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第三针
2021年12月21日，当晨曦还在夜的怀抱中酣睡，未完全驱散夜的寒意时，凌晨6点的手机铃声便急切地响了起来，那铃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突兀，像是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泛起层层涟漪。我迷迷糊糊地在被窝里摸索着手机，眼睛都还舍不得睁开。
屏幕上显示是儿子郑爱民打来的电话：“爸爸，今天咱们去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第三针吧？”电话那头传来儿子那充满活力的声音，像一束温暖的阳光，透过听筒直直地照进我心里，带着一丝期待，瞬间驱散了我些许的困意。
我睡眼惺忪地问道：“去，啥时间去呀？”
爱民说：“咱们7点30分去就行了。”
我又问道：“不是还到唐海医院去打吗？”
爱民回答：“不是，今天咱们到七农场去打。”
我赶忙说：“你到时间接我们俩来就行了，我们早就吃完饭了。”
挂断电话，我望着身旁妻子姚启荣，她眼中满是关切，那眼神就像冬日里的暖炉，让我心里暖暖的。我们简单洗漱后，我便让启荣把轮椅从二楼推下来。我仔细检查着轮椅的轮胎，看看里面有没有气，没有的话得赶紧打上气，毕竟今天要去七农场打疫苗，路途虽不算太远，但也得确保出行顺利。
启荣一边推着轮椅，一边疑惑地说：“今天怎么还到七农场打？”
我笑着安慰她：“我也不知道，有地方打就行，管他是什么地方呢。”启荣把轮椅推下来后，发现轮胎没气，便熟练地找来打气筒，一下一下地打上了气，那“噗噗”的声音仿佛是生活奏响的进行曲。
早晨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驳地洒在房前的水泥路上，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金色的碎花布。我坐在轮椅上，静静地等待着儿子的到来。每一分每一秒的等待，都像是在等待生活中新的希望，那希望如同破土而出的新芽，在心底悄然生长。
汽车缓缓驶入视线，稳稳地停下，车门打开，儿子快步向我走来，脸上挂着温暖的笑容，那笑容仿佛能驱散冬日的所有寒冷，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温暖起来。我的心中五味杂陈，既期待着打完疫苗后能多一份健康的保障，又忐忑着这一路上的艰难。今天，我要尝试自己上下汽车，这对我来说，是一场不小的挑战，但我心里暗暗给自己打气：一定要做到！
儿子先将轮椅靠近汽车侧门，我深吸一口气，左手紧紧握住车门把手，用尽全力试图站起来。然而，右侧身体的无力感如同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我难以动弹。
汗水开始从额头渗出，顺着脸颊滑落，滴在地上，溅起小小的水花。我努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仿佛在悬崖边挣扎，每移动一丝一毫都无比艰难。儿子见状，立刻伸手扶住我的右臂，他的手温暖而有力，给予我莫大的支持。这时，启荣和二儿媳也赶紧过来帮忙。
我将重心缓缓移向左腿，右侧身体仿佛有千斤重，每一次移动都像是跨越一道巨大的鸿沟。终于，在众人的帮助下，我成功地站在了车门外。儿子小心翼翼地将我往车内引导，每一步都走得那么谨慎，仿佛我是易碎的珍宝。
我必须用左手撑着座椅，右手努力往里面挪动身体。右侧偏瘫的腿几乎使不上劲，只能任由儿子和儿媳帮忙抬进去。坐下后，我长舒一口气，心中涌起一股成就感，尽管过程艰辛，但至少我没有完全依赖他人，这是我在与病痛抗争路上迈出的一小步，却也是充满希望的一大步。
郑爱民从西南庄向七农场出发，由于是冬季，车外的寒风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割得人脸生疼。我坐在小轿车内，望着窗外逐渐远去的熟悉景象，心中不禁有些凄凉。那些熟悉的街道、房屋，仿佛都在与我告别，而我不知道下一次回来又会是怎样的情景。我们是从十农场的渡槽向南走的，一路上，冬季的种种景象映入眼帘。
冬季迈着沉稳而清冷的步伐，降临在这片广袤的农村大地，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每一处笔触都勾勒着岁月的宁静与深沉。那霜，似是冬神用细腻的笔触，在世间万物上轻轻点染而成。
屋顶的瓦片上，凝结着一层洁白如雪的霜花，宛如给老屋戴上了一顶顶精致的绒帽，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微光；田埂边的枯草，也被霜花包裹，宛如一根根晶莹剔透的银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细微的簌簌声，仿佛在诉说着冬日的私语，那声音轻柔而又带着一丝哀伤。
远处的山峦，在霜雾中若隐若现，像是被一层轻纱遮住了容颜，只露出朦胧的轮廓，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仿佛隐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故事。
村子里的老屋，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古朴而温暖。土坯墙在岁月的侵蚀下，已有些斑驳陆离，却依旧坚实地守护着屋内的烟火气。那扇陈旧的木门，在寒风中偶尔发出“嘎吱”的声响，仿佛是岁月在轻轻叹息，叹息着时光的流逝和生活的变迁。
村外的田野，在冬季里显得格外空旷而寂静。曾经金黄的稻浪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枯黄的秸秆，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像是一群失去了活力的老人。偶尔有几只麻雀在田间跳跃觅食，它们的身影在空旷的田野上显得格外渺小，却又充满了生机，给这寂静的田野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
远处的排水河，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潺潺流水声，河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仿佛将整个世界都装进了它的怀抱。孩子们在冰面上嬉笑玩耍，有的滑着自制的冰车，那冰车在冰面上飞驰，发出“嗖嗖”的声音；有的则拿着小木棍在冰面上画出各种奇怪的图案，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村庄，让这寒冷的冬日也充满了温暖的气息。
走过了液化气站再向南走，不一会儿就到了第七农场的场部。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第三针，是在第七农场的医院打，我们四个人谁也不知道在哪里。
于是爱民停车，向路旁靠在墙边的老大爷打听：“大爷，咱们这医院在哪里呀？”
大爷热情地指着路说：“再往前一走，向西一拐弯就到了。”爱民开车向前走了有500米，向西一拐弯，真的到了医院。
到那里一看，人还真不少，打疫苗的人排了有200个人，队伍像一条长龙，蜿蜒曲折。爱民把车停在了医院的院外面，我下车时，挑战再次来临。我反手握住车门把手，竭力用左腿支撑着身体站起来。
儿子的手始终没有离开我的右臂，他的眼神中满是担忧与坚定，仿佛在告诉我：“爸爸，别怕，有我在。”右侧的身体依旧不听使唤，每一次用力都伴随着一阵酸痛，但我咬紧牙关，没有放弃。一步一步地，我终于稳稳地站在了地上。
我抬头望向湛蓝的天空，那澄澈的蓝色仿佛是我心中希望的色彩，让我充满了力量。尽管脑血栓右侧偏瘫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但我坚信，只要坚持不懈，总有一天，我能更加自如地应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就像这冬日里的青松，虽然历经风雪，却依然挺拔。
我扶着轮椅扶手，慢悠悠地上了轮椅。儿子爱民见状，赶紧上前接过推车的手柄。穿过走廊时，消毒水的气味混着人群的喧闹扑面而来，那气味有些刺鼻，仿佛是生活的调味剂；人群的喧闹声也有些嘈杂，但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这一切都无法掩盖我心中的坚定。一楼新冠疫苗接种室的玻璃门已被挤得微微发颤，仿佛在诉说着人们对健康的渴望，那渴望如同燃烧的火焰，炽热而又强烈。
当人们看到我是一个坐轮椅的人，纷纷主动让出位置：“大爷，你到前面去打吧，别在这里排队了。”
爱民和我都没有前去打针的意思，爱民说：“等一等吧，大伙都挺冷。”
不一会儿，就看到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来到我跟前说：“大爷，走，你到前面去打。”
爱民说：“我们别去打了，大伙都在这里排队，我们等一等吧。”
穿白大褂的护士说：“走吧，有几个坐轮椅的？”
爱民听完了她说的话，就把我推向前面去打新冠疫苗防疫针了。
