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首次核酸检测后，在大街上骑行三轮车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唐山市曹妃甸区积极响应上级号召，迅速行动，于2022年3月19日正式拉开了核酸检测工作的序幕。此次核酸检测并非针对重点区域与重点人群的专项行动，而是面向曹妃甸区这一广袤的一般区域，覆盖了生活于此的普通人群。
为了确保核酸检测工作高效、有序进行，同时尽可能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相关部门经过审慎考量与科学规划，制定了“五天三次”的检测方案。这一安排既充分考虑了疫情防控的实际需求，又兼顾了居民的工作、生活节奏，让核酸检测工作在严谨中不失温度，在有序中彰显关怀。
在区域管理方面，曹妃甸区展现出灵活性与针对性的完美结合。由于并非重点地区，城市并未实施全面的封控管理措施。街道上，车水马龙依旧，人们有序出行，生活秩序井然。城市的烟火气在核酸检测的有序推进中得以延续，展现出曹妃甸区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之间寻求平衡的智慧与努力。
然而，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从未停歇。就在核酸检测工作稳步推进的同时，创业广场的改造维修工程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为了保障施工安全，避免人员聚集可能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相关部门果断决策，对创业广场实施了封闭管理。广场四周，坚固的大铁皮围墙拔地而起，将施工区域与外界有效隔离开来。围墙之上，醒目的警示标识与防疫宣传标语交相辉映，既提醒着过往行人注意安全，又传递着疫情防控的坚定决心。
广场的封闭，虽给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带来了一丝不便，但并未阻挡大家追求健康生活的脚步。居民们纷纷响应号召，走出家门，沿着宽敞的大街，或步行，或骑着三轮车，享受着春日里难得的户外时光。车轮滚滚，笑声阵阵，在这看似平常的景象背后，是曹妃甸区人民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与配合，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唐山市曹妃甸区在疫情防控的征程中，正以坚定的步伐、务实的举措，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抗疫篇章。无论是核酸检测的有序推进，还是区域管理的精准施策，都彰显着这座城市在面对疫情挑战时的从容与担当。
那时的我依然努力地想要维持生活的秩序。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房间，我便挣扎着从床上起身。用左手支撑着身体，缓缓地挪到床边，穿上鞋，开始这艰难的一天。
那一天的早饭后，我对启荣说：“从今天起室内墩地的事情，就由我来承担。”
启荣说：“你多不方便？还是由我来墩地面吧。”
我说：“你叫我试试再说。”
启荣说：“你就试试吧，不行了还是我墩地面。”
我们说好了以后，我尝试着用左手拿起墩布，想要把地面打扫干净。然而，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对我来说却无比艰难。右手无法用力，所有的重量都压在了左手和左半边身体上。我歪歪扭扭地拖着墩布，每拖几下就要停下来喘口气。原本只需片刻就能完成的墩地任务，我硬是花了大约45分钟才勉强完成。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双腿也因为长时间站立和用力而微微颤抖。
墩完地后，我瘫坐在椅子上，休息了半小时。等稍微缓过劲来，我又拿起笔，开始用左手书写我的自传。
于是我又写到：“【无奈之下，我只好含着泪，拿出那个“心爱的铁球”，姥姥见了，也没别的办法，只好拿着铁球去找仕成，这才把饭买回来。
也是在那一年，我从柳林小学毕业，满怀憧憬地报考了大新庄高级小学（高小），可录取通知书却迟迟未到。
与此同时，姥姥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她经常小肚子疼，我们劝她去医院看看，她总是说没事，疼一会儿就好了。就这样，病情一拖就是三个多月，直到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在我妈和我的劝说下，去唐山找我大舅（我的表舅，我妈她姨的儿子）。大舅带着姥姥去了唐山人民医院，结果一查，竟然是“子宫癌晚期”。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大舅和我妈都知道病情的严重性，却都瞒着姥姥，怕她知道了病情加重。】”
我写的自传，每一个字都写得歪歪扭扭，笔画也不够流畅，但我还是一笔一划地坚持着。写着写着，左手开始发麻，胳膊也酸痛不已，我不得不再次停下手中的笔，让疲惫的身体得到片刻的放松。
到了该做“捡木丁和推滚筒”任务的时候，我愈发感到力不从心。我先把盛木丁的筐子放在面前桌子的右边，将木丁板置于桌子左边。接着，我用左手从木丁筐里拿出木丁，放到木丁板上。之后，我尝试双手叉开去捡木丁，这样操作了两回。然而，当用右手去捡那些细小的木丁时，我总也抓不稳，不是木丁掉在地上，就是没法精准地放进筐里。
推滚筒时，由于难以掌握身体平衡，滚筒总是歪歪扭扭地跑偏。一次次的失败，让我满心沮丧，但我从未萌生过放弃的念头。
不知不觉，时间已到中午，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准备去吃午饭。这一天的经历，满是艰辛与无奈，但我知道，我必须咬牙坚持下去。我就像那在风雨中努力生长的小草，无论遭遇多大的困难，都要勇敢直面，努力活下去。
午后，阳光仿佛被时光调慢了脚步，慵懒且温柔地倾洒在院子里，给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叶子都镀上了一层温暖而迷人的金色光辉。这光芒，像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让整个院子都沉浸在一种静谧而祥和的氛围之中。
我静静地伫立在院子里，目光不自觉地望向不远处正在忙碌的启荣。她正专注地干着手中的活儿，那认真的模样仿佛整个世界都与她手中的事情融为一体。 我清了清嗓子，扯着嗓子大声喊道：“启荣啊，你从南边那小棚子把三轮车推出来呗，我打算去大街上锻炼锻炼身体。”
启荣听到我的呼喊，缓缓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直起身子，脸上满是疑惑，那眼神里仿佛藏着无数个问号。
回应道：“你这是打算去哪儿骑三轮车呀？走哪条道啊？可别走岔了路。”
我微微仰起头，带着几分自豪地说道：“从西南庄出发向南到汽车站，然后向西骑，一直骑到汽车加油站，过了二中就到冀东大街，接着一直向东……”我详细地描述着路线，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骑着三轮车穿梭在大街小巷的身影。
启荣听后，点了点头，关切地说：“大街上人多，车来车往的，可得多加小心。别跟那些年轻人似的横冲直撞。”于是，启荣便迈着稳健的步伐，把三轮车推到了门前的台阶下面。
我则像个即将奔赴战场的勇士，尽管腿脚不太利索，每走一步都显得有些歪歪扭扭，但一想到即将开始的骑行之旅，心里就像揣了只小兔子，充满了期待。我紧紧地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慢慢地从我住的二楼走了下来。那楼梯，每一级都像是岁月留下的台阶，记录着我生活的点点滴滴。
终于走到三轮车前，我双手紧紧握住车把，仿佛握住了整个世界。我用力一撑，身体缓缓坐到了车上。调整好姿势后，双脚小心翼翼地踩上踏板，开始缓缓地蹬动。三轮车就像一个听话的老伙计，缓缓地向前移动。我正式从西南庄出发向南骑，心中满是对这次旅行的憧憬。
很快，我便来到了曹妃甸的房管局大门前。当我站在那栋建筑前，心中不禁泛起层层涟漪，思绪也随之飘回到了往昔——这里，曾经是维修队的旧址，承载着我年少时无数的回忆与成长的足迹。
时光回溯到1964年，那时的我，恰似一颗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怀揣着对未来的懵懂憧憬，踏入了维修队的大门，开启了学习木工技艺的征程。那一年，我年仅16岁，青春的脸庞上写满了稚嫩与好奇，心中满是对这门古老技艺的敬畏与渴望。
初入维修队，我被安排学习拉电锯。那电锯，宛如一头张牙舞爪的猛兽，在启动的瞬间，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锯齿飞速旋转，带着一股令人胆寒的力量。我小心翼翼地握住打勾的手柄，双手微微颤抖，每拉一下，都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紧紧地贴在背上，但我却不敢有丝毫懈怠，眼睛紧紧地盯着电锯，生怕出一丝差错。
然而，意外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那天，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土地上，本是一个平常的工作日。陈平安哥，那位平日里和我关系甚好的工友，不知怎的，一个疏忽，竟把打勾勾在了正在高速旋转的电锯上。刹那间，只听得“啪啦”一声巨响，仿佛一道惊雷在耳边炸开，那声音尖锐而刺耳，在空旷的工地上回荡，久久不散。我的心猛地一紧，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揪住，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抬头望去，只见屋顶上，那原本用于固定木材的打勾，已经被电锯强大的力量甩得七零八落，木屑四处飞溅，如同雪花般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寂静无声，只剩下我那如鼓点般急促的心跳声。幸运的是，这场意外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工伤事故，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意外后，木工队长似乎意识到了我们的不足，也或许是出于对我们的保护和培养，便做出了一个决定：让陈平安和我一起正式进入木工组，深入学习木工技艺。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之前意外的心有余悸，又有对即将开启的新学习阶段的期待与兴奋。
从那以后，我便和陈平安哥一同踏上了更加系统、深入的木工学习之路。在木工组里，我们跟着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从最基础的选材、画线学起，一凿一斧，一刀一锯，都倾注了我们的心血与汗水。每一块木材在我们的手中，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逐渐变成了精美的家具、实用的器具。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却无比充实，我在木工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与价值，也一步步地成长、蜕变……
在向南骑就到了汽车站。这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往西一拐弯，垦丰大街便展现在眼前。那可真是一条热闹非凡的街道，路两边店铺林立，就像一条五彩斑斓的商业长廊。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有卖水果的吆喝声，有卖小吃的叫卖声，还有各种小贩的招呼声，交织成一曲热闹的生活交响曲。
