工，胡晓新负责木工，刘树胜负责现场施工。我们就像一群导师，带领着各自的团队在知识的海洋中探索前行。
工程正式开工了，建筑公司经理曾凡贵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他声音洪亮，充满激情地说：“我们建筑公司自从成立以来还没有做过框架结构工程，垦区党委把这么艰巨重要的工程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信任和考验。所以我们要加倍努力工作。主要是架子工，还有钢筋工，木工，总之各工种要互相配合，就像一支交响乐团，每个乐器都有其独特的音色，只有相互协作，才能演奏出美妙的乐章。工程股要努力做好管理和指导工作，我们为地震后的恢复重建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会上，各个工种代表都分别做了发言，我也代表工程股发表了决心：“建筑公司还很年轻，工程股还很年轻，年轻就是有活力和有精力。我们不怕任何困难和挑战，就像初升的太阳，充满希望和力量。一定能战胜它，我们一定能取得最终的圆满胜利。”
会后，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起来。由于设计上没有给抽钢筋表，所以我负责抽钢筋表。抽钢筋表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还得考虑施工时的钢筋弯曲伸长值，这比设计时的理论计算更加费事。就是在设计的理论长度上，减去钢筋实际制作时由于弯曲而产生的伸长值，每一个数据都要精确无误，否则就会影响工程的质量。
我父亲在动员大会以后非常着急，一是没有钢筋表，就像战士上战场没有武器一样；二是没有能顶上岗的钢筋工，这让他忧心忡忡。
于是他来找我说：“启文，你是怎么想的？有办法吗？我很发愁。”
我胸有成竹地说：“爸爸你放心吧，有办法。”我把负责抽钢筋表和想把启荣教会看图，叫她当钢筋工的事，也和他老人家说了一遍。
父亲听完了我的想法说：“那敢情好，就这么办吧。”由于启荣还在瓦工班当小工，我就去找曾书记。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他正在看文件，我推开门就进去了。
曾凡贵是一个军队转业干部，转业以后在三农场当办公室主任。维修队为了地震重建改为建筑公司，他由三农场办公室调来任建筑公司经理。他身上有着军人的果敢和坚毅，也有着领导者的智慧和担当。
曾经理抬头一看是我就说：“来启文，有事吗？”
我说：“有点事。”我就把想法详细的和曾经理说了一遍。
曾经理说：“启文，你的想法很好，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我从曾经理办公室出来以后，就去找孙友昌（瓦工队长）。
我找到他说：“友昌叔，我想把启荣调到钢筋队里去，你看行不？”
友昌叔有些犹豫地说：“那可不行，启荣还是我们的主力呢。”
我听他这么一说就赶紧解释说：“叔，我想把启荣调到钢筋组里去，是想让她挑大梁，不是因为我父亲在那里的原因。她有能力，也有潜力，我相信她能在钢筋队里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友昌叔听我这么一说再一解释。
他说：“你是这么想的那就叫启荣过去吧。”钢筋队的人员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我抽钢筋的事儿了，我把图纸抱来一张一张的看完，就像在解读一部复杂的密码。看明白了以后再抽钢筋，我先用了几天的时间，再加上晚上到11点钟，眼睛都熬红了，但我没有丝毫怨言。此时启荣已调到钢筋组了，在我的帮助下很快掌握了钢筋的制作和绑扎技能，她就像一颗茁壮成长的树苗，在知识的滋养下不断成长。
有一天夜间加班，那天正好我值班（工人们夜间加班，工程股都是轮流跟班）那天是打二层顶板。初冬的天气很冷，气温有零下4、5度的样子，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我们在搅拌混凝土时都加了三乙醇胺，这是一种防冻剂，就像给混凝土穿上了一层保暖的外衣。结果化肥厂的田工来了说我们没有采取冬季施工措施，他正在和工人师傅在搅拌机那儿闹，非的叫我们停工不可。他的声音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刺耳。
我当时在二楼看着打混凝土，由于我在二楼现场振捣器的声音再加上工厂机器的轰鸣声，只能听到他在地下和工人吵闹的声音，再仔细一看还能看到他手舞足蹈的连吼带比划，就像一场激烈的战斗。我一听到田工得声音就立刻从脚手架上下来了，心里想着一定要把问题解决好。