在接种室里，护士熟练地为我消毒、打针，动作轻柔而专业，仿佛是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受着针头刺入皮肤的瞬间，心中却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期待着能早日恢复健康，重新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打完疫苗，我坐在观察区等待了30分钟，期间和周围的人聊起了家常，大家的话题都离不开对健康生活的向往，那向往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打完疫苗，坐在回家的车上，我望着窗外依旧美丽的冬日景色，心中感慨万千。生活或许会给我们带来诸多磨难，就像这寒冷的冬季，但只要我们心怀希望，积极面对，就一定能迎来温暖的春天。就像这冬日里的阳光，虽然微弱，但依然能穿透层层阴霾，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我深知，未来的路还很长，还会有更多的挑战等待着我，但我已做好了准备，带着这份希望和勇气，勇敢地走下去。
我回到家中休息了一小会，就想起了观看魔术表演“大变活人”的情景，那奇妙的表演仿佛还在眼前。于是我就写到：“【变戏法者自信地一笑，说：“不信由你们观众里选一个人进来。”当时，我只有十岁，长得又很瘦小，好奇心却特别重。只听观众们大声喊道：“叫小青来。”我一听是叫我，心里既紧张又兴奋，但更多的是好奇，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到了那里，变戏法的让我站到箱子里去。当我站进去后，发现里面还有他们的一个人。然后，他让助手把箱子盖盖上，并且在外面加了一把锁。这时，他又用手向后拉三下，说了一声：“走。”就在这一刻，箱子里面那个人恶狠狠地小声对我说：“你千万别出声、别动，要不我就掐死你。”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心惊肉跳，大气都不敢出，身体也一动不敢动。
紧接着，就听变戏法的人说：“他们到北京了，在天安门广场玩呢。”我心里暗暗纳闷，我明明没出去，还在箱子里呀，难道他有魔法能把我变走？不一会儿，就听到开锁的声音，箱子盖被打开了。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转了一圈，晕晕乎乎的。
变戏法的人对着观众们说：“大伙看看到底箱子里有没有人？”观众们纷纷围过来查看，有的用手摸摸箱子，有的把眼睛贴在箱子缝上看，可怎么也看不到里面有人。于是，他们又把箱子盖盖上，并且听到了给箱子上锁的声音。他又用手向前送了三下。
变戏法的人对着观众们说：“你们快回来吧，大伙很想你们了。”随着他的一声呼唤，助手把箱盖打开。箱子盖打开的一瞬间，我从箱子里站了起来。当我从箱子里出来后，小伙伴们立刻围过来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我带着一丝得意说：“我哪里也没去，就待在箱子里，就是他们的那个人捂着我的嘴不允许我说话。”这场魔术表演让整个街道都沉浸在欢乐与惊奇之中，观众们的笑声、惊叹声此起彼伏，久久回荡在街头巷尾。】”
我一边写自传，写得那叫一个投入，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我和手中的笔。结果写了一小部分就累得不行了，感觉身体被掏空，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样蔫儿了。
不过呢，我这人就是闲不住。休息了一会儿后，我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又想起了那些木丁。我像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开始捡木丁。我先是像以前一样，双手齐上阵，那速度很快，木丁在我手中仿佛有了生命，乖乖地被我收集起来。然后，我就想挑战一下自己，用偏瘫的右手去捡。
这右手啊，就像个不听话的小孩子，一会儿往这儿跑，一会儿往那儿跑，费了我好大的劲儿才把它抓住，好不容易才捡起一个木丁，我心里别提多有成就感了。
捡完木丁，我又盯上了滚筒。我像个大力士一样，开始推滚筒。我一边推一边在心里给自己加油打气：“加油，你是最棒的！”推了20分钟后，我感觉自己的腿都不是自己的了，就像两根木棍一样，机械地支撑着我的身体。我赶紧一屁股坐下，累得直喘气，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
虽然今天累得够呛，但我心里却特别开心。因为我知道，每一次的努力都是在和病魔作斗争，每一次的坚持都是在向康复迈进。说不定哪天，我就能打败这个小恶魔，重新活蹦乱跳啦！到那时，我要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在广阔的天空中尽情翱翔，去拥抱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2 创业广场的晨光与人生絮语
打完新冠疫苗第三针后，我的身体并未出现什么特别反应，只是右臂针眼处微微鼓起一个小包，不痛不痒，没两天便消下去了。这些日子，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让我的腿脚不太灵便，但医生的话始终萦绕在耳边：“坚持锻炼总比躺着强。”于是，我每天都骑着三轮车去创业广场练习走路。
这天早晨，阳光轻柔地洒在窗前，我吃完早饭，朝着厨房方向喊了一声：“启荣，帮我把三轮车从南边小棚推出来吧，我该去广场了。”
厨房里传来启荣带着笑意却又不紧不慢的声音：“等会儿，正和面呢，中午蒸馒头！”
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心里有些着急：“快点啊，去晚了老赵和老李该等急了。”话音刚落，启荣已经洗了手走出来，围裙上还沾着星星点点的面粉。
她白了我一眼，嗔怪道：“催催催，就知道催，耽误你走路了？”话虽这么说，她还是麻利地去推车了。
我骑着三轮车从西南庄出发，沿着交化街一路向西。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还未完全开门，偶尔有早起的行人匆匆走过。经过老医院北面的路口，向北一拐，再往西走三百米，创业广场的南大门便出现在眼前。远远地，我就看见老赵和老李坐在长条椅上，两辆三轮车停在一旁。
老赵手里捏着半截烟，眯着眼朝我这边瞅，见我来了，故意抬高嗓门：“启文，今儿个咋这么晚？是不是又睡过头了？”
我停好车，走过去，笑着说：“哪能啊，启荣和面腾不开手，耽误了一会儿。” 老李摆摆手，笑呵呵地打圆场：“晚就晚点呗，谁家还没点事儿？”
我们仨沿着广场的小路慢慢走，步子歪歪扭扭的，像三只笨拙的鸭子。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在活动，有打太极的老人，动作舒缓而沉稳；有带着孩子玩耍的家长，笑声在空气中回荡。走到假山底下时，迎面来了一个年轻女人，推着轮椅，上面坐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走近了，我才认出是李全亮——以前县农业办的，比我大几岁。
我停下脚步，招呼道：“全亮大哥，你这是……？”
他抬起有些僵硬的右手，冲我摆了摆，苦笑道：“脑出血，十年了。你呢？腿脚也不利索？”
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脑血栓，十二年了。”他叹了口气：“唉，都是年轻时胡吃海喝闹的。”
我点点头，深有同感：“可不是嘛，那会儿就爱红烧肉、溜肥肠，现在倒好，吃出毛病来了。”
推轮椅的女人一直没说话，我随口问：“这位是嫂夫人？”李全亮摇摇头：“不是，雇的保姆，老伴儿前年走了。”
我心里一紧，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干巴巴地劝道：“咱们啊，以后得多注意，该忌口忌口，该锻炼锻炼，多活几年是几年。”
他笑了笑：“是啊，能走一步算一步。”我们寒暄几句，保姆推着他慢慢走远了。
老赵咂了咂嘴，忽然说：“这李全亮，退休前是农业局的吧？”
我摇头：“不是农业局，是农业办公室的。”
老赵“哼”了一声，语气突然变得尖刻：“反正都一样，事业单位的，没一个好东西。”
我一愣，心里窜起一股火：“老赵，你这话可不对，哪个单位没好人？怎么就‘没一个好东西’了？”老李在旁边低着头走路，没吭声。
老赵斜了我一眼，冷笑：“你急什么？你退休前是公务员吧？行政编的，比我们企业退休的一个月多拿两千多，还好意思说？”
我憋着火，反问：“那你当年怎么不上事业单位？”
老赵一摆手，嗓门更大了：“去不上！再说了，你们那帮人，有几个是凭真本事上去的？”我气得胸口发闷，干脆闭上嘴，不再搭理他。
接下来的三百米，我们谁都没说话。走到广场大门口，老赵头也不回地骑上车走了。老李讪讪地冲我笑笑，也跟了上去。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一阵烦躁。阳光依旧很好，可这个早晨，却莫名让人觉得憋闷。