我慢悠悠地骑着三轮车，眼睛却像探照灯一样，不停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路过新华书店时，那书店的玻璃橱窗就像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有文学名著，散发着淡淡的墨香；有科普读物，仿佛在向我诉说着宇宙的奥秘；还有漫画绘本，充满了童真和趣味。每次路过这里，我都忍不住多看几眼，仿佛那些书籍有一种无形的魔力，吸引着我。
再往前走，就到了区政府。区政府的两幢三层大楼，那可是我的得意之作呢！四十多年前，是我和丁连胜大哥一起设计的。看着它们如今依然稳稳地矗立在那里，就像两位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片土地。大楼的外观庄重典雅，每一块砖石都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那些斑驳的痕迹，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见证了这里的变迁和发展。
过了区政府，我继续向西骑，就到了工商银行办公楼。这座三层办公楼我也参加了设计。它虽然没有区政府大楼那么雄伟壮观，但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简洁的线条，大气的设计，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它的稳重和可靠。
一直骑到汽车加油站。加油站里车辆来来往往，工作人员忙碌地穿梭着。有的工作人员在给汽车加油，有的则在检查车辆的安全状况。我稍作停留，看着这忙碌的场景，仿佛自己的“旅程”也添上了一点生活气息。
一拐弯向北，经过第二中学。学校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那声音清脆悦耳，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仿佛是一群欢快的鸟儿，在校园里欢快地歌唱。看着校园里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他们穿着整洁的校服，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我仿佛也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我从小只上了小学五年级，看到孩子们上中学，心里满是羡慕。那些在校园里度过的时光，就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一一闪过。
我迎着北方那略带凉意的风，悠然地骑着三轮车，车轮在道路上欢快地转动，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不知不觉间，曹妃甸职业中学那熟悉而又带着岁月痕迹的身影，已然映入了我的眼帘。
望着眼前这所承载着无数回忆的学校，我的思绪如潮水般翻涌，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那段时光。那时的我，风华正茂，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忱，踏入了这所学校的校门，成为了一名讲授钢筋混凝土工程课程的老师。
还记得课堂上，我站在那略显陈旧的讲台上，手中握着粉笔，在黑板上认真地书写着专业术语和计算公式。台下的同学们，一个个都坐得端端正正，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眼神中透露出对知识的渴望和专注。每当我提出一个问题，教室里总会瞬间安静下来，同学们会微微低下头，认真思考，随后又纷纷抬起头，踊跃地举手发言。他们的声音清脆而响亮，回答的内容虽然有些稚嫩，但却充满了对这门学科的探索精神。
有一次，我讲到钢筋在混凝土中的受力原理时，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教室里瞬间安静得仿佛能听到针掉落的声音，同学们都在绞尽脑汁地思考。不一会儿，有个瘦瘦高高的男生站了起来，他的脸上带着一丝紧张，但眼神却无比坚定。他条理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虽然还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但那独特的见解和勇于尝试的精神，让我十分欣慰。我微笑着给予他肯定和鼓励，教室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一刻，我看到了他们对知识的热爱和追求。
如今，再次站在这所学校的门口，那些曾经的画面如电影般在我脑海中一一闪现。四十多年过去了，岁月或许在同学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但那些在课堂上的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的瞬间，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成为了我这一生涯中最珍贵的宝藏。
我继续向北骑，一直骑到冀东油田的大街上。这条大街宽阔平坦，道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就像两排绿色的卫士，为街道增添了一份清幽。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为我演奏一首欢快的乐曲。我沿着大街拐弯向东骑，一路上能看到不少油田的办公大楼。
时光回溯到四十多年前，那是一场在河北省建筑工程领域掀起波澜的质量联查。彼时，冀东油田的工程建设项目犹如置身于风暴中心，在这次严格且全面的质量审查中，成绩惨不忍睹，竟连一个达到合格标准的工程都未能出现。这一严峻局面，犹如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击在相关建设管理部门的心头，也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急需有人力挽狂澜之际，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将冀东油田基地建设办公室主任这一重任交到了我的肩上。接到这个任命时，我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之重大、责任之艰巨。冀东油田的工程建设质量关乎着国家能源战略的推进，关乎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与付出，更关乎着广大民众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信任。我暗暗发誓，一定要扭转这一不利局面，让冀东油田的工程建设重新走上正轨。
面对错综复杂的工地关系网和盘根错节的人情世故，我陷入了沉思。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一个大胆而又充满挑战的计划在我心中逐渐成型。我决定从自己最亲近的人入手，以实际行动向所有人表明我坚决整治工程质量的决心。
我首先来到了父亲的工地。父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建设者，多年来为建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然而，当我踏入这片熟悉的工地时，我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偏袒。我严格按照质量标准，对每一个施工环节、每一处建筑细节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检查。从基础的钢筋绑扎到墙体的砌筑，从水电线路的铺设到防水工程的处理，我都一一过问，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当发现一些不符合规范的地方时，我当即严肃地指出，并要求施工队立即整改。父亲看着我坚定的眼神，虽然心中或许有一丝失落，但他深知我的职责所在，默默地支持着我的工作。
紧接着，我又来到了叔丈人的工地。叔丈人在建筑行业也有着一定的声望，他的工地同样承载着众多人的期望。我像对待父亲的工地一样，以公正无私的态度进行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我发现了部分施工工艺不符合要求的情况。
我没有因为亲戚关系而网开一面，而是当场下达了整改通知书，并明确规定了整改期限。叔丈人起初有些不理解，觉得我过于苛刻，但在我耐心地解释了工程质量的重要性后，他也逐渐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表示会全力配合整改工作。
最后，我来到了“七二一”大学老师的工地。老师是我建筑道路上的引路人，他的教诲和指导让我在建筑领域不断成长。然而，在工程质量面前，师生情谊也不能成为妥协的理由。我依然一丝不苟地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施工方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老师看着我认真的模样，欣慰地笑了，他说：“你做得对，工程质量容不得半点马虎，只有这样，我们的建筑事业才能不断发展。”
通过这一系列对亲人、老师工地的严格检查，我在整个冀东油田工程建设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看到了我六亲不认、铁面无私的一面，也感受到了我整治工程质量的坚定决心。在我的带动下，各个工地都开始重视工程质量，纷纷加强了自查自纠工作。施工团队们不再抱有侥幸心理，而是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施工，力求打造出高质量的工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冀东油田的工程建设质量逐渐有了显著提升。在后续的质量联查中，越来越多的工程达到了合格标准，甚至有不少工程被评为优秀。看着这一系列的变化，我心中充满了欣慰和自豪。我知道，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成功地完成了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也为冀东油田的工程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段经历，也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成为我人生中一段宝贵的财富。
我一直向东骑，直到路的尽头。没办法，只能拐弯向南骑。向南骑了没多远，就看到了老医院的北面。那座老医院，曾经见证了无数人的生老病死，承载着太多的故事。我向东一拐弯，又回到了西南庄。这一圈骑下来，大约有 15 里地呢，就像一场小小的旅行，让我把周围的美景都尽收眼底。
回到家后，我坐在屋里，回想着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心中满是感慨。这看似平凡的一天，却因为这次骑行而变得格外有意义。那些熟悉的街道、建筑和人们，都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
我从外面回来以后，休息了一小会就又想起了，我的童年的时代，我住在姥姥家。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我姥姥得了子宫癌晚期。于是，我又写道：“【从唐山医院回来以后，我妈偷偷地告诉我：“小青，你姥姥得的是子宫癌晚期，恐怕活不了几个月了。”我一听，顿时嚎啕大哭起来，心里充满了绝望和不舍。
我回想起和姥姥相依为命的六年时光，她为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我从小就胆小爱哭，放学回家一进二门就喊“姥姥”，姥姥要是答应了，我就没事；要是连叫两声都不答应，我立刻就哭。姥姥总是边跑边答应：“哎，我在这呢。”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一进二门就连叫了两声“姥姥”，姥姥没听到，我就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姥姥回来后，问我怎么了，我说：“谁也没欺负我，是你不在家吗？”