等我到在底下田工一看到我，就立刻大声说：“启文，你来得正好，你们的冬季施工措施采取了吗？”我听了这话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闹了，原来是对我们的施工措施有疑问。
我立刻就说：“怎么没有采取措施？我们在混凝土里加了防冻剂‘三乙醇胺’，还准备了稻草帘准备笘新打的混凝土，就像给新生的婴儿准备好了温暖的襁褓。”
田工听我这么一说他又问：“你们使用的三乙醇胺添加剂用量是多少？是哪里出厂的？有使用说明书吗？”
我说：“水泥用量的百分之五。”我又把三乙醇胺的使用说明书给他看了看，他看完了再也没有说什么。
他看完了和我说：“走咱们上二楼看看。”他说完了就向二楼爬去，我紧跟其后也向二楼爬去，到在二楼他从东到西的仔细地看了看也没有再说什么。我们打混凝土的时候都跟着一个钢筋工看筋。主要是现浇梁板上的负弯矩钢筋，一不注意就被工人们踩倒，看钢筋的就及时提醒，一旦有踩倒的就扶正，就像守护着希望的卫士。一会儿田工就回家睡觉去了，我一直到工人们打完混凝土，才和大伙一起下班，虽然疲惫不堪，但心里却充满了成就感。
紧接着我们在一九七七年的四月份接受了援建唐山范各庄矿的任务。援建范各庄矿的第一个工程，是建范各庄矿综合医院。这是一项充满挑战和意义的工程，我们工程股的几个同志去接受图纸交底，就像一群勇敢的探险家，即将踏入未知的领域。
在图纸交底的会议上，有范各庄矿的肖工讲解了施工图纸的设计意图和在施工中要注意的事项。他讲解得详细而认真，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
最后他说：“现在把施工图纸交给你们，望你们能认真地看图，找出设计图纸存在的问题和闹不清楚的地方，然后咱们再加以沟通，以保证施工当中顺利进行。这就像一场接力赛，我们要把准确的信息传递下去，才能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
会后肖工问我：“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大脸一红说：“我没有上过专业学校。”后来他又问韩木奎和胡晓新，刘树胜（一个中专没有毕业，两个预结算班毕业）。
最后他说：“你们这帮人真是庄稼汉，你们能看懂图纸就很不错了。”他的话里带着一丝不屑，这让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回到单位就认真的核对图纸。我们就像一群严谨的侦探，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我们共查出了十来处对不上尺寸的地方，如有的尺寸不对，有的标高不对。更出奇的是手术室的无影灯，布置在厕所里，这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我们几个人确实核对好了以后就去找肖工。
到那后肖工说：“图纸看明白了吗？如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现场提问。”我一听他说话的口气就感觉瞧不起我们，什么看明白了吗？我越想越生气。
于是我站起来说：“肖工，我是有几处弄不懂，你看看尺寸是多少？”我边说边摊开图纸。
他一边看一边说：“这不是15米吗？”他看的是一层平面图，于是我就拿出了二层，三层平面图。他一看就不说话了，脸色变得有些尴尬。
他大脸一红说：“真是失误，真是失误。”我又问了他几处，他也是无言以对。
最后我说：“肖工，你们的医院真是规格高呀，竟把无影灯设计在厕所里。”肖工听了很是上火。
他大脸一红说：“在哪里？我看看。”我就把三楼的用电布置图拿给他看，他仔细地看了半天。
后来他说：“因为这是套用的图纸，三楼这个地方原来是手术室，这回再修改图纸时改为厕所了，可是配电图没有改正过来，所以出现了这样的错误。”我说：“明白了，那就请你们把设计图纸改正过来。”最后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图纸交底是建设单位范各庄矿，而不是设计单位了。原来这其中还有这么一段曲折的故事。
在这场震后重建的战斗中，我们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我们就像一群不屈的战士，在废墟中崛起，用汗水和智慧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片曾经遭受过灾难的土地，一定会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