回到家后，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那件不愉快的事。休息了半个小时，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了童年时期。那时候，我在姥姥家柳林村，正赶上成立人民公社 于是，我就写到：“【我记得那天早上刚一到学校，老师就说：“今天咱们大新庄人民公社成立了，咱们去参加游行。”接着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小旗发给了我们。那天全体同学都参加了游行，游行的最前面是两个人打着大横幅的标语，上面写着“人民公社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后面是两个人抬着大鼓，一个人敲着大鼓，后面的两个人一人打着一把大嚓，还有敲锣的。紧跟着是民兵打着有四十面彩旗，我们跟在后面，再后面是普通的老百姓。人们手里一人拿着一把纸糊的小红旗，小红旗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公社万岁！”赶到在大新庄公社那里已是上午九点半钟，这时就看到别的村的游行队伍陆陆续续地也来了，这时游行正式开始。走在最前面的是大新庄村的，后面还有十几个村的同学和民兵，以村为单位、各个村都有敲锣打鼓的，彩旗飘扬好不热闹。从大新庄出发、到薄港、四间房、柳林村……各个村庄都走了一遍，每到一个村庄都喊口号，真是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声势浩大。最后整个公社各个村庄都走了一遍以后就解散了，还是那天中午吃的饭、晚上也没有吃饭一直到夜间十一点多钟，可是我心里非常高兴。】”
我在书案前伏案疾书，不觉间已过去两个时辰。笔尖游走间，只觉左手指节逐渐凝滞，仿佛被无形的丝线牵扯，每动一下都带着微微的钝痛；而左臂则似灌了铅般沉重，酸麻之感顺着筋脉蔓延至肩胛，连握笔的力气都似被悄然抽离。遂搁下笔管，闭目轻揉腕间，任窗棂间漏下的光影在案头流淌，暂歇这砚池边绵长的倦意。
第二天，我还是和每天一样骑着三轮车，早早地来到创业广场去练习走路。我向四周一看，怎么也看不到赵师傅和李师傅。我想，他们怎么还不来？难道是因为昨天农业办公室李全亮的事和我闹得很不愉快，他们不来了？我左思右想，还是坐在长条椅上等着他们。我等了有半个小时，他们还是没有来；又等了半个小时，他们依旧不见踪影。于是，我只好自己歪歪扭扭地走了起来。
大冬天的天气，格外寒冷。虽然是晴朗的天，却携着凛冽的寒意，悄然而至。天空像是被一块巨大的灰色幕布遮住，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凛冽的寒风如一把把锋利的小刀，割着人的脸，钻进衣领，冷得人直打哆嗦。路边的树木早已褪去了繁华的衣裳，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仿佛在诉说着冬日的严寒。创业广场上的行人都裹着厚厚的棉衣，像一个个移动的粽子，脚步匆匆，只想尽快逃离这刺骨的寒冷。
我自己走完了第二圈的时候，赵师傅和李师傅还是没有来。我也只好骑着三轮车回家了。
回到家中休息了半个小时，我的思绪又飘回到了童年。1958年，新中国在历史的长河中迈入了第九个年头，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火红年代。一九五八年整风反右，当时我还在柳林村读小学四年级。
于是，我就写到：“【一九五八年的暑假特别长有两个来月，当时我读小学四年级，暑假好不容易过完了，就在上学的第一天，班长叫同学们排成两行等在那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一会儿，我们的班主任郑老师背着背包匆匆地走了过来。郑老师看上去是一个长得不是很高的人，也就是有一米六、七，长得挺壮实，留着个平头，平时挺平易近人的，但是也很刚毅。不一会郑老师走到我们面前先哭了。
他哭着对我们说：“同学们好。”当时他说话有点颤音。
然后他用手绢擦了擦眼泪继续说：“我经过六十多天的整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和同志们反复并充分地交流了思想，在同志们的耐心帮助下，充分地揭露了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我写到这里，就感到身体有些不适，我就坐下休息。
我于案前埋首苦思，蓦然回首，竟已耗费半日光阴。思绪飘飞之际，只觉右腕筋脉隐隐作痛，恰似有细针在肌肤下穿梭，每转动一次都带着钻心的刺痛；而右肩则如压千斤重担，酸痛之感顺着经络直抵脖颈，连翻动书页的力气都似被无情夺去。遂合上书卷，抬眸凝望檐角摇曳的竹影，任清凉的晚风在书房中穿梭，暂忘这书案前无尽的劳神。
我稍作休息后，便将目光投向了手捡木丁这一任务。我熟练地把装着木丁的盘子稳稳放在桌子上，又把盛木丁的框子置于桌子右边的角落。二十个木丁，静静地躺在盘子里，仿佛在等待着我去唤醒它们。
我双手齐上，开始了第一轮的挑战。双手交叉，稳稳地从盘子里夹起木丁，高高举过头顶，再轻轻放入框中。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仿佛在呵护着珍贵的宝物。就这样，我一连捡了两轮，动作渐渐熟练起来，心中也涌起一丝小小的成就感。然而，当我决定改用右手单独捡时，困难便如潮水般涌来。右手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软绵绵的，使不上一点劲儿。我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好不容易才把木丁举起来放进框里。每一次弯腰、每一次伸手，都像是在与身体的极限作斗争。当最后一个木丁终于落入框中时，我的右手仿佛已经不属于自己，沉重得抬都抬不起来。那一刻，疲惫如潮水般将我淹没，但我心中明白，这只是康复路上的一个小插曲，我不能放弃。
短暂的休息后，我迎来了新的挑战——推滚筒。我把滚筒放在桌子上，深吸一口气，开始推动它。起初，我只是单纯地推着滚筒在桌面上移动，心里想着要伸开右手的手指。可当滚筒位于我的手腕处时，右手仿佛被施了魔法，怎么也伸不开手指；而当滚筒被推到胳膊肘以上位置时，右手手指竟奇迹般地慢慢伸开了。 这一发现让我心中一喜，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我更加专注地推动着滚筒，感受着右手手指一点点地舒展，每一次的伸展都像是在为康复注入新的力量。就这样，我持续推了30分钟，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但我的眼神中却充满了坚定。
在这看似简单的锻炼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康复的不易。每一个动作的完成，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每一次的进步，都来之不易。然而，正是这些困难和挑战，让我更加珍惜每一次锻炼的机会，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康复的决心。
康复就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途中会有疲惫、会有痛苦，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到达终点。每一次的锻炼，都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也是向康复迈进的一步。我相信，只要我保持这份坚持和努力，总有一天，我的右手会重新恢复往日的灵活，我也能像从前一样，自由自在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3 我们全家都沾染上了新冠病毒
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新冠病毒的传播势头异常迅猛，仿佛一夜之间，这座原本宁静的城市就被阴霾笼罩。对于那些本就患有基础疾病、身体孱弱的老人而言，一旦不幸染上这可怕的病毒，生命便如风中残烛，似乎毫无回旋余地，死神随时可能降临。
就说我们隔壁的老王，他已年逾七旬八，平日里身子骨就弱，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在阴历正月初六那天，也就是 2022 年 2 月 6 日，他毫无征兆地发起烧来。家人心急如焚，赶忙翻出家中常备的退烧药给他服下，满心期待着能药到病除。然而，病情却并未如他们所愿好转，短短数日，老王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徒留家人悲痛欲绝。
还有住在西边的老李，八十多岁的高龄，身体状况同样不容乐观。2 月 11 日这天，他也开始发烧，同样吃了药，可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病毒的侵袭，撒手人寰。好在，截至目前，年轻人中尚未出现这般迅速死亡的情况，这或许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那段人心惶惶的日子里，家里的日常采购重任，都落在了我的妻子姚启荣肩上。她每日都要出门上街，去菜市场挑选新鲜的蔬菜，去超市购置生活必需品。然而，频繁的外出，无疑增加了感染病毒的风险。我们怎么也没想到，病毒就像隐藏在暗处的恶魔，不知何时何地就悄悄缠上了她。究竟是在熙熙攘攘的菜市场，还是在人员密集的超市，我实在无从知晓，病毒究竟是如何突破防线，钻进了她的身体。