姥姥听了，只好安慰我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想到姥姥的病情，我哭着说：“咱们去天津、北京的大医院看看，说不定能给姥姥治好病呢。”
我妈叹了口气说：“太晚了，医生说都扩散了，不能做手术了。”我一听，哭得更伤心了。
我妈又说：“咱们只能想办法给你姥姥止疼，让她少受点罪，多给她买点好吃的。”我听了，再次嚎啕大哭起来。
从那以后，我放学回家就陪在姥姥身边，主动多做点家务活，扫地、刷碗，想让姥姥高兴一点。我知道，时间不多了，我能做的，就是多陪陪她，让她在剩下的日子里，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和爱。”】
当我拿起笔，用左手开始书写自传时，那种陌生和艰难简直超乎想象。每一个笔画都像是在与自己的身体对抗，左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写出的字歪歪扭扭，仿佛是蚯蚓在纸上爬行。没写几个字，左手就开始发麻，手臂也酸痛得仿佛要断掉。我只好无奈地放下笔，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但每一次休息过后，我都会再次鼓起勇气，重新拿起笔。我告诉自己，这是我对命运的抗争，是我重新找回自我的方式。每一次书写，都是一次挑战；每一个字，都是我战胜困难的勋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左手渐渐有了一些进步。虽然字迹依然不够工整，速度也很慢，但我能感觉到，那支笔在我的手中越来越听话。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还会有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在等着我。但我相信，只要我坚持不懈，用左手也能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在着手完成“捡木丁”与“推滚筒”这两项任务的过程中，我渐渐察觉到力不从心的滋味愈发浓烈。每一次尝试捡起那细小的木丁，它们就像调皮的精灵，总在我的指缝间滑落，或是被我慌乱地撒了一地，又或是怎么也无法精准地落入筐中；而推滚筒时，那滚筒就像一头难以驯服的野马，我费尽心力想要掌控它的方向，却总是难以维持身体的平衡，它便歪歪扭扭地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奔去。
一次次的失败如同一盆盆冷水，将我的热情一点点浇灭，满心都充斥着沮丧。然而，即便内心满是挫败，我却从未有过一丝放弃的念头。时光悄然流逝，不知不觉间已到晚上，我拖着疲惫至极的身躯，拖着仿佛灌了铅的双腿，缓缓朝着吃饭的地方走去。
这一天的经历，满是艰辛与无奈，就像在荆棘丛中艰难前行，每一步都伴随着刺痛。但我知道，我不能退缩，我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我就如同那在狂风暴雨中努力生长的小草，无论遭遇多大的困难，无论风雨如何肆虐地拍打，都要勇敢地直面这一切，努力地活下去，绽放属于自己的那一抹绿色。
2 核酸检测后的日常锻炼
在我生活的这座小城，疫情防控的警报才刚刚开始，核酸检测已然成了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守护我们健康安全的关键防线。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我们这儿遵循着“五天三检”的周密安排来推进核酸检测工作，这意味着差不多每隔一天，大家就得前往检测点完成一次检测。
昨天晚上，西南庄的居民群里像炸开了锅一样热闹非凡。群主发布了一则至关重要的通知：明天早上，将在西南庄的庄西头设立一个核酸检测点，检测工作将于早上7点钟准时拉开帷幕。通知里不仅明确了检测时间，还着重强调了检测时的秩序要求，要求大家必须排成单行队伍，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米的间隔距离，这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人员聚集，防止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播。
同时，群主也再次苦口婆心地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
我是一位脑血栓后遗症患者，那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如同一场噩梦，无情地夺走了我右侧肢体的正常功能，让我落下了右侧偏瘫的后遗症。如今，我的右手不听使唤，连简单的抓握动作都十分吃力；右腿也仿佛不是自己的一样，走路时一瘸一拐，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
启荣是个特别守时且心细的人，每天都是5点就起床做饭。今天又到了做核酸检测的日子，起床以后，启荣一边轻轻地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走到我身边。 用温和的语气对我说：“启文，咱们今天早点去，去得早的话，排队的人少，早点做完，咱们就能早点回家吃饭，你也能多休息一会儿。”
我听了，微微点了点头，用略带无奈却又充满信任的眼神看着她，问道：“那咱们几点去呀？”
启荣思索了一下，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说：“咱们6点半去，应该差不多了吧？那时候人肯定不多。”
我回应道：“行，就按你说的办。”于是，我缓缓地抬起头，看了看墙上挂着的电子钟，已经6点20分了。时间不等人，得赶紧准备出发了。
我又对启荣说：“启荣，现在你去南边的小棚子把三轮车推出来吧，咱们该出发了。”我说完，启荣便麻利地走到南边的小棚子里。那小棚子不大，里面堆满了杂物，三轮车就静静地停放在角落里。启荣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三轮车推了出来，放在了大门口的台阶下。接着，我拄着拐杖，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歪歪扭扭地从楼内下了门口的台阶走到三轮车前。
我稳稳地登上了三轮车，由于右侧身体不便，我只能用左手紧紧地抓住车把，努力保持着平衡。然后，我朝着西南庄的西头骑去。我在前面骑着，启荣在后面紧紧地步行跟随。她的眼神始终没有离开过我，时刻准备着在我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这里得说说西南庄的地形，它是个高岗子，大约有10来米高，整个村子呈圆形，直径大概400米。那高岗子就像一座小山，横亘在我们面前。
我得骑着三轮车从东头上岗，这上坡的路可不好走。虽然是水泥马路，由于长年失修，路面坑坑洼洼，三轮车的车轮时不时地陷进小坑里，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启荣便在后面用力地推着我的三轮车，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 她的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不停地滑落，但她却丝毫没有抱怨，只是一个劲地喊着：“加油，马上就到顶了！”
当骑到岗子一半的时候，就到了最高处。这时，启荣就得拉着三轮车，配合着我慢慢地往下骑。下坡的路虽然比上坡轻松一些，但对我来说却充满了挑战。由于右侧身体不受控制，三轮车的方向总是有些偏移，好几次都差点撞到路边的石头上。启荣紧紧地跟在后面，眼睛死死地盯着三轮车的方向，双手随时准备着拉住车尾，防止我摔倒。
正在这时，便对启荣说：“启荣，你别拉着三轮车了，我用上左手的手闸试试，看看能不能控制好速度。”
启荣听了我说的话以后，心疼地看着我，爽快地说：“启文，你用上手闸我就松手不拉着了，你自己小心点。要是不行就赶紧喊我。”
我听完了启荣说的话，便把三轮车的左手手闸紧紧地攥住了。这一攥，三轮车就像一只被驯服的小兽，不再那么难以控制，缓缓地向前行驶着。但我的手却因为用力过猛，开始微微颤抖起来。我又把左手松了松，三轮车就又开始按照我想要的速度向前行驶了。就这样，我们一路磕磕绊绊，终于顺利地来到了西南庄西头核酸检测点的铁皮房子那里。
到了那里一看，已经有两个人在排队做核酸检测了。我们便静静地站在队伍后面，耐心地等待着。我静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看到医护人员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在寒风中忙碌地工作着，他们的脸上虽然被防护罩遮住，但我能感受到他们眼神中的坚定和温暖。
不一会儿的功夫，前面那两个人都做完了。
这时，一位满身穿着防护服，脸上带着防护罩的医护人员说道：“下一个。”我听后，赶紧用左手扶着三轮车的车把，艰难地下了三轮车并叫启荣把三轮车推到不碍事的地方。由于右侧身体不便，我每动一下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慢慢地、一瘸一拐地向前走去，每走一步，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摇晃一下。
这时，医务人员看到我行动不便，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快步走到我身边，关切地说：“大爷，你别向前走了，我们向前给你做去。你身体不方便，就别折腾了。”
我听了这话，心里一阵温暖，仿佛有一股暖流在心中流淌。我当时就站在了那里，静静地等着医护人员的到来。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温暖，仿佛所有的病痛和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医护人员很快就来到了我身边，她动作娴熟地给我往嘴里塞了一个带棉签的小圆棒。
她一边操作着，一边轻声安慰我：“大爷，别紧张，很快就做完了。”在嘴里上下左右来回晃了几下，就完成了采样工作。
做完核酸检测后，我招呼启荣把三轮车推过来，调了个方向。然后，我在启荣的搀扶下，缓缓地上了三轮车。由于身体实在太虚弱，我只能由启荣推着，我骑着三轮车，踏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阳光洒在我们身上，虽然身体有些疲惫，但心里却充满了安心，因为我们又顺利地完成了一次核酸检测，也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回到家中，肚子开始“咕咕”抗议，启荣便着手准备早饭。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饭菜就摆上了桌，我左手笨拙地扶着碗，努力用左半边身体靠近餐桌，勉强坐稳后，和启荣有说有笑地吃完了这顿简单却温馨的早餐。右手始终蜷缩在桌下，指节僵硬地蜷曲着，像被无形的手攥住一般使不上力。
吃完早饭，看着有些脏乱的地面，我左手攥着墩布杆，右腿拖拉着勉强支撑身体，开始了“清洁大作战”。每拖一下，右脚都像踩在棉花上似的虚浮无力，重心全压在左腿上。
墩布在地面上一来一回地滑动，发出“沙沙”的声响，可这活儿看着轻松，干起来却着实累人。我弯着腰，左手用力推着墩布，右手却只能虚虚搭拉着，随着动作机械地晃动。汗水渐渐从额头渗出，顺着左侧脸颊滑落，打湿了我的衣领。大约过了45分钟，地面终于被我拖得干干净净，可我也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整个人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右腿更是酸胀得如同灌了铅。
拖完地，我瘫坐在沙发上，身体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只想好好歇一歇。可休息了一会儿后，我又坐不住了。
墩完了地面，这时，我就又想起了上小学五年级时的回忆。
于是，我写到：“【时光悄然流转，转眼间，那令人期盼又略带惆怅的暑假即将画上句号，开学的钟声已在耳畔隐隐作响。然而，那承载着梦想与希望的录取通知书，却如断了线的风筝，迟迟不见踪影。
当时，我和孙万和、孙仰生、刘焕章一同报考了大新庄高小，此刻，看着他们同样焦急又无奈的神情，我知道，我们都还在那未知的等待中煎熬。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一分每一秒都仿佛被拉长，心中的焦虑如野草般疯长。终于，在漫长的等待后，那封决定命运的信件姗姗来迟。
我如愿被大新庄高小录取，而他们几个小伙伴，则被薄港农业高小揽入怀中。在那些一起嬉笑玩耍的伙伴中，只有我一人，独自踏上了前往大新庄小学五年级的求学之路，并被分配到了五年级二班。
分班后的那个上午，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教室的窗棂上。老师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教室，我一眼望去，那是一位男老师，约莫三十多岁，一米七左右的身高，身姿挺拔，不胖不瘦。他身着一身整洁的中山装，长方脸庞上，一双眼睛透过那副金丝边眼镜，闪烁着智慧与温和的光芒，整个人看起来精神抖擞。
老师微笑着，声音洪亮而亲切：“我姓赵，从今往后，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要是有什么听不懂的地方，别犹豫，及时提出来，这样我也能不断改进。今天是咱们开学的第一天，大家先互相认识认识，然后咱们就发课本啦。”
说完，他便招呼同学们去抱来课本，一本本崭新的课本，带着油墨的清香，依次发到我们手中，有语文、算术、自然、地理、历史，还有俄语。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知识的海洋在向我招手。
更让我惊喜的是，我还被选入了学校乐队。当一把洋号递到我手中时，我的心瞬间被喜悦填满。放学路上，我迫不及待地拿出洋号，一边走一边练习吹奏，那清脆的音符在空气中飘荡，仿佛是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然而，身体的状况依旧如影随形。写自传时，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此刻左手又开始隐隐作祟，那种熟悉的不适感悄然蔓延。不过，与之前相比，这股不适已减轻了许多，只是指尖仍残留着一丝麻木，像是被岁月悄悄留下的一抹印记。值得庆幸的是，左胳膊的酸痛感已消失不见，这无疑是我坚持锻炼的成果。而如今，我似乎在这场较量中稍占上风。
完成自传的部分写作以后，我并未让自己沉浸在短暂的休息中，而是迅速投入到另一项日常手的锻炼——捡木丁。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于我而言，却是一场与身体协调性的艰难博弈。我像往常一样，把盛木丁的筐稳稳地放在桌子右边，将木丁板置于桌子左边。这两件物品，如同我康复之路上的伙伴，默默陪伴着我度过每一个坚持的日子。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了双手夹木丁的练习。双手紧紧夹起木丁，缓缓举过头顶，那一刻，我能感受到身体各部位的协同运作，每一个细胞都在为这个简单的动作努力。随后，我小心翼翼地将木丁放入筐中，动作轻柔而坚定。如此重复两次，每一次动作都仿佛是一次对自我的挑战，每一次成功放入筐中，都让我心中涌起一丝小小的成就感。
接着，便是偏瘫右手的捡木丁时间。我艰难地用右手纂起木丁，这个过程远比双手合作时艰难百倍。右手仿佛失去了往日的灵动，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需要我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好不容易纂起木丁，我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将右手举过头顶，手臂微微颤抖着，仿佛在诉说着它的疲惫。
当我终于把木丁放入筐内时，右臂已经累得几乎无法动弹，酸痛感如潮水般涌来，但我心中却充满了欣慰，因为我知道，每一次的努力都在让右手逐渐恢复生机。
完成捡木丁的任务后，我迎来了推滚筒的挑战。曾经，推滚筒对我来说就像一场噩梦，滚筒总是不听使唤地往一边跑偏，让我屡屡受挫。但如今，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当我再次推滚筒，缓缓推动它时，惊喜地发现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任性妄为，而是乖乖地沿着直线前进。
我心中一阵欢喜，仿佛看到了康复的曙光正渐渐照亮前方的道路。我专注地推着滚筒，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30 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当我停下手中的动作，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这半天的康复任务，我又成功地完成了。
生活就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康复之路更是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但每一次的坚持，每一滴的汗水，都在为我的康复之路铺就坚实的基石。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已做好了准备，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康复的坚定信念，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作为一名脑血栓后遗症患者，生活的节奏与轨迹早已悄然改变。然而，心中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往昔的眷恋，却如同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我平凡又珍贵的每一天。
中午时分，阳光慵懒地洒在餐桌上，一顿饱餐后，困意便如潮水般袭来。我简单地收拾一番，便斜倚在床上，让疲惫的身心在宁静中休憩。不知过了多久，我悠悠转醒，起身先去了趟卫生间，解决完生理需求后，又小心翼翼地戴好口罩，仔细地整理好衣衫。随后，我拄着那根陪伴我许久的拐杖，一步一步，歪歪扭扭却又无比坚定地朝着大门口走去。
每天中午，我都会将三轮车稳稳地停放在大门口的台阶下。那辆三轮车，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更是我连接外界、拥抱生活的桥梁。我缓缓走到它身旁，双手轻轻搭在车把上，感受着那熟悉的触感，仿佛在与一位老友默默交流。正当我准备跨上三轮车，开启这段日常的骑行锻炼之旅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的妻子姚启荣说：“启文，你今天打算到哪里去骑三轮车呀？”她的声音温柔而关切，如同春日里的微风，轻轻拂过我的心田。
我转过身，笑着回应道：“我还是走昨天的那条路，还不行吗？”
启荣微微皱眉，眼中满是担忧：“昨天那条路上人太多了，熙熙攘攘的，你行动又不方便，今天咱们选一条清净的路，好不好？”
我无奈地摊了摊手：“你说吧，走哪条路，我听你的。”
启荣思索片刻，眼神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你还是从西南庄出发，到汽车站后向西走，一直骑到第二中学那里，再向北一拐弯，就进入了建设路一条街，然后往东骑。那里人少，汽车也不多，路况也好，骑起来肯定舒服。”
我皱了皱眉头，脑海中浮现出冀东马路非机动车道上那拥挤的人群，连忙说道：“我从冀东马路的非机动车道上骑过，那上面人挤人，摩肩接踵的，我实在不想再去那里骑了。今天我也想找一条人员稀少、路面平坦的道路去骑三轮车。”
启荣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励道：“你就按照我说的那条路骑骑看，准好走。就当是去散散心，看看不一样的风景。”
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听从启荣的建议。我骑上三轮车，轻轻一蹬踏板，车子便缓缓向前驶去。我沿着既定的路线，从西南庄往南骑。一路上，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洒下点点光斑，如同洒落一地的碎金。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行人来来往往，有的悠闲地散步，有的匆匆忙忙地赶路，脸上都洋溢着生活的气息。路旁的小卖部热闹非凡，三三两两的人进进出出，欢声笑语不时传出。
再往南走，便到了汽车站。这里更是热闹非凡，候车的人群密密麻麻，有的焦急地张望着公交车来的方向，有的则坐在长椅上，悠闲地玩着手机。我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向西一拐弯，便来到了机械修造厂的大门口。
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车子，目光投向厂内。刹那间，时光仿佛倒流，40 年前的画面如电影般在我脑海中一一浮现。那时，我怀揣着梦想与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机械修造厂修理车间的设计中。每一个线条的勾勒，每一个尺寸的确定，都倾注了我的心血与汗水。
如今，虽然机械修造厂早已停工下马，但那熟悉的厂房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沧桑。红砖墙上的斑驳痕迹，是岁月留下的印记；生锈的铁门，见证了时光的流转。我静静地伫立在门口，心中感慨万千，那些曾经的奋斗与拼搏，都已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我继续骑着三轮车向西前行，不久便看到了老建筑公司的旧址。那座熟悉的老二层办公楼，依然散发着一种古朴而沉稳的气息。40 年前，我在这里挥洒过青春的汗水，与同事们并肩作战，为了一个个建筑项目日夜操劳。如今，办公楼的外墙已经有些褪色，但那独特的建筑风格依然让我倍感亲切。我仿佛能看到当年的自己，意气风发地穿梭在各个办公室之间，与同事们热烈地讨论着施工方案。
再往前走，我一拐弯便看到了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大门口人来人往，许多学生正背着书包，欢快地往里走。
我骑着三轮车向北一转，便进入了建设路一条街。沿着街道往东骑行，微风轻轻拂过脸颊，带来一丝惬意。“酒田”大饭店映入眼帘，那气派的招牌、热闹的场景，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繁华。继续向东，市政公司的办公楼矗立在眼前，庄重而威严。
在那里，我向北一拐弯，又骑到了冀东那条马路上。向东骑了一小会，便来到了创业广场。此时的创业广场正在维修，四周被大铁皮围得严严实实，连个人都进不去。透过铁皮的缝隙，我隐约能看到里面忙碌的工人和正在搭建的脚手架。曾经，这里是市民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广场上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如今，它正经历着一场蜕变，等待着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
创业广场的对面是一个热闹的小市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小贩们的叫卖声、顾客们的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充满生活气息的交响乐。我骑着三轮车，缓缓穿过人群，感受着这份浓浓的烟火气。
我继续往东边骑了一会，便到了马路的丁字路口。此时，前方的道路被车辆和行人堵住了，我只好无奈地向南骑。一路上，我欣赏着街边的风景，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店铺，心中感慨万千。