那天晚上，启荣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启文，我今天感觉特别不对劲，可能有点发烧，嗓子又干又痛，浑身乏力，一点胃口都没有，什么都不想吃。”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赶忙说道：“来，我给你量量体温。”说着，我歪歪扭扭走到抽屉前，翻找出了体温计。
启荣微微皱着眉头，无奈地说：“试试吧，其实不用试我也知道，肯定发烧了。”
她缓缓地将体温计夹在干燥的腋窝下，静静地等待了五分钟。时间一到，她小心翼翼地将体温计从腋窝处取出，递给了我。我接过体温计，定睛一看，顿时惊得瞪大了眼睛，体温计上的数字显示，她的体温竟然高达 39°还多！
这可如何是好？去医院吧，当时医院里早已人满为患，据说连走廊都被临时改成了病房，住满了患者，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床位。无奈之下，我们只能选择在家自行治疗，期望通过多休息、多吃药来战胜病魔。
于是，我按照之前了解的一些用药知识，给她服用了布洛芬，叮嘱她一天吃四次，每次一片，希望能尽快将高烧退下去。同时，又给她吃了六神丸，每次 10 粒，一天两次，期望能缓解她咽干咽痛的症状。
吃了药之后，启荣的病情似乎稍微有了那么一点好转的迹象，但她整个人依旧十分虚弱，整日只能无力地躺在床上，连下楼梯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下厨房做饭了。看着她这般模样，我心里又着急又心疼，实在没了主意，便决定给大儿子爱军打电话求助。
我拨通了爱军的电话，焦急地说道：“爱军啊，你妈妈病了，已经严重到起不来床了，这可怎么办才好？”
电话那头，爱军的声音也带着几分疲惫和沙哑，说道：“爸，我这边也不太好，我也发烧了，今天是第二天，估计也是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我心中一惊，赶忙说道：“咱们居委会不是发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检测试纸吗？你赶紧拿出来测一测，看看是不是真的感染了。”
爱军应了一声，便去准备检测了。过了一会儿，电话那头传来他略带沉重的声音：“爸，我试过了，真的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试纸上的两个灯都亮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急忙说道：“那你就别过来了，好好在家里吃药休息吧。对了，你那儿有药吃吗？”
爱军回答道：“我吃的也是布洛芬和六神丸，和你们一样。”
我又问：“你媳妇怎么样？她发烧了吗？”
爱军说：“她也从昨天发烧了，也在床上躺着呢？”
我又说：“她吃药了吗？”
爱军说：“吃了”
我又问：“郑达，他们怎么样呀？”
爱军说：“郑达他们两口子和大女儿也发烧了，就是他儿子没有事，没有发烧。”
我叹了口气，说道：“知道了，行吧，那我给爱民打个电话，你好好养病吧。”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紧接着又拨通了爱民的号码。
电话很快接通了，我声音带着几分焦急地说道：“爱民啊，你妈妈发烧烧得厉害，已经起不来床了，这可怎么办？”
爱民关切地问道：“爸，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发烧严重吗？”
我赶忙说道：“已经是第二天了，烧得挺厉害的。”
爱民又问道：“那你们吃饭怎么解决呢？”
我无奈地说：“我们还有点冷饭，凑乎着吃吧。”
爱民毫不犹豫地说：“爸，你别着急，等会儿我去给你们送饭。”
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当时是上午 10 点钟。没想到，仅仅过了一个小时，11 点钟的时候，爱民和他的妻子就匆匆赶到了我家门口。
然而，由于家里有新冠患者，为了防止病毒扩散，我早已把门锁上了。爱民用力推了推门，发现推不开，一抬头，就看到我一瘸一拐地朝着门口艰难地走来。
爱民焦急地喊道：“爸爸，你还锁上门干啥呀？你把门开着，我们来多方便！”
我赶忙解释道：“爱民啊，你们把吃的放在门外的风斗里就行，然后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妈妈和我都发烧了，嗓子还干痒，很可能是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叫你们进来，是怕把你们也传染上。”
爱民一听，眼眶瞬间红了，带着哭腔说道：“爸爸，你让我自己进去给我妈妈把饭送到二楼吧。我不送上去，这饭你怎么往上拿啊？你这腿脚不方便，不扶着扶手根本就上不去楼梯。”
我态度坚决地说：“爱民，这是特殊情况，你听爸的，我在想办法把饭给你妈妈送上去。”
可无论爱民怎么苦苦哀求，我就是不给他开门。他无奈之下，只好在门外焦急地等着，眼睛紧紧地盯着门口，想看看我究竟怎样把饭送到二楼。
爱民把饭小心翼翼地放在一楼的门厅里，那是一个用布精心缝制的饭兜子，里面装着饭盒，饭盒里装着热气腾腾的饭菜。随后，他和妻子又退回到门外，目光始终未曾从门口移开，时刻关注着我的动静。
我缓缓地走到门厅前，费力地弯下腰，用一只手紧紧地抓住饭兜子的提手，然后又一瘸一拐地朝着楼梯处艰难地挪去。当我好不容易走到楼梯那里时，由于楼梯间有一面墙挡着，爱民他们便看不到我了。
我本就患有脑血栓后遗症，右侧身体偏瘫，行动极为不便。平日里，我只能依靠一只左手紧紧地扶着楼梯扶手，才能勉强一步一步地往上挪动。而我的右手，则完全使不上力气，只能无力地耷拉着，随着身体的晃动而轻轻摆动。
我深吸一口气，先将饭兜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楼梯的第二个踏步上，然后艰难地抬起左腿，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等我好不容易上到第二个踏步时，又吃力地将饭兜子从第二个踏步挪到第四个踏步上。就这样，我每上一级台阶，都要停顿一下，喘口气，然后再继续往上挪动。每一步都走得无比艰难，每一步都仿佛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
终于，费了好大的劲，我才把饭送到了二楼的住屋里。我气喘吁吁地把饭放在桌子上。
对着卧室喊道：“启荣，快吃饭吧，爱民他们两口子送的。”
启荣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你放在那里吧，我现在还不想吃。”
我赶忙劝说道：“你快吃点吧，爱民他们两口子还在外面等着呢，人家好心好意送来饭，咱们不能辜负了这份心意。”
在我的再三劝说下，启荣强撑着身体，从床上缓缓坐了起来。她缓缓地解开饭兜子，往里一看，原来是大米干饭炒肉，那色泽鲜艳的炒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可此时的她，实在没有多少胃口，只是强打着精神，才勉强吃了半碗大米饭和几口炒肉。
启荣吃完了饭，我便从二楼慢慢下到一楼，又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门口，想看看爱民他们两口子走了没有。
结果，当我走到门口时，眼前的景象让我心头一酸。只见爱民和他媳妇他们两口子，正站在门外，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泪水在他们脸上肆意流淌，那是对亲人的心疼与牵挂啊。
我强忍着心中的难过，哽咽着问道：“爱民，你知道爱学他们怎么样？是不是也传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爱民抹了一把眼泪，说道：“我早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问过了，他们两个人也都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我听了，心中一阵沉重，默默地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了。”
就这样，我费尽周折，终于把饭送到了启荣手中。
而我自己，虽然当时还没有出现发烧的症状，但为了以防万一，也为了不让爱民和他媳妇担心，我还是谎称自己可能也感染了。没想到，第二天，我真的开始发烧了。我用体温计一量，38°，嗓子倒是不疼。
我赶紧吃了一片布洛芬，之后一天里又吃了两片，一共吃了三片。也许是身体底子还算不错，到了第三天，烧就退了，身体也渐渐恢复了正常。可启荣就没这么幸运了，她一连发烧了三天，才慢慢好转。在这艰难的日子里，爱民和他媳妇他们两口子整整送了五天的饭，直到启荣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能够自己下厨做饭了，他们才放下心来。
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放下写自传，我又想到了1958年的那个年代是多么的激情燃烧，于是，我写道：“【在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又略显荒诞的年份，上半年里，我们村子紧跟时代的浪潮，热热闹闹地办起了公共食堂。那时候，我还小，暂住在姥姥家，和姥姥相依为命。每顿饭，我们娘俩都得去食堂打饭，虽然简单，却也省去了不少柴米油盐的烦恼。
恰逢那时，全国上下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大炼钢铁”运动，村里也不例外，家家户户都被动员起来，把粮食都交到食堂，连做饭的铁锅也没能幸免，被砸碎后上交到生产队。不仅如此，连箱子、柜子上的铁锁，还有厨房里的铁勺、铲刀，只要是铁打的，统统都得交上去。
有一天，姥姥像往常一样去食堂打饭，却空手而归。
我满心疑惑地问：“姥姥，怎么没买回饭来？”姥姥叹了口气，说：“仕成（那时的生产小队长）说你还有个铁球没交上去呢。”我一听，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那铁球可是我踢球玩的宝贝啊！
姥姥见我哭了，安慰我说：“别哭了，咱们不去食堂买饭了还不行吗？”
我抽泣着回答：“姥姥，不行啊，咱们一顿不吃还行，可总不能一直饿着呀？何况家里既没粮食也没锅，怎么做饭呢？”】
写完自传以后，我瘫在沙发上，像被抽去筋骨的困兽，麻木感如潮水漫过全身，可心却如暴风雨中的孤舟，在未写完故事的浪涛里浮沉。那些深埋心底的过往，像暗夜里的萤火，明明灭灭，诱惑着我、催促着我。
待麻木稍褪，我又投身木钉的世界。双手协同的尝试，像在操控两个倔强的木偶，单手抓钉时，酸胀感化作无数细小的钢针，顺着经络游走，每一下刺痛都在质问：还要继续吗？但二十枚木钉整齐入框的瞬间，竟生出一种征服山岳的豪情。
推滚筒时，手指的蜷曲与舒展，宛如命运拉扯的丝线。当滚筒滑过肘部，僵直的指节获得喘息，我仿佛听见身体在低语：坚持，便有希望。三十分钟的摩擦声，是岁月在沙漏里流淌，而我，在这流淌中，用残躯与命运做着无声的较量，每一寸的挪移，都是对宿命的叩问。
4 在唐山工人医院做手术“小肠疝气”
这时，虽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的那么严重，可是我们这儿，还没有封城。我还是和往常一样戴好口罩，骑着三轮车在创业广场上锻炼走路。
2022年的3月初，当第一缕晨曦轻柔地穿透斑驳的树叶，如同灵动的丝线，洒落在屋内的每一个角落，新的一天在温暖中缓缓拉开帷幕。那缕缕金色的阳光，为这平凡的日子添上了一抹绚丽的色彩，仿佛是生活给予的温柔问候。
吃完了早饭，我轻轻放下手中的碗筷，目光望向一旁的启荣，带着几分期待说道：“启荣，你到道南里那个小棚子，把三轮车推出来吧，我想去创业广场锻炼锻炼走路。”
启荣听后，立刻站起身来，憨厚地笑着回应：“你等一下，我去给你推三轮车。”说罢，她迈着稳健的步伐，朝着道南里小棚子的方向走去。没过多久，启荣就推着三轮车回来了，脸上依旧带着那熟悉的憨厚笑容，仿佛这推车的任务对她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我接过三轮车，骑上去便出发了。车轮缓缓转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一段即将开启的旅程。我一边骑着三轮车，沿着熟悉的街道朝着创业广场进发，一边尽情欣赏着道路两旁的风景。
此时，街道上已是一片忙碌的景象。上班族们脚步匆匆，他们穿着整洁的职业装，手中拿着公文包或文件袋，眼神中透露出对工作的专注和急切。他们的身影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挺拔而充满活力，仿佛是城市前进的推动者。而街道两旁的商店，大多才刚刚开门营业，店主们正忙着整理货物、打扫卫生，店内的顾客还寥寥无几，只有几个早起的老人，在门口悠闲地挑选着商品，享受着这宁静的清晨时光。
不一会儿，创业广场便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我停下三轮车，向四周张望，希望能看到赵师傅和李师傅的身影。然而，广场上人来人往，却始终不见他们的踪迹。我在广场边的一条长条椅上坐了下来，静静地等待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周围的人群来来往往，有带着孩子散步的父母，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享受着亲子间的温馨时光；有结伴而行的老人，他们一边散步一边聊天，回忆着往昔的美好岁月；还有在广场上嬉戏玩耍的孩童，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声回荡在广场的每一个角落。可赵师傅和李师傅还是没有出现。
我的思绪开始飘远，回想起之前和赵师傅的谈话。那一天，农业办公室的老李，一位事业单位退休的老人，和赵师傅聊起了退休生活。
赵师傅一脸不屑地说：“事业单位一个好人也没有。”
我听了，赶忙反驳道：“有好人也有坏人，那可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说事业单位一个好人都没有。”最后，我们争论的焦点落在了退休金上。赵师傅认为，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比企业单位的退休金一个月多两千多元钱，所以他才觉得事业单位的人“不好”。
我身为公务员身份退休，或许在赵师傅看来，我们之间因为退休金的差异，已经产生了某种无形的隔阂，所以他才不愿意和我一起走路锻炼了。想到这里，我心中不免有些失落，但转念一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不和我一起走就算了吧，自己一个人锻炼也未尝不可。
于是，我站起身来，在创业广场上独自开始了我的走路锻炼。我的步伐有些歪歪扭扭，就像一个初学走路的孩子，每一步都充满了探索和尝试。我感受着脚下坚实的地面，呼吸着清晨新鲜的空气，让思绪随着微风飘荡。在这晨光中，我仿佛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享受着这份独属于自己的宁静与自由。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在不经意间给人开个玩笑。我在创业广场歪歪扭扭地走路时，突然感觉小肚子隐隐作痛，那种疼痛起初并不剧烈，却像一根细小的针，一下下轻轻戳着，让人有些难以忽视。正当我微微皱眉，试图缓解这股不适时，目光不经意间扫到前方，只见一位身形挺拔、精神矍铄的老人正朝着这边缓缓走来。定睛一看，竟是已退休快十年的外科主任朱建元。
我赶忙加快脚步迎了上去，急切地说道：“你今天怎么也到广场来走路锻炼啦？”
朱主任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不紧不慢地回答：“也没什么事，就是出来走走，活动活动筋骨。”
我皱着眉头，一脸痛苦地接着说：“我一走路这小肚子就疼，您经验丰富，快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小肿块。”说着，我伸出手，指向小肚子疼痛和有肿块的部位。
我这么一说，朱主任就说：“你把裤腿拉下去，我看看你的痛处。”于是，我就把裤腿往下一褪，他就在我的小肚子上的右半边，用手摸了摸。这时我就觉很痛，痛得我直咧嘴。
他一看是这种情况就说：“启文，因为你的走路姿势不对，得了小肠疝气，你看你的小肠都出来了，形成一个肿块。”
他又说：“你赶快到医院里去做手术吧。”我一听这话，心里非常紧张。
我说：“朱主任，我是先到医院看看去呀？还是直接去做手术。”
朱主任说：“我说你就直接去做手术，省得来回跑，那样多费事？”
我说：“行，我到家里和孩子们商量一下，到哪个医院去做手术。”就这样说完他就走了，我也就骑上三轮车匆匆地回家了。
回到家中，我顾不上身体的疲惫，马上给三个儿子打电话，都叫他们来到家中商量到哪个医院去做小肠疝气的手术。不一会的功夫，三个儿子都到了。
爱军关切地问：“爸爸，你打电话叫我们都来做啥？”
我无奈地说：“我得了小肠疝气，需要做手术，你看咱们到哪个医院去做手术好？”
爱军毫不犹豫地说：“咱们就到唐山工人医院去做吧，那里的外科手术水平高。”
爱民也附和道：“就是，那里的工人医院都说水平高。”
爱学也点头说道：“就上唐山医院里去做吧。”就这样定下来了到唐山工人医院去做手术。
我们爷四个，第二天早上吃完了早饭，便开始为去医院做准备。
我说：“爱军，把轮椅从二楼推下来，看轮胎里有没有气，如果有气的话就装上汽车。”爱军就把轮椅从二楼推了出来，一看，轮胎里还真的没有气了，结果找来了打气筒，就给轮胎打上了气。
我拖着沉重的右半身，一步一步朝着汽车挪去。右腿像被灌了铅，每抬一下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右脚在地上拖行，留下一条歪歪扭扭的痕迹。右手无力地耷拉在身旁，随着步伐微微晃动，仿佛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终于到了车旁，我艰难地用左手抓住车门把手，用力一拉，车门“吱呀”一声缓缓打开。我侧着身子，先让左腿迈进车内，然后试图把右腿也抬进去，可右腿却怎么也不听使唤，在空中挣扎了几下，还是重重地落在了地上。我咬着牙，再次发力，右腿好不容易才跨进车内，身体却因为失去平衡，差点摔倒。
上车后，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右半身挪到座位上，整个人瘫软在座椅里，大口喘着粗气。我终于坐上了汽车，然后，装上了轮椅的爱军的汽车就向唐山出发了。
我坐在汽车里面，一出曹妃甸就看到，曹妃甸的田野是初春的第一支歌谣，油菜以嫩绿的浪花翻涌着生命的萌动。细瘦的茎秆托起鹅黄的花苞，在微风中轻颤，仿佛在低语春的私语。