不一会，我骑到了“南海”大药房。我骑着三轮车一拐弯向东骑，熟悉的家便出现在眼前。这一路的骑行，不仅是一次身体的锻炼，更是一次心灵的旅程。我邂逅了旧时光，重温了那些美好的回忆，也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我知道，未来的日子里，我还会骑着这辆三轮车，继续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穿梭，去探寻更多的故事，去感受生活的温暖与美好。
我骑三轮回家以后，喝了一茶缸子水，又休息了一会，我就又想起了，我的童年，在姥姥家生活的片段。
于是，我写到：“【那段时间，姥姥拖着带病的身子，依然坚持为我做饭。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小院，姥姥就早早起床，在厨房里忙碌起来。她那瘦弱的身影，在炉灶前晃动，虽然动作不如从前利索，但每一道菜都饱含着对我的爱。
日子如流水般逝去，两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姥姥的病情愈发严重，再也无法为我准备饭菜。无奈之下，只能叫来六妗子照顾我的饮食。可姥姥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又艰难地支撑了一个多月，终于，她再也撑不下去了。
妈妈急忙叫来了大舅和二舅。大舅、二舅都是我连舅，是妈妈大姨的儿子。妈妈的大姨走得早，从小两个连舅都是姥姥一手带大的，所以在他们心中，姥姥就如同亲生母亲一般。
没过几天，姥姥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六十二岁。妈妈得知这个消息后，哭得死去活来。她本就患有肺结核，身体虚弱，如此悲痛，哪里扛得住？
这时，四姐走上前，轻声劝道：“二姑，你别哭了吧，你的身子扛不住啊。再说三奶奶已经走了，你就是再哭，她也活不过来呀。”说着，四姐便把妈妈从地上拉了起来。妈妈站起身，看到我还在那里跪着哭，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哭得伤心欲绝，思绪如潮水般翻涌。从唐山回来后，我就再也没回过老家双港。从五岁起，我就一直和姥姥住在一起，她就像我的守护天使，陪我玩耍，给我做饭，那温暖的笑容、慈祥的目光，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如今，她走了，我今后该和谁住在一起？谁还会像她一样，为我精心准备每一顿饭菜？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痛。
妈妈强忍着悲痛，扶起大舅和二舅，说道：“哥哥，你们都起来吧，别再哭了。”接着，她又走到我身边，用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
随后，妈妈对大家说：“都别哭了，起来吧。”在妈妈的劝说下，大家的哭声渐渐停了下来。
在那个年代，没有吹喇叭的喧嚣，也没有哀乐的悲鸣。唐山大舅买来了菱苦土的棺材，妈妈则准备了花圈纸扎。最后，妈妈和大舅商量，因为姥姥没有儿子，所以过继了六舅（大老爷那屋的）来打灵帆。
姥姥的棺材和姥爷的棺材被一同安葬在庄北的祖坟里。那一刻，我望着那片祖坟，心中五味杂陈，仿佛与姥姥的最后一丝联系也被这黄土掩埋。】”
写完这段文章后，左手的麻木感减轻了许多，连带着左胳膊的酸痛也缓解了。趁着这股劲头，我又多写了些自传里的往事。
稍作休息后，我回到屋内继续捡木钉。这这种锻炼原本需双手配合，每次捡一枚，每回捡二十枚，共捡两回。用右手捡一回，二十枚木丁，当用右手捡木丁时，可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让右手总使不上劲。起初还能勉强捡起几颗，待捡到半数时，整条右臂便像灌了铅似的，要么僵在半空，要么只能直挺挺地伸着，全靠左手撑完全程。
倒是推滚筒的活计更顺当些。这锻炼用双手平推着滚筒在桌面上来回滚动，对协调性要求不高。虽仍能察觉右手使不上全劲，但好歹能跟上正常人的节奏。
如此这般，半日的康复训练便算告一段落。
3 三轮车上的核酸检测
晨雾未散时，右半边身子便先醒了。右手耷在藤椅扶手上，像被抽去筋骨的枯枝，五指蜷曲着叩打空气；右脚踝则固执地往里撇，每挪半步都似踩着湿滑的青苔。妻子姚启荣端来温盐水漱口时，我总要用左手死死攥住盥洗台边缘，生怕那不听使唤的右腿将搪瓷盆踢翻——这是十年前脑血栓留下的刻度，在每个清晨准时校准我残缺的躯体。
启荣说："启文，今儿做核酸检测得赶早。"她系着褪色的碎花围裙，发间银丝在晨光里忽闪。我含着满嘴牙膏沫含糊应声，瞥见电子钟指向六点三刻。自打城市启动第三轮筛查，这个电子钟便成了我们家的战略沙盘，秒针跳动的节奏总比楼下核酸点的喇叭早半拍。
三轮车吱呀着碾西南庄残破的水泥路，车斗里垫着去年缝的棉坐垫。启荣在后头推得吃力，车轴发出年迈的喘息。这条通往西南庄西头的路，坑洼处早被各家三轮车轧出深浅不一的辙印，倒像是给整条街纹了道沧桑的掌纹。我数着车辙数过第七个水洼时，铁皮核酸房的蓝色顶棚已刺破薄雾，像枚倔强的图钉楔在西南庄的尽头。
人群早已蜿蜒成河。戴着各色口罩的面孔在晨风里起伏，有举着课本背诵的学生，有抱着啼哭婴儿的妇人，还有拄着枣木拐的老李头——他总说这拐杖是抗美援朝时缴获的，此刻正戳着地砖画圈。
我本想停在队伍末尾，却见前头的王婶突然转身，口罩上方皱起慈祥的沟壑："启文啊，你坐在三轮车上排着，咱不兴跟残疾人抢先作！"
这话引得队伍泛起涟漪。穿校服的小子踮脚张望，扎马尾的姑娘悄悄拽母亲衣角。
连总在巷口下棋的赵老师都摘下老花镜说："国家提倡关爱弱势群体，这是文明进步。"
我握着拐杖的手沁出薄汗，忽然想起去年打疫苗防疫针时，工作人员也是这样举着文件说"这是政策关怀"。
我说："诸位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笑着用拐杖轻点地面，水泥路上细小的砂砾簌簌滚落。
我又说"可您瞧我这三轮车，后斗能坐人，前把手上能挂菜篮，比您们站着的可舒坦多啦。"人群里爆出善意的哄笑，启荣在车后偷偷抹眼角，被口罩遮住的嘴角却翘得老高。
等待的间隙，防疫广播在头顶盘旋。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背着喷雾器走过，消毒水的气味在晨风里发散。队伍里不知谁提起昨夜封控的楼栋，说文化路那三道明黄封条在月光下像三道未愈的伤口。
穿红马甲的志愿者立刻制止："造谣传谣要拘留的！"可人群的嗡鸣并未停歇，倒像有无数细小的蜂群在讨论如何过冬。
轮到我们做核酸检测时，日头已攀上槐树梢头。年轻的身穿防护服隔着面罩对我笑，防护服后背洇着汗渍，像是幅未干的水墨画。
她把棉签探入我口腔的刹那，我忽然想起幼时母亲掏耳朵的银勺，只是这把"勺子"要更长些，更冷些。当它带着我口腔的温度抽离时，我听见自己含混地道了声谢，惊觉十年里竟已习惯用这种变调的嗓音与人交谈。
归途的三轮车载着两个沉默的影子。启荣在车后哼着走调的评剧，车辙碾过新铺的碎石子，发出细碎的爆裂声。经过文化路时，我望见那三道封条正在风里飘摇，黄底黑字的告示被阳光晒得发白，像三枚褪色的邮票贴在时光的信封上。
核酸检测回来以后，我们吃完了早饭，就又想起了在我的家双港村的日日夜夜。
于是，我写道：“【在冀东那片广袤而质朴的土地上，有一个宁静的小村落——双港村。它宛如一颗被岁月尘封的明珠，静静地镶嵌在时光的长河中。村子被三条街巷分割开来，分别是南街、东街和北街，它们像三条蜿蜒的丝带，串联起村里人家的烟火日常。
村子的南街西面，有一方占地百余亩的大水塘，名曰西坑。
这西坑仿若一位沉默的守护者，无论四季如何更迭，始终盈盈一汪碧水，从未干涸。据说，在这清澈的水底，藏着神秘的泉眼，源源不断地为它注入生机。池塘边，芦苇肆意生长，微风拂过，芦苇沙沙作响，似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村子的东面，也有一个水坑，规模比西坑还要大些。只是，这里没有芦苇的摇曳身姿，取而代之的是满坑的水草，在水中轻轻荡漾。村子的西南面，有一个相对较浅的坑，深度约莫四十厘米。然而，这小小的坑里，却长满了粗壮的芦苇，它们足有手指粗细，高达三米多，是编炕席的绝佳材料。每到端午节，这里便热闹非凡，村民们纷纷前来，采摘芦苇叶，回家包起香甜的粽子，那弥漫在空气中的粽香，是生活里最质朴的甜蜜。】”
当写到这里，就又休息了一会，我瘫坐在椅子上，汗水湿透衣衫，但心中那团火却越烧越旺。那些未落笔的故事，是我生命的勋章，是我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灯塔。身体的疲惫与麻木，不过是命运设下的重重关卡，而我，绝不做那轻易退缩的逃兵。
稍作休整，我便再度向木钉发起挑战。双手协同的笨拙，恰似初学走路的孩童，踉跄却坚定。右手单手操作时的沉重，像扛着一座无形的大山，但我咬着牙，将木钉一枚枚送入框中。每一次抓取、每一次抬起，都是对自我的超越，都是向命运宣告：我，绝不屈服！
推滚筒训练中，手指的蜷曲与舒展，宛如生命的韵律。当滚筒在桌面上滚动，摩擦声奏响的是抗争的乐章。三十分钟，我仿佛穿越了漫长的时光隧道，每一次用力的推动，都是在与身体的极限博弈，每一次指节的舒展，都是在向世界证明：即便残躯，亦能绽放光芒。
我今天下午到马路上骑三轮车锻炼身体。未时三刻，日影西斜，我骑着那辆橙红色三轮车拐出西南庄路口。车轮碾过水泥路面裂开的缝里冒出的车前草，碾碎了正午残留的暑气。今日特意绕开惯常的环城路线，车把一偏，便朝着北边尚未踏足的街巷驶去——这独行的趣味，恰似拆开一封未署名的信笺。
文化路梧桐叶筛下的光斑在车斗里跳跃，忽明忽暗间，农垦大学褪色的红砖校门已近在眼前。朱漆剥落的门柱上，"中共唐山市曹妃甸区委党校"的鎏金招牌在风里轻晃，倒叫人想起四十多年前农垦耕读大学的学生们，在操场早读的晨光。 再往前行不过半里，原唐海一中的旧址上，二十层玻璃幕墙的商住楼正吞吐着人潮。一楼"好又多"生鲜超市的电子价签红光闪烁，生鲜区蒸腾的水雾里，穿碎花围裙的大姐正将活蹦乱跳的基围虾倒进水池子。
转进创业大街时，正撞见三辆网约车在购物中心广场前玩"贪吃蛇"游戏。霓虹灯箱未启，玻璃幕墙却已映出无数晃动的身影：穿校服的少年捧着奶茶匆匆掠过，银发老人攥着广告单页在珠宝专柜前踟蹰，外卖骑手的黄马甲在旋转门前划出金色弧线。二楼"孩子王"母婴店的橱窗里，仿真婴儿突然啼哭，惊得路过的贵宾犬对着玻璃狂吠。
龙凤园小区的廊柱式商铺别有洞天。转角"老茶客"飘出陈皮普洱的醇香，对门"爱宠小栈"的玻璃缸里，银龙鱼正追着激光笔的红点打转。二十三层的楼体阴影下，卖糖炒栗子的老汉铁锹翻飞，焦糖香混着桂花味钻进鼻腔，倒让我想起儿时校门口挑担子的瘸腿张。
大同路转角处，惠佳大饭店的霓虹灯管缺了一角，在暮色里闪成断续的省略号。穿真丝旗袍的妇人扶着侍者踉跄而出，酒气熏得门童直皱眉。拐进创业广场的施工围挡区，切割机的尖啸声里，忽然听见"叮"的一声脆响——原是包工头用钢尺敲了敲样板间的承重墙："这混凝土标号必须达到C35！"
老宋土产店门前的竹匾里，晒着成串的红辣椒与金黄玉米。穿藏青工装的老板娘倚着柜台打毛衣，毛线针起落间，不时有乡音浓重的顾客来买铁锹锄头。再转过街角，康宁医药连锁的玻璃门开合如呼吸，穿白大褂的店员正给拄拐杖的老者量血压，电子屏上跳动的数字，与墙角老式挂钟的滴答声交织成韵。
当三轮车吱呀呀碾过西南庄村口那株大槐树时，暮色已给每扇窗棂镀上金边。晾衣绳上的蓝布衫滴着水，在青石板上洇出深色花朵。我摸出车筐里的保温杯，啜饮着枸杞茶，看炊烟与晚霞在鳞次栉比的楼宇间缠绵——这新旧交织的街巷，何尝不是一部正在书写的城市编年史。
从外面骑三轮车回来以后，我休息了一会，就又想起了我的老家双港村的方方面面。
于是，我写到：“【村子西面大坑的西边，曾有一座宏伟的大庙。曾经，这里香火旺盛，信徒们虔诚地前来祈福。然而，一场无情的大火，将这一切化为灰烬。熊熊烈火中，一个名叫王化儿的乞丐，不幸葬身火海，只留下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
我家就坐落在南街的道路北侧东头第二家，那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临街的西边，是一个宽敞的大碾棚，这里不仅是自家加工粮食的地方，更是乡亲们交流的场所，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碾着粮食，一边拉着家常，欢声笑语回荡在小小的院子里。东面，是一座简陋的厕所，与碾棚、厕所北面的围墙，共同守护着院子的宁静。
走进围墙内，三间正房矗立在中央，青瓦屋面在阳光下泛着古朴的光泽，东西宽三丈六尺，彰显着曾经的安稳与气派。