麦苗从土里探出青翠的脑袋，嫩叶上还凝着晶莹的露珠，折射出晨曦的微光。农民们弯腰间苗，指尖触碰泥土的湿润，脸上漾着期待的笑容，那笑容比初春的暖阳更早驱散寒意。他们一边劳作，一边谈论着墒情与苗情，欢声笑语里藏着对丰收的期许。
汽车缓缓驶入唐山市的街巷，初春如一位温柔的画师，悄然为城市晕染出清新的底色。行道树中，柳树最先抽出嫩绿的芽尖，枝条在风中摇曳，宛如千万条绿丝绦轻拂水面。玉兰则以皎洁的白妆登场，花瓣舒展如玉蝶栖枝，与迎春花的金黄交相辉映，构成一幅淡雅的水墨长卷。行人的脚步声与鸟雀的啁啾声交织，谱写着春的圆舞曲。
街边的建筑在春阳的抚摸下，玻璃幕墙流淌着柔和的光晕，与周围的嫩绿融为一体。老城市的青砖黛瓦，在春雨的浸润下更显温润，墙角的野花从石缝中探出头来，星星点点的紫红为斑驳的砖墙添了几分俏皮。街边的茶馆、花店，透过橱窗可见人们或细品香茗，或侍弄新绿，享受着春日的慵懒与生机。
我坐在汽车上虽然看到了非常好的城市美景，可是我又想起了自己那个痛苦的童年。我从13岁起就因为母亲病故，不得不辍学做小工。那些日子里，我插秧拔草，双手被稻草划得伤痕累累；打鱼摸虾，双脚在冰冷的水中浸泡得通红。生活的重担过早地压在了我的肩上，让我尝尽了人间的艰辛。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不再去欣赏窗外的美景，转眼汽车就开到了工人医院。
到工人医院后，就开始下汽车。下车时，又是一场艰难的战斗。我先用左手撑着座椅，慢慢把右腿挪到车外，然后试图把左腿放下去，可右腿刚一触地，就一阵刺痛，让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我咬着牙，双手紧紧抓住车门，一点一点地把右半身挪出车外，每动一下都像是在经历一场酷刑。
我下车以后坐上轮椅，就由爱学推着轮椅到医院挂号室前，等着爱军去挂号。不一会，爱军就把号给挂上了。他挂的是外科，于是，我就由爱学推着轮椅，到了二楼的外科门诊室。到在外科门诊室前，往屋里一看，室内就一个病号在看病，等了一小会他就出来了。
爱学推着我进了外科门诊室，外科医生问：“你怎么了？”
我强忍着疼痛，说道：“我好像是得了小肠疝气。”
医生说：“你把裤往下退一退，我看看。”于是，我就坐在轮椅上把裤往下退了退。医生一看我的右小肚子上有一个小肿块，然后，他用手摸了摸。
他又说：“是小肠疝气，你做手术吧。”
我咬了咬牙，说：“那就把它做了去吧。”
医生说：“那我就给你开应开的检查报告，你去做吧。”于是，他就给我开了影像学的超声检查、CT检查，还有血常规检查、凝血功能检查、肝肾功能检查，还有心电图检查等等。
医生说：“把这些检查作完了，再来找我。”于是，我们爷四个就去做检查了。
检查完以后，医生看完各项检查就叫我住院了。我住在二楼的外科14病房的第四病床上。
在做手术前的一天前，医生告诉我说：“明天做手术，你从今天晚饭后就不在喝水和吃饭。”
做手术的那一天，晨光未透窗棂时，我蜷在轮椅上，腹股沟处的坠痛像有根铁丝在皮肉间绞动。我咬着后槽牙数着墙角滴答的钟声，每一声都像是在敲打着我的神经。
直到护士的橡胶鞋底叩响地面：“14病房的第四病床郑启文，准备手术。”
我就由儿子们推着轮椅到在了手术室的门外，到那以后，我就换上了手术床。
消毒水的气味刺得鼻腔发酸，我盯着天花板晃动的白炽灯。
听医生用笔尖敲着病历本：“腹股沟斜疝，直径四厘米，小肠卡在疝环里回不去。”我喉咙发紧，想起三天前那个在创业广场走路时，下腹突然坠下一团温热，像揣了只活物。
护士往我手腕扎上滞留针，淡蓝色液体顺着软管蜿蜒。
麻醉师推着药车靠近时，我感觉自己的心跳被装进了玻璃罐。针尖刺入脊椎的瞬间，我听见自己喊了声“疼”，随后便坠入棉花糖般的虚无。
主刀医生的手在无影灯下翻飞如蝶。腹腔镜探入腹腔的金属管泛着冷光，显示屏上小肠正被疝环箍成紫红色。补片展开的刹那，我恍惚看见一片银色的网，将溃堤的洪水温柔截断。
医生说：“镊子。”医生的声音隔着口罩闷闷传来，助手立刻递上器械。我感觉有电流在腹腔游走，却听不到任何刀剪声——原来这就是“微创”，我迷迷糊糊地想。
醒来时窗外的雨已停了，我盯着天花板裂缝里游走的阳光，腹股沟处像塞了团烧红的炭。镇痛泵“嗞嗞”地吐着白雾，护士说这是“病人最值钱的玩具”。
我试着翻身，牵动刀口的剧痛让我倒抽冷气。
隔壁床的老头正举着镜子照切口：“看，像不像条蜈蚣？”我瞥见自己腰间缠着的绷带，突然想起童年时被野狗追咬的伤口。
护士端着流食进来时，她正用棉签蘸水润嘴唇说：“排气后才能吃东西。”她说着，把病床摇起三十度，“多活动，别让补片长歪了。”
在医院里，我感受到了医护人员的关怀与专业。他们每天按时查房，仔细询问我的身体状况，耐心地解答我的疑问。同病房的病友们也相互鼓励、相互照顾，让我在病痛中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
我在医院一共住了三天，医生就让我出医院了。出院那日，我扶着墙慢慢挪动，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护士塞给我一张纸：“三个月别提重物，复发率百分之五。”
我答应了一声：“知道了。”
这次小肠疝气就医之旅，虽然充满了痛苦和波折，但也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与美好。它让我明白，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我们勇敢面对，积极治疗，就一定能够战胜病魔，重新拥抱健康和幸福。同时，也让我更加珍惜身边的人，感恩他们在困难时刻给予我的支持和陪伴。
出院后的次日，阳光轻柔地透过窗帘缝隙，洒在我房间那略显单调的被褥上。我悠悠转醒，意识逐渐清晰，脑海中竟莫名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写自传。那些过往的岁月，如同一幅幅色彩斑斓却又有些褪色的画卷，在我眼前不断闪现。有年少时怀揣梦想的懵懂无畏，有青春岁月里为理想拼搏的热血激情，也有遭遇挫折时的迷茫与挣扎。我满心期待着能将这些珍贵的记忆一一记录下来，让它们在文字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怀揣着这份热切的渴望，我缓缓地尝试着翻身下床。然而，就在身体微微挪动的瞬间，小肚子处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仿佛有一根细针狠狠地扎了进去。那疼痛如潮水般迅速蔓延开来，让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眉头瞬间紧皱在一起。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满脑子都是对小肚子上那片补片的担忧。前些日子，我因身体原因接受了手术，医生在我的小肚子上植入了这片补片。当时医生就反复叮嘱，术后一定要好好休息，避免过早活动，以免影响补片的位置和恢复效果。可我这才出院第二天，就如此冒失地尝试下床，会不会因为自己的鲁莽，让这片补片出现了异动呢？要是真的移位了，那可如何是好？
想到这里，写自传的念头瞬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我顾不上身体的疼痛，小心翼翼地重新躺回床上，双手不自觉地轻轻抚摸着小肚子，仿佛这样就能给那片补片一些安慰和保护。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变得格外谨慎，生怕一个不小心又引发那可怕的疼痛。
时间一天天过去，每一天我都怀着忐忑的心情关注着小肚子的情况。每一次微微的刺痛，都会让我心惊胆战；每一次翻身时的小心翼翼，都像是在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
终于，到了第七天。阳光依旧温暖而柔和，我像往常一样缓缓地尝试着翻身。这一次，奇迹发生了，那种一直如影随形的不自在和疼痛感，竟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心中一阵狂喜，仿佛重获新生一般。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经历了这场小小的波折，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健康的重要性。而那本一直萦绕在心头的自传，也仿佛在经历了这场风波后，变得更加珍贵和有意义。我知道，是时候拿起笔，将那些难忘的岁月一一书写下来了。
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下了：“【在冀东那片广袤而质朴的土地上，有一个宁静的小村落——双港村。它宛如一颗被岁月尘封的明珠，静静地镶嵌在时光的长河中。村子被三条街巷分割开来，分别是南街、东街和北街，它们像三条蜿蜒的丝带，串联起村里人家的烟火日常。
村子的南街西面，有一方占地百余亩的大水塘，名曰西坑。
这西坑仿若一位沉默的守护者，无论四季如何更迭，始终盈盈一汪碧水，从未干涸。据说，在这清澈的水底，藏着神秘的泉眼，源源不断地为它注入生机。池塘边，芦苇肆意生长，微风拂过，芦苇沙沙作响，似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村子的东面，也有一个水坑，规模比西坑还要大些。只是，这里没有芦苇的摇曳身姿，取而代之的是满坑的水草，在水中轻轻荡漾。村子的西南面，有一个相对较浅的坑，深度约莫四十厘米。