正房的南面，是三间西厢房，焦渣屋顶虽略显简陋，却也承载着生活的点点滴滴。正房的北面，同样是三间西厢房，草房屋顶在风雨中坚守，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北边二门外面，两棵枣树亭亭玉立，每到秋后，枣子成熟，红彤彤地挂满枝头，又大又甜，那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甜蜜馈赠。】”
自传写了一会，我又瘫坐在沙发上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身体的麻木与疲惫好多了，可心中的思绪却如脱缰的野马，在未写完的故事原野上肆意奔腾。那些故事，是岁月馈赠的珍宝，是我灵魂深处的呐喊，怎能因这短暂的困顿而搁浅？
稍作喘息，我又将目光投向木钉。装钉的木丁盘与空木框，像两个沉默的伙伴，静静等待着我与它们共舞。双手协同作业时，那微妙的配合与错位，如同生活里的得与失，总是在不经意间交织。右手单手抓钉的艰难，恰似人生中那些独行的时刻，孤独却也充满力量。每一枚木钉归位，都像是在心灵深处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等待着破土而出的那天。
推滚筒训练，是一场与自我肢体的深度对话。掌心与筒壁的贴合，是信任与依赖；手指的蜷曲与舒展，是挣扎与释怀。三十分钟的摩擦声，像岁月的低吟浅唱，诉说着坚持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明白，身体的局限并不能禁锢灵魂的自由，每一次对肢体控制的突破，都是对生命无限可能的探索。
4 疫情下的三轮车骑行
2022年3月，本应是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美好时节，唐山大地却被新冠疫情的阴霾无情笼罩。周边地区确诊病例与无症状感染者的数量如失控的潮水般持续攀升，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得如同弦上之箭，一触即发。紧张的气息弥漫在城市的每一寸空气中，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人们的脸上写满了焦虑与不安。
曹妃甸区，作为唐山工业版图的关键一环，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频繁的人员流动，成为了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它地处交通要冲，是连接内外的重要枢纽，每日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物流与人员的交织让这片土地充满了活力。然而，这份活力在疫情的阴影下，却成了病毒传播的潜在隐患。一旦疫情失控，病毒便会如脱缰的野马，在这片土地上肆意横行。
到那时，民众的生命健康将受到无情威胁，无数家庭会陷入痛苦与恐慌之中；区域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也会遭受沉重打击，工厂可能面临停工停产，订单无法按时交付，企业资金链断裂；商业活动将陷入停滞，店铺门可罗雀，就业岗位大幅减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孩子们无法正常上学，患者就医困难重重。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一位脑血栓后遗症患者，骑着三轮车锻炼身体的行动却依旧没有停止。脑血栓后遗症让我的身体不再灵活，行动变得迟缓而笨拙，但我深知，只有坚持锻炼，才能在这艰难的时光里保持一丝生机与活力。
这一天，早晨的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略显冷清的院子里。
我缓缓地吃完早饭，看向一旁的姚启荣，轻声说道：“启荣，你把三轮车从道南里的小棚子里给我推出来吧。”
启荣抬起头，眼中满是担忧，她皱着眉头，关切地说：“现在疫情形势这么紧张，大街上都不安全，你就别往大街上骑三轮车锻炼了，行不行啊？”
我笑了笑，试图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轻松一些，可那因病而有些含糊的声音还是透露出一丝倔强：“现在只是局部封控，还没有到全面封控的时候呢。我就趁着现在管得还不紧，抓紧时间出去溜达溜达，透透气。”
当时，外面已经传开了消息，“海河花园”有个去过北京的人，回来后核酸检测呈阳性，结果他住的那栋楼门口都被封闭了，还贴上了封条，谁也不让出入。那紧张的气氛，仿佛一阵冷风，吹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启荣无奈地叹了口气，轻轻摇了摇头，说：“哎，你呀，叫我说什么好呢。我给你推去吧。”说完，她便转身走向小棚子，不一会儿，就把三轮车推了出来，稳稳地放在了大门口的台阶下面。
我拖着不太利索的腿，手拿拐杖歪歪扭扭地走到台阶下面。看着那辆熟悉的三轮车，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我艰难地跨上三轮车，双手紧紧握住车把，双脚缓缓踩动踏板，三轮车便慢悠悠地从西南庄向南骑去。
骑出西南庄，街道两旁的小卖部和商店安静地伫立着。由于疫情紧张，上街的人寥寥无几。偶尔有一两个人从商店里匆匆出来，手里提着生活必需品，便急急忙忙地回家了，仿佛多在外面待一秒，就会被病毒抓住似的。
我又往南骑，来到了汽车站的对面。这里是唐山在曹妃甸的百货大楼，过去这个时候，这里车来车往、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可如今，百货大楼里出来的人却寥寥无几，曾经繁华的景象仿佛一场遥远的梦。
我骑着三轮车继续向东骑，眼前出现了化工厂的肌醇车间。那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回忆。当年，我在柏各庄农场维修队当了十年木工后，有幸当上了“工人技术员”，还参与了这个肌醇车间的设计。看着那熟悉的车间轮廓，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岁月，我和同事们一起讨论设计方案，一起为了车间的建设而忙碌，那些汗水与欢笑，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再往东骑，我看到了我和大儿子郑爱军都在唐山上大学时，我参与施工和设计的工商银行的储蓄所。那时候，家庭经济困难，为了补贴家用，参与了储蓄所的建设。看着那栋如今已有些陈旧的建筑，心中不禁感慨万千，时光飞逝，曾经的努力和付出，都化作了这城市里的一砖一瓦。
继续往东骑，就到了原来的化肥厂。化肥厂下马拆除后，这里新建了林荫花园小区。一栋栋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小区里绿树成荫，环境优美。看着这焕然一新的景象，我不禁感叹城市的变化之快。
再往东，是一条环城的大马路。从环城马路上向北骑，马路的西侧都是修理汽车的门市部。修理师傅们在那里忙碌地进出着，有的拿着工具在检查汽车，有的在和车主交流着情况。东侧则是稻田，此时还没有平整土地和插秧，光秃秃的稻田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有些荒凉。
我一直骑着三轮车到了创业大街，然后向西骑。这时，我看到了高速马路曹妃甸区交警大队的办公楼。办公楼庄严肃穆，在阳光下散发着一种威严的气息。
往西骑，道北是青年城，道南里是凯旋城。青年城和凯旋城的底层都是商场，里面卖啥的都有。曾经，这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是人们购物休闲的好去处。可如今，由于疫情的缘故，商场里卖东西的人很少，冷冷清清的，让人不禁有些心酸。
再往西骑，就到了购物中心。疫情期间，这里的车和人也非常少，偶尔有一辆车开过，也显得那么孤独。
我骑着三轮车，在空荡荡的街道上缓缓前行，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只有三轮车的“嘎吱”声在空气中回荡。
往西骑到了迎宾路，迎宾路一直往南骑，我看到了河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老旧小区。那都是平房，房子已经有些破旧，墙壁上爬满了岁月的痕迹。早就听说这里该拆了建高层住宅楼，可至今还没有落实。看着这些老旧的房子，我不禁想起了过去这里热闹的生活场景，孩子们在巷子里嬉笑玩耍，老人们坐在门口晒太阳聊天，可如今，一切都变得那么安静。
再往南就到了文化路，我沿着文化路向东骑，终于回到了西南庄的家里。一路上，我骑着三轮车，穿梭在这座被疫情笼罩的城市里，看着周围的变化，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虽然疫情让这座城市变得有些冷清，但我知道，只要我坚持锻炼，保持乐观的心态，就一定能够战胜疫情，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骑着三轮车，吱呀呀地驶进熟悉的院落回到家中，卸下一身疲惫，在屋中稍作休憩。恍惚间，思绪飘回往昔，那些在命运漩涡中挣扎求生的日子，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一一闪现。
幼时，我在姥姥家的小学堂里，伴着朗朗书声度过了一段无忧的时光。然而，命运的风暴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姥姥被子宫癌晚期的病魔无情吞噬，那曾经温暖的怀抱、慈祥的笑容，都随着一场葬礼永远地消逝在了时光里。
无奈之下，我回到老家双港村，在黑坨村的小学继续五年级的学业。可饥饿如影随形，像一只无形的巨手，紧紧扼住了我求学的咽喉。看着空荡荡的米缸，听着肚子里传来的阵阵抗议，我最终还是含着泪，放下了手中的课本，离开了那方小小的教室。
命运的齿轮并未就此停止转动。不久后，母亲又因肺结核病撒手人寰。家中接连的变故，如同一场场冰冷的暴雪，将我本就艰难的生活彻底掩埋。我彻底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从此一头扎进了生活的苦海。
在油厂里，我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小工蚁，在烈日下挥洒着汗水。弯腰插秧时，泥水溅满了裤腿，腰酸背痛却不敢有片刻停歇；拔草时，手指被锋利的草叶划破，鲜血染红了指尖，却只能简单包扎后继续劳作。后来，我又跟着大人们去河边打鱼摸虾，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与狂风巨浪搏斗，每一次下网、每一次收网，都饱含着对生活的期待与无奈。
再后来，我在维修队里做小工，满身的尘土和灰尘，让我看起来像一个从岁月深处走来的沧桑旅人。
生活的重压并未将我击垮，反而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虚岁 16 岁那年，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学习木工的道路。然而，现实却给了我沉重的一击。在定级考试时，面对那一张张复杂的图纸，我像一只迷失在森林中的小鹿，满心茫然。不会看图，让我与四级工的称号失之交臂。那一刻，沮丧和不甘如潮水般将我淹没，但我知道，我不能就这样放弃。
于是，我开始四处奔波，寻找一切能看图的书。书店里、旧书摊上，都留下了我焦急寻找的身影。终于，在一本破旧的书籍中，我找到了开启图纸大门的钥匙。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每一个线条、每一个符号，都像是一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慢慢地，我学会了看图，也学会了画图，那些曾经让我望而却步的图纸，如今在我手中变得清晰明了。
十年的木工生涯，如同一幅长长的画卷，在我的生命中徐徐展开。我像一位技艺精湛的工匠，精心雕琢着每一块木材，将它们变成一件件精美的作品。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自己的技能。终于，我凭借着扎实的功底和不懈的努力，当上了工人技术员，调入了技术股工作。那一刻，我知道，我多年的坚持和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我回想了很多，这是我就又写到：“【时光荏苒，参加工作已近十年，岁月的年轮在我身上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如今，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日子过得清贫却也充实。启荣一直勤恳善良，对我包容有加，她默默支持着我白天上班、晚上坚持学习，这一坚持便是六七年。每到夜晚，只要我开始看书，她便不再让我做任何事情，让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知识的海洋中。
然而，家中可供阅读的书籍有限，我反复研读的那几本机械制图、建筑工人速成看图、房屋建筑学、房屋建筑结构学等书籍，也早已被我翻得卷了边。尤其是钢筋混凝土里的公式，复杂难懂，我一时半会儿也难以完全掌握。
我家的新邻居周延岭技师，是从河北省水利厅调来的。他曾在解放前的国民党时期担任过傅作义部队的少校工程师，全国解放后在河北省水利厅工作，后来调到柏各庄农场水利局当水利技师，如今又调到我们维修队工作，主要负责预算工作。他今年五十七岁，身材微胖，为人忠厚老实，他的老伴儿常年卧病在床。刚搬来时，他住在隔壁，自己挑水很是吃力。
于是，从那时起，我便每天为他挑水。那时，我们这里还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全靠自己到水井上去挑。不仅如此，冬天烧火用的草也是我为他拾的，生炉子用的劈柴也是我为他准备的。他年长我父亲几岁，我亲切地称他为大伯。我的这些举动，他都看在眼里，感激在心里。
一个平凡的午后，支部书记王指导员找到我，语重心长地说：“启文，经过队部支委研究决定，调你到队技术室工作，协助刘光曼和周技师。你把木工组那边的事儿交接一下，明天就过来上班吧。”我一听这话，心中满是欢喜与激动，
同时也感到意外，仿佛这机会是从天而降的惊喜。】”
我写完了自传，这时，我瘫在沙发上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身体的麻木与疲惫如影随形，可心中的思绪却如脱缰的野马，在未写完的故事的原野上肆意奔腾。那些故事，是岁月馈赠的珍宝，是我灵魂深处的呐喊，怎能因这短暂的困顿而搁浅？
稍作喘息，我又将目光投向木钉。装钉的三合板木盘与装着木丁的木框，像两个沉默的伙伴，静静等待着我与它们共舞。双手协同作业时，那微妙的配合与错位，如同生活里的得与失，总是在不经意间交织。右手单手抓钉的艰难，恰似人生中那些独行的时刻，孤独却也充满力量。每一枚木钉归位，都像是在心灵深处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等待着破土而出的那天。
推滚筒训练，是一场与自我肢体的深度对话。掌心与筒壁的贴合，是信任与依赖；手指的蜷曲与舒展，是挣扎与释怀。三十分钟的摩擦声，像岁月的低吟浅唱，诉说着坚持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明白，身体的局限并不能禁锢灵魂的自由，每一次对肢体控制的突破，都是对生命无限可能的探索。
5 曹妃甸核酸检测记：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与温情
从2022年3月19日起，曹妃甸区仿佛被按下了紧急启动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如同一场没有硝烟却刻不容缓的战争，轰然打响。这不仅仅是一场与时间赛跑、和病毒较量的硬仗，更是一场关乎全区几十万人民生命健康与社会稳定大局的生死之战，每一个曹妃甸人，都被卷入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抗疫浪潮之中。
在这场战斗中，全区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以及每一位普通居民，都如同精密仪器上的一个个零件，紧密协作，高效运转。医护人员们身着厚重的防护服，那防护服就像一层密不透风的铠甲，将他们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在闷热得如同蒸笼一般的天气里，汗水如断了线的珠子，从他们的额头、脸颊不断滚落，湿透了衣衫，模糊了他们的视线。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让他们的身体疲惫到了极点，手脚麻木得仿佛不是自己的，腰酸背痛得直不起腰来，但他们没有丝毫抱怨，没有丝毫退缩。
他们争分夺秒地为居民进行核酸采样，每一个动作都熟练而细致，从消毒、采样到保存样本，一气呵成，如同技艺精湛的工匠在雕琢一件珍贵的艺术品，只为确保采样工作的准确性和高效性。每一次采样，都像是在与狡猾的病毒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近距离搏斗，他们用自己的专业和勇气，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健康防线，守护着全区人民的生命安全。
而我，一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也在这场全民抗疫的浪潮中，经历着属于自己的核酸检测故事。今天，又到了做核酸检测的日子。清晨，第一缕阳光刚刚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屋内。
我还沉浸在睡梦中，就听到妻子姚启荣温柔的声音：“启文，今天咱们又该做核酸检测了。”
我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是今天吗？”
启荣微笑着，耐心地解释道：“昨天晚上，群主在居民群里通知的，说在西南庄的核酸检测点，再做一次核酸检测。咱们得早点去，别耽误了。”
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说：“知道了，那咱们就起床吧。”
启荣一边起身，一边说道：“那好吧，我先起来，把饭在电饭锅里做上，等核酸检测做完，回家时就能吃上热乎的。”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启荣起床后，我也跟着慢慢坐了起来。我努力地撑起身体，拄着拐杖，脚步歪歪扭扭地走到楼梯间，双手紧紧地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下挪。每走一步，我的身体都像是不受控制似的，摇摇晃晃，仿佛随时都会摔倒。
刷完牙，洗完脸，我来到大门口，准备骑三轮车去核酸检测点。这时，我四处张望，却看不到启荣的身影，心里不禁有些着急，便大声喊道：“启荣，你在哪里呀？”
启荣听到我的呼喊，从道南里的小棚子里探出头来，大声回应道：“启文，我给你推三轮车来了，你出来骑三轮车吧。”
我听到她的话，心中一喜，拄着拐杖，歪歪扭扭地从大门口走到台阶下面。不一会儿，启荣就推着三轮车，从道南里的小棚子缓缓推了出来。三轮车在她的手中，稳稳当当，就像一艘在平静湖面上航行的小船。
我骑上三轮车，从家里出发，朝着西南庄西头的核酸检测点驶去。一路上，微风轻轻拂过脸颊，带来一丝凉爽，却也吹不散我心中的忐忑。快到核酸检测点时，我发现原本平整的水泥路面，由于长期被汽车碾压，已经变得坑坑洼洼，起了不少的裂缝。三轮车在路面上颠簸着，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好不容易上到岗子上，眼前是一幅热闹却又井然有序的场景。很多人排着长长的队伍，静静地等待着做核酸检测。他们全部戴着口罩，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紧张和期待；有的手里拿着手机，不停地刷新着信息；还有的小朋友，被家长紧紧地抱在怀里，好奇地张望着周围的一切。由于人与人之间需要相隔一米远，队伍排得格外长，蜿蜒曲折，就像一条长长的巨龙。
我骑着三轮车，缓缓地排在队伍的最后面。回想起上一次做核酸检测时，工作人员看到我行动不便，便招呼我上前面去做，但我当时觉得不好意思，坚持要排队，始终没有去。这回，他们谁也没有再招呼我上前面去，我就静静地在那里等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太阳渐渐升高，阳光也越来越强烈，烤得我后背发烫。我时不时地用手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心里盼望着能快点轮到自己。
终于，在等待了一个小时之后，轮到我做核酸检测了。我下了三轮车，把车交给启荣，让她放在一边不碍事的地方。这时，一位穿着防护服、头戴防护帽的白衣天使轻声叫道：“下一个人。”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然后歪歪扭扭地走向前去，我摘下口罩。当她把那根长长的、带着小棉签的采样棒伸进我嘴里时，我顿时觉得一阵难受，那小棉签在我嘴里上下左右地转动，搅得我喉咙发痒，很想张口吐吐沫。我强忍着这股不适，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坚持一下，很快就好了。”
做完核酸检测后，我如释重负，骑着三轮车，带着启荣，缓缓地往家赶。一路上，我的心情格外轻松，仿佛刚刚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
回到家中，吃完早饭，我便开始了我的日常康复活动。我先拿起滚筒，把它稳稳地放在桌子上，左手和右手同时搭在滚筒上，开始用力地推了起来。滚筒在我的推动下，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仿佛在为我加油鼓劲。我推了30分钟，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但心里却充满了成就感，就算完成了一项康复任务。
接下来是捡木丁。我把放木丁的三合板盘放在桌子的左边，把放木丁的木框放在右边。木丁盒一共20个木丁，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盘里，像是一群等待检阅的小士兵。我先用双手把木丁从盘里夹起来，高高地举过头顶，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木框子里。就这么着，连捡两回，动作熟练而又迅速。
然后，我开始用右手捡木丁。由于脑血栓后遗症的影响，我的右手本来就张不开，手指也伸不直，捡木丁变得格外困难。我在木丁盘上，用右手一只手努力地把木丁捡起来，然后举过头顶，把木丁放在木丁盘里。每捡一个木丁，我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连捡10个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手臂也酸痛得抬不起来。我把右手休息了一小会，又咬咬牙，继续开始捡木丁，一直到捡完木丁为止。
休息了一会儿后，我拿起墩布，开始擦地面。墩布在我的手中，来回地摆动着，所到之处，地面变得干干净净。我一边擦着地，一边想着今天的核酸检测经历，心中感慨万千。在这场抗疫的战斗中，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着，无论是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是像我这样努力康复的脑血栓后遗症患者，都在为了战胜疫情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战胜疫情，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把地面擦完了以后，就又休息了一会，在休息的过程中，我就又想起了写自传，我到工程股以后在刘光曼大姐和周延岭技师的帮助下技术进步很快。
所以，就被刘光曼大姐推荐上了“七二一”工人大学。我写到：“【那天早上我刚一上班，光曼大姐就对我说：“启文，给你入学通知书，在我手上已经压了十多天了，因为舍不得放你走，所以没有给你。”
她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愣住了，缓过神来问：“大姐，啥事呀？”