然而，这小小的坑里，却长满了粗壮的芦苇，它们足有手指粗细，高达三米多，是编炕席的绝佳材料。每到端午节，这里便热闹非凡，村民们纷纷前来，采摘芦苇叶，回家包起香甜的粽子，那弥漫在空气中的粽香，是生活里最质朴的甜蜜。】”
我正在写自传，然而，右手已然不听使唤，我只能强撑着用左手拿起笔。可这左手本就不如右手灵活，在书写时，每一个笔画都像是重重的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咬着牙，努力地控制着左手的力度和方向，试图让笔尖在纸上流畅地滑动。但没过多久，我就明显感觉到左手手指渐渐没了力气，像是被无数根细针同时扎着，又麻又痛。紧接着，左胳膊也开始发麻，仿佛有无数只小虫子在里面爬来爬去，那种难受的感觉让我几乎要放弃。
可一想到心中的那些故事还未诉诸笔端，我又咬了咬牙，坚持了一会儿。但最终，身体的疲惫和麻木还是战胜了我的意志，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瘫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等待着这阵麻木感慢慢消散。
稍作休整后，我着手进行捡拾木钉。先将装钉的塑料盘置于桌面左侧，再把空木框挪至桌角右侧——二十枚木钉正整齐码放在盘中央，仿佛待检阅的士兵。
起初尝试双手协同作业，交叉捏取木钉举过头顶再放入框中。两轮操作后，双臂已现疲态。改用右手单手操作时，酸胀感顺着小臂直抵指尖，木钉每上升一寸都似有千钧之重。待二十枚木钉尽数归位，整条右臂已如灌铅般沉重，连抬手都成了奢望。
短暂调整呼吸后，我转向推滚筒训练。将滚筒稳稳置于桌面，掌心贴合筒壁匀速前推。这个动作暗藏玄机：当滚筒滑至手腕关节时，手指便像被无形丝线牵扯般蜷曲；唯有将其推至肘部上方，僵直的指节才能获得片刻舒展。三十分钟里，滚筒与桌面的摩擦声始终未歇，每声轻响都记录着对肢体控制的突破。
5 恐慌笼罩下的城市：2022年3月19日（阴历2月17日）起开始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2022年3月19日，农历二月十七，这本该是一个平凡而宁静的日子，然而，唐山市曹妃甸城市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全员核酸检测通知搅得天翻地覆。往昔里，这座城市车水马龙，街道上充满了烟火气，小贩的叫卖声、汽车的喇叭声、行人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热闹非凡的生活画卷。可如今，恐慌如同阴霾一般，以惊人的速度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肆意蔓延，将原本的生机与活力吞噬殆尽。
清晨，当第一缕曙光还未完全驱散夜的最后一丝寒意，社交媒体已然炸开了锅。各种未经证实的传言如汹涌的潮水般四处横流，瞬间淹没了人们的心智。有人说疫情已经彻底失控，城市即将沦为“孤岛”，仿佛一场末日浩劫即将降临；有人绘声绘色地讲述检测点会成为新的感染源，把那里形容成恐怖的病毒培养皿，仿佛只要靠近就会被病毒无情吞噬；更有甚者，编造出因检测导致多人感染的恐怖故事，细节之逼真，让人不寒而栗，仿佛那些可怕的场景就真实地发生在眼前。
这些消息宛如一颗颗重磅炸弹，在人们原本就紧绷如弦的神经上炸开。恐慌的情绪瞬间如决堤的洪水，在人群中疯狂肆虐。原本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人们陷入了无尽的焦虑与恐惧之中。
街道上，往日里那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群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零星的几个行人。他们都行色匆匆，眼神中满是恐惧与不安，仿佛身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追赶。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时不时地回头张望，生怕病毒会突然从某个角落里钻出来。
超市里，原本整齐排列、琳琅满目的货架被抢购一空。蔬菜区，只剩下几片枯黄蔫巴的菜叶，孤零零地躺在角落里，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人们的疯狂。米面区，空荡荡的货架像一张张饥饿的大嘴，空洞而又无奈。收银台前，人们排起了蜿蜒曲折的长队，每个人的购物车里都堆满了各种生活物资，仿佛要把未来几个月甚至一年的生活都囤积起来。
一位大妈紧紧地抱着几袋大米，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这可怎么办啊，要是没吃的可咋活哟，这日子可咋过下去啊。”她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双手因为用力而泛白。旁边的大爷也一脸焦急，额头上满是汗珠，一边催促着收银员快点结账，一边还不忘往购物车里再塞几瓶水。
大爷嘴里嘟囔着：“多备点，多备点心里才踏实。这疫情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万一到时候买不到东西可咋办。”
小区里，居民们也陷入了恐慌的漩涡无法自拔。大家在业主群里你一言我一语地热烈讨论着，各种猜测和担忧不绝于耳。有人担心检测时人员密集会交叉感染，仿佛检测点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毒温床，只要踏入就会被病毒缠上；有人害怕检测结果不准确，那自己岂不是要白白遭受隔离之苦，失去自由不说，还可能耽误工作和生活；还有人担心一旦被隔离生活会陷入困境，工作没了，房贷、车贷可怎么办，一家人的生计都成了问题。
孩子们也敏锐地感受到了大人们的紧张情绪，原本活泼好动、天真烂漫的他们变得沉默寡言。他们紧紧地跟在父母身边，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有的孩子甚至会在睡梦中惊醒，哭闹着不肯入睡，让本就焦虑的父母更加心力交瘁。
晚上九点钟，爱军用手机给我打电话，声音中带着一丝急切：“爸爸，咱们去做核酸检测吧。”
我有些犹豫地说：“都这么晚了，还有人做吗？等明天再去不行吗？”
爱军着急地说：“咱们去吧，现在还有人再做核酸检测呢，而且早点做完心里也踏实。这疫情越来越严重了，咱们还是早点检测，心里有个底。”
我想了想说：“去呀，还得推着轮椅吧。”
爱军连忙说：“那得推着，要不然那里的人太多，坐在汽车上做不了，还非得坐着轮椅去才行。”
就这样，启荣把轮椅从二楼小心翼翼地推下来，我坐上轮椅，启荣推着我，我们就到了门前的马路上。我从轮椅上缓缓下来，此刻，我站在爱军的汽车旁，看着那不算高的车门台阶，眼神里满是无奈与恐惧，仿佛那小小的台阶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我的双腿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双手也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
启荣轻轻扶着我的左臂，声音轻柔却无比坚定：“启文，别怕，我在呢，咱慢慢上。”我深吸一口气，缓缓抬起左腿，试图先迈上台阶。可那不听使唤的右侧身体却像被施了定身咒一般，僵硬地拖在后面，让我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我整个人向前倾去，眼看就要摔倒，启荣眼疾手快，双手紧紧托住我的后背，才勉强稳住我的身形。我的额头冒出细密的汗珠，嘴唇微微颤抖，眼神中满是沮丧和无奈。
启荣轻声安慰道：“启文，咱换个法子，你先把右腿抬起来，我扶着你慢慢挪。”启荣一边说着，一边调整着姿势，用自己瘦弱的身躯为我撑起一片支撑。我咬了咬牙，努力调动着右侧麻木的肌肉，缓缓抬起右腿，可那动作就像慢放的电影，每移动一寸都无比艰难。启荣小心翼翼地引导着我，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仿佛在呵护一件易碎的珍宝。
终于，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我的右腿成功搭在了台阶上。但接下来，要完成整个身体的转移又谈何容易。我的身体微微颤抖着，仿佛一阵风就能将我吹倒。 启荣紧紧贴在我身旁，用全身的力量支撑着我，嘴里不停地鼓励着：“启文，加油，就快好了。”我咬着牙，双手紧紧抓住车门边缘，借着这股力量，一点点将身体往上挪。我的脸上满是痛苦的神情，每一根神经都在紧绷着，每一次用力都像是在与命运进行一场激烈的抗争。终于，在漫长的挣扎后，我成功坐进了车里。可这一番折腾，早已让我气喘吁吁，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瘫倒在座位上。
我坐上了爱军的汽车，朝着红赫世家社区的服务站开去。一路上，车窗外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和压抑。街道上冷冷清清，偶尔有一辆汽车疾驰而过，扬起一片尘土。路边的树木在夜风中瑟瑟发抖，仿佛也在为这场疫情而担忧。
到了那里以后，就看到排队的人还真不少，黑压压的一片，仿佛一条蜿蜒的长龙。检测点外，情况更是混乱不堪。人们早早地就来到了这里，队伍排得长长的，一眼望不到头。大家都没有了往日的耐心和秩序，你推我搡，争先恐后地往前挤，仿佛谁挤到前面就能避免感染似的。