光曼大姐说：“‘七二一’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我一听喜出望外，连忙又问：“什么？‘七二一’工人大学？曾书记他们已经同意了？”
光曼大姐说：“是的，已经同意了，但是在支委会上有不同意见，有的说你已经能顶一摊了，不如叫别人去学，学成回来以后，又多了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再说了你的学历也不够，人家是要高中毕业的，你只是上了小学五年级，后来在我的说服劝导下，才放弃了他们的想法。”
我好奇地问：“他们是怎么放弃的呢？”我问这话一是怕支部委员表面支持了我，后来再反悔给我的学习带来负面影响，二是感到非常好奇。
光曼大姐一听我这么一问，先是一笑，然后说：“在会上我就不说是谁了，人家提出的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们，启文为什么能从工人当中提拔，当工人技术员呢？别人为什么没有提拔呢？是他有后台？还是因为他的出身好？”大家都没有人回答。
接着我又说：“都不是，是因为他好学，是对建筑行业的热爱。这次有了学习深造的机会，相信他一定能够学好。”光曼大姐说完再看大家，大伙你看看我，我再看看你，就什么也不说了。
最后光曼大姐说：“那就叫启文去吧。”就这么定下来了。】”
脑血栓，这场疾病无情地剥夺了我右手的部分行动能力。因此，我只能用左手来书写自己的自传。
在不懈地努力下，我逐渐适应了用左手握笔的感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写着写着，我察觉到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指开始出现麻木的迹象。与此同时，左臂也渐渐传来一阵酸痛，仿佛在无声地抗议着过度的劳累。我深知身体发出的这些警告信号意味着什么，于是只好无奈地停下写作，稍作休息，让疲惫的左手得到片刻的喘息机会。
我轻轻按摩着酸痛的左臂，心中不禁感慨万分，这场疾病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还让我对身体的每一个细微反应都变得格外敏感。
在4月初，曹妃甸区针对涉疫风险人员展开了全面而细致的排查工作。工作人员们如同侦探一般，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他们通过大数据比对、社区走访、电话询问等多种方式，对去过迁安市、滦州市等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进行精准排查。对于这些人员，实施了“7天集中隔离 + 7天居家医学观察 + 7天居家健康监测”的严格管控措施。
在曹妃甸区建立的病毒隔离点，在曹妃甸区滨海大道与和谐路交叉口向北400米处建立了病毒隔离点。在曹妃甸区大学城市域，舍青春秀酒店聿隔离点。曹妃甸工业区，曹妃岛酒店隔离点。六农场小学师生隔离点，2022年3月，六农场小学26名教师、53名学生因密接被隔离。
集中隔离点内，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如同守护天使一般。他们为隔离人员提供全方位的医疗保障和生活服务，每天定时为隔离人员进行核酸检测，那细长的棉签，就像是一把精准的武器，检测着病毒的踪迹。他们密切关注隔离人员的身体状况，一旦有人出现不适，立即进行诊断和治疗。
同时，还为隔离人员提供心理疏导，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与他们谈心聊天，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
居家医学观察期间，社区工作人员会定期上门了解情况，为隔离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新鲜的蔬菜、水果、日用品等，一一送到他们手中。居家健康监测期间，也会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隔离人员保持联系，提醒他们做好自我防护，按时测量体温，及时报告身体状况。这些措施犹如一把把精准的手术刀，旨在切断疫情传播的链条，防止疫情外溢，保护更多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初春的午后，暖阳被阴云揉碎成细碎的光斑，洒在青砖铺就的巷陌间。我拄着那根拐杖，站在老宅斑驳的大门前，望着巷口那棵歪脖子槐树在风里簌簌抖落枯叶。启荣正蹲在道南的铁皮棚下，用油抹布擦拭着那辆跟了我十二年的三轮车，车斗边缘还留着去年腊月贴春联时蹭上的金粉。
启荣说："老爷子，真要这时候出去？"她直起身，眉间拧出个川字。檐角垂下的冰凌折射着细碎的光，在她黧黑的面庞投下跳动的阴影。
我望着巷口空荡荡的街道，远处超市霓虹灯管在风中孤零零地转着，红绿光影切割着雾霾弥漫的天空。
我说："等真封了城，怕是连这铁皮棚子都出不去了。"说话间，我摸出口袋里叠得方正的医用口罩，棉布内层还带着樟脑丸的清香——这是孙子昨夜悄悄塞进我棉袄兜里的。
三轮车轱辘碾过汽车压坏的水泥路面时，发出沉闷的咕咚声，像是老宅门环叩击石墩的余韵。往日这个时辰，西南庄菜市口该挤满挑着竹筐的菜贩，此起彼伏的吆喝声能掀翻天上的云。而今沿街商铺的卷帘门落下一半，像耄耋老人缺了牙的瘪嘴。王记粮油店门楣上褪色的"开业大吉"红绸在风中飘摇，老板娘隔着玻璃门朝我摆手，塑料模特身上还挂着过季的红色羽绒服。
转过街角，公交站台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寂静里。三个年轻人裹着藏青色羽绒服，像三株移动的冷杉树。他们脚边堆着印有超市的环保袋，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里盛着相似的焦灼。208路公交车拖着疲惫的身躯驶来，车门开启时涌出的热气在寒风中瞬间结成白雾，恍惚间竟像极了旧时火车站的蒸汽火车头。
曹妃甸城关门市部的鎏金招牌依旧醒目，只是玻璃橱窗里的人形模特早撤了，改摆着成箱的方便面和消毒液。记得去年中秋，这里曾挤满抢购月饼的人潮，售货员小张举着喇叭喊号的声浪能掀翻屋顶。而今她套着肥大的防护服，正用长柄夹子给顾客递送商品，塑料袋摩擦的沙沙声成了这方天地最喧闹的声响。
区政府大楼前的旗杆上，国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往日这个时辰，进出车辆能在门前转盘排出半里长的车龙。此刻大理石台阶上落着几片梧桐叶，保安老李蜷在岗亭里刷手机，制服袖口磨出的毛边随着动作轻轻颤动。
加油站顶棚的日光灯白得刺眼，穿防护服的加油员像只笨拙的企鹅，拎着油枪的手套上还沾着未干的油渍。排队的轿车里，司机们默契地保持着三米间距，后视镜上悬挂的平安符在风中轻轻摇晃，与远处教堂尖顶的十字架遥遥相对。
二中门口的梧桐大道飘着细密的黄叶，周老师举着体温枪的姿势，像极了举着红缨枪的古代卫兵。穿蓝白校服的学生们排成歪歪扭扭的队伍，书包上挂着的卡通挂件随步伐轻轻摆动。有个扎马尾的女孩回头张望，护目镜上凝着细密的水珠，倒映着天空破碎的云絮。
冀东油田的办公区笼罩在一片诡异的寂静中，往日轰鸣的钻井声仿佛被疫情吞没。采油厂红砖墙上"战严冬、转观念、勇担当"的标语依旧鲜红，只是少了往日穿梭其间的橙色工装。基建公司门前的草坪上，几只麻雀蹦跳着啄食草籽，它们翅膀扑棱的声音，竟成了这方天地最鲜活的律动。
创业广场的铁皮围挡上贴着褪色的防疫海报，挖掘机在围墙内发出困兽般的呜咽。记得去年此时，这里曾挤满跳广场舞的大妈，她们鲜艳的绸扇能染红半边天。而今黄土裸露的工地上，只有风卷着塑料袋打着旋儿，像在跳一支无人观赏的独舞。
归途经过文化路时，夕阳正把云絮染成绛红色。药店门口排着买连花清瘟的长队，穿睡衣的大妈们挎着菜篮子，篮底还躺着几颗蔫头耷脑的青菜。面包车改装的小吃摊飘来若有若无的油香，戴口罩的摊主正用长柄勺搅动着铁锅，热气在暮色中氤氲成模糊的光晕。
拐进西南庄时，巷口小卖部的收音机正播着疫情通报。我摸出钥匙开门，铁门轴发出的吱呀声惊飞了檐下的麻雀。启荣从厨房探出头，蒸笼里腾起的白雾模糊了她的面容，却遮不住那双含着笑意的眼睛。三轮车停在大门前的台阶下，车斗里落着几片不知名的花瓣，在暮色里泛着珍珠般的光泽。
这一程十二里的骑行，像翻开一本泛黄的相册。往日的喧嚣被封存在记忆的琥珀里，而今这静默的街巷，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岁月静好？我摘下口罩，深吸一口带着消毒水味的空气，忽然听见远处传来隐约的鞭炮声——不知谁家在为解除隔离庆贺。这声音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在暮色中荡起温柔的涟漪。
这时，我就又想起了到在“七二一”工人大学以后的考试初中数学过程。
于是，我写到：“【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今天上午进行初中数学的考试。早晨八点钟上课的钟声响了，我怀着非常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教室，因为我从来没有正式学过初中数学，全部是自学的，心里没有底儿，这次是对我自学成绩的一次检验。
这次考试一共十人，每人一个考桌，学校怕大伙抄，还每桌一个考生，同时错开坐着。考试的卷子终于发下来了，我一看卷子就放心了，因为一看不复杂基本上都会作。从第一题开始做，一共出了二十几个小题，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用了一个小时就答完了，就剩下一道应用题。
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黄老师监场走到我跟前一看，我停下了笔老在思考，他也知道就这道题难，最后他在我的卷子上一点，我终于明白了，最后还是在黄老师的提示下才做出来的。
这次考试，我考得了一个满分100分，考试完了以后地区建委的赵宝叔科长又给我们开了个会，他在会上给予了我表扬。】”
我又想到在“七二一”工人大学，学习到理论力学时，我考试的成绩最好。 于是，我又写到：“【那日天气晴朗，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试卷上，刘洪义老师在评卷的时候说：“咱们这次考试郑启文我给了他98分，那两分丢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在天津工学院学习时老师说过‘物理没有考100分的（他这里说的物理是指力学部分）’所以我给了他98分”。最后同学们问我有什么窍门。
我说：“啥窍门也没有，就是老师常说得多做题，只有多做题才能掌握三个静力平衡方程。其实这门课也没有啥不好学的，不就是三个静力平衡方程吗？你得灵活建立坐标系，这样解题才更方便。】”
我搁下圆珠笔，左手无名指与小指仍残留着的酥麻感，像是细密的银针顺着指尖经络游走，连带整条左臂都泛起酸胀的涟漪。我揉着发僵的肩头挪到木桌前，准备继续未完的捡木丁任务。
木盘盛着木丁，我习惯性地将木盘推至桌沿左侧，空出右方区域给木框。双手十指扣住木丁的刹那，温润的木质触感混着我屏息凝神，双臂肌肉绷成满弓的弦，将木丁缓缓托举过头顶。松木特有的芬芳在鼻尖漾开，四十枚木丁分作两轮归位，木框里渐次堆起错落有致的几何小丘。
改用右手，单手捡木丁时，指节与木丁相抵的钝痛愈发鲜明。每攥紧一枚，掌纹便深深刻进木纹年轮，举过头顶时，酸胀感从肱二头肌炸开，顺着经络爬满整条右臂，仿佛有无数蚂蚁在骨髓里搬运砂砾。待第十枚木丁跌入木框发出清响，右手已如断线木偶般垂在身侧，指节泛着不自然的青白。
歇息时瞥见窗棂外的木樨枝桠，嫩黄花苞正怯生生探出脑袋。我抿了口冷透的碧螺春，任茶香在舌尖化开涩意。再起身时，右臂仍像灌了铅，却执拗地再次探向木盘。这次木丁入框的声响格外清脆，像是给酸麻的肌腱敲响的战鼓。
最后的滚筒工序最是磨人。左手托起滚筒放在桌子上，当双手甫一搭上筒身，十指便不受控地蜷成鸡爪状，指节发出细微的骨鸣。随着滚筒在桌案上碾出蜿蜒轨迹，酸胀感竟化作温热的溪流，从指尖漫向肘弯。待滚筒行过中线，僵硬的指节忽然舒展，恍如春溪破冰，每道褶皱里都渗出松快的暖意。
暮色漫进窗棂时，最后一枚木丁已稳稳嵌入榫眼。我活动着微颤的十指，看它们在夕照里投下细长的影，恍然惊觉这双握惯笔杆的手，竟也驯服了粗粝的木纹。案头茶烟袅袅，与木屑的清苦缠绵成独特的韵脚，在暮春的黄昏里缓缓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