一位年轻妈妈怀里抱着孩子，被人群挤得摇摇欲坠。孩子吓得哇哇大哭，那哭声在嘈杂的人群中显得格外凄惨。
年轻妈妈一边努力稳住自己的身体，一边轻声安慰着孩子：“宝贝，别怕，别怕。”可周围的人却无暇顾及，只顾着往前挪动脚步，仿佛没有听到孩子的哭声。医护人员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在人群中忙碌地穿梭着。他们一边大声维持着秩序，一边耐心地安抚着大家的情绪，可声音很快就被嘈杂的人群淹没了。
在等待检测的过程中，人们的情绪越来越焦虑。
有人不停地看手表，嘴里嘟囔着：“怎么还不到我，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这每一分钟都像一年那么漫长。”有人则拿出手机，疯狂地刷新着各种疫情信息，试图从中找到一丝安慰，可看到的却都是更加令人担忧的消息，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一位老人因为长时间站立，身体有些吃不消，差点晕倒在地。
周围的人虽然都投来了关切的目光，但没有人敢上前帮忙，大家都害怕被感染，仿佛老人身上带着致命的病毒。
当终于轮到自己检测时，人们的脸上都露出了紧张的神情。医护人员手中的棉签伸进喉咙的那一刻，仿佛是一场噩梦的开始。有人忍不住干呕起来，身体扭曲着，仿佛要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出来；有人则紧紧地闭上眼睛，不敢看那根棉签，仿佛多看一眼就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检测结束后，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离开检测点，仿佛这里是一个可怕的魔窟，多待一秒就会多一分危险。
当爱军的汽车停稳后，启荣先下车，然后转身准备扶我下来。我看着车外的地面，心中又涌起一阵恐惧，那地面仿佛是一个无底的深渊，随时都会将我吞噬。我缓缓挪动身体，试图将右腿先伸出去，可那不听使唤的右腿却怎么也使不上劲，仿佛它已经不属于我了。
启荣在车外焦急地等待着，双手伸得老长，嘴里不停地说着：“启文，慢慢来，别着急，我在这儿呢。”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关切和担忧，让我感受到了一丝温暖。我深吸一口气，再次尝试。我双手紧紧抓住车门，努力将身体向前倾，右腿终于缓缓伸出了车门。
但接下来，要稳稳地站在地上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的身体摇晃着，仿佛一片在狂风中飘摇的树叶，随时都可能被吹走。启荣见状，连忙上前，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支撑，稳稳地接住了我。
在启荣的搀扶下，我终于艰难地下了车。我的双腿还在微微颤抖，每走一步都显得那么吃力，仿佛每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但我看着身旁不离不弃的老伴，心中涌起一股暖流，那暖流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我干涸的心田。尽管未来的康复之路还很长，尽管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了艰辛，但我知道，只要有启荣在身边，我就有勇气去面对这一切。
我下车以后就坐上了轮椅，由爱军推着往前走。
这时，就听到医护人员大声地喊道：“轮椅上的大爷往前走，给你先做核酸检测。”爱军却没有向前推轮椅，还是在原地站着不动。就在这时，前面的排队人员纷纷往旁边一闪，让开一个通道。
人们纷纷喊道：“大爷，过来先做核酸检测。”
爱军一看这种情况就说：“爸爸，咱们先做去吧。”
我说：“好吧。”
我又大喊道：“谢谢，乡亲们，谢谢，非常感谢。”我就上前去做核酸检测，当爱军推着轮椅到在做核酸检测的医务人员面前。我按照医务人员的指示，走到采样窗口前，摘下口罩，微微张开嘴。那一刻，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喉咙也有些发紧。我紧紧盯着面前的医务人员，只见她身着厚厚的防护服，脸上被口罩和护目镜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明亮而坚定的眼睛。
那眼神中透着专业与温柔，仿佛在无声地安慰着我：“别怕，很快就好。”她熟练地拿起一根小木棍，上面缠着洁白的棉球，就像一位即将出征的小战士，带着使命来到我的面前。
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下，她轻声说道：“别紧张，放松，很快的。”那声音轻柔而温暖，如同春日里的微风，轻轻拂过我的心田，让我紧张的情绪稍稍缓解。
她将缠着棉球的小木棍缓缓伸进我的嘴里，我能感觉到棉球轻轻触碰着我的咽后壁，有些痒痒的。接着，她开始让小木棍在我的嘴里上下左右转动，那动作轻柔而精准，仿佛在寻找着什么重要的东西。我的眼睛忍不住闭上，努力让自己配合她的操作。整个过程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但对我来说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采样结束后，她将小木棍拿出来，在一个小试管上轻轻一粘，上面便粘上了一个标记，上面写着我的名字。然后，她小心翼翼地将试棒放进小试管里，动作熟练而细致。我长舒了一口气，戴上口罩，向她道了声“谢谢”。她微笑着点了点头，那笑容透过护目镜，依然能让我感受到其中的温暖与鼓励。
做完了核酸检测，我站在爱军汽车旁，望着不算高的车门台阶，满心无奈与恐惧，那台阶于我如难以翻越的大山。
启荣轻扶我左臂，轻声而坚定地说：“启文，咱慢慢上。”我深吸一口气，缓缓抬左腿，可右侧身体僵硬，身体瞬间失衡。启荣眼疾手快，双手托住我后背。我额头冒汗，嘴唇颤抖，满眼沮丧。
启荣轻声安慰：“换个法子，先抬右腿，我扶你挪。”她调整姿势，用瘦弱身躯为我撑起支撑。我咬咬牙，缓缓抬右腿，动作艰难。启荣小心翼翼引导，每一步都像呵护珍宝。右腿终于搭上台阶，但转移身体极为不易，我身体颤抖。
启荣紧紧贴着我，用全身力量支撑，嘴里不停鼓励：“启文，加油，快好了。”我咬着牙，双手紧抓车门边缘，借力一点点挪身体。脸上满是痛苦，每根神经紧绷。漫长挣扎后，我成功坐进车里，气喘吁吁，瘫倒在座位上。
爱军的汽车开动了，缓缓地驶出，踏上了归家的路。街道两旁，灯火阑珊，不同于白日的喧嚣，此刻的城市仿佛被一层薄纱轻轻覆盖，显得格外宁静而深邃。路灯散发着柔和而温暖的光芒，将汽车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与偶尔匆匆而过的行人影子交织在一起，又迅速分离，各自延伸向不同的方向。
微风拂过，带着一丝凉意，也似乎带走了些许白日的烦躁与不安。街边的店铺大多已拉下了卷帘门，只余下几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和几家小吃店还亮着灯。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三三两两的顾客，或是低头刷着手机，或是轻声交谈，享受着夜晚独有的宁静与自在。偶尔，一阵食物的香气飘散出来，勾起了我的一丝食欲，却也仅仅是一瞬，便被夜风带走，留下一抹淡淡的回味。
远处，车辆稀少，只有偶尔驶过的汽车打破了夜的寂静，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回响，显得格外清晰。而近处，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低语，又像是在为这宁静的夜晚伴奏。
我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感受着这份难得的宁静与平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在这个不平凡的夜晚，虽然世界依旧在运转，但在这条回家的路上，我仿佛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让心灵得以片刻的休憩与安宁。
这时爱军就开动了汽车回到家里了。当爱军汽车停稳，启荣先下车后转身准备扶我。我看着车外地面心生恐惧，挪动身体时右腿不听使唤。启荣焦急等待并安慰我，我深吸一口气尝试下车，虽右腿伸出，但站立不稳，启荣连忙上前接住我。在启荣搀扶下，我艰难下车，双腿颤抖、行走吃力，但因老伴在旁心中涌起暖流，有了面对康复之路的勇气。
这一天，这座城市在恐慌与希望交织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每一个经历其中的人，都在心底种下了一颗坚韧的种子。这颗种子，在困境的滋养下，等待着在未来绽放出希望的花朵。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回首这段艰难的时光，会发现它成为了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更加懂得勇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