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到唐山复查血糖
在首钢那段挥洒汗水、专注钢管道制作的时光里，我不仅熟练掌握了钢管道与弯头的精准下料技术，就连那些复杂如天方地圆、斜口等特殊形态的下料口，也都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工作上，我游刃有余，毫无压力可言。每当夜幕降临，工作之余，我们几位工友便围坐一起，以纸牌为乐，沉浸在斗地主的欢乐之中。
然而，2009年10月17日的那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小插曲打破了这份宁静。我与启武、李东来，还有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师傅，正沉浸在牌局的紧张与刺激中，突然，我感到右手的大拇指与二拇指传来一阵莫名的麻木感。
我停下手中的牌，皱着眉头对启武说：“启武，你瞧瞧，我这大拇指和二拇指怎么突然发麻了，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启武闻言，关切地望向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哥哥，你可别是得了脑血栓啊，明天还是赶紧去唐海医院瞧瞧吧。”说来也怪，就在我们交谈的这短短几分钟里，那股麻木感竟悄然退去，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当时的我，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更未想到要去医院一探究竟，只是继续沉浸在牌局的欢乐之中。
我笑着对启武说：“启武，没事了，你看，现在手已经不麻了。”我们依旧如往常一样，玩到九点钟便各自散去，准备休息。第二天，生活依旧按部就班，我并未察觉到身体有任何异样。
直到10月19日，一份体检报告悄然降临。那时的我，于2002年2月1日正式告别了工作岗位，开始了退休生活。我们的体检是在7月份进行的，直到10月19日才拿到这份沉甸甸的报告。报告显示，我的餐前血糖略高，达到了7.1（正常值应为6.1以下）。唐海医院在报告中建议我前往唐山市医院进行复查，这一消息让我心中不禁泛起一丝忧虑，生怕自己患上了糖尿病。
我急忙在首钢工地上拨通了启荣的电话，语气中带着几分焦急：“启荣，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了，血糖有点高，医院建议我去唐山医院复查，我明天就打算过去。”
启荣在电话那头安慰道：“什么？血糖高？怎么会这样？你明天赶紧去复查吧，家里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有我在呢。”
于是，在10月21日那天，我踏上了前往唐山工人医院复查血糖的旅程。前一天晚上，我依旧住在首钢的曹妃甸工地上。第二天清晨六点，我便独自驾车前往唐山市工人医院。当我抵达医院时，还不到八点钟，但挂号处已经排起了长队。大约七点三十分，挂号窗口正式开放，我顺利地挂上了内分泌科的专家号。
在二楼的内分泌科专家门诊室外，我静静地等待着。不一会儿，便轮到了我。我推门而入，只见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专家端坐在桌前，她有着一张长方脸，大眼睛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既专业又亲切。
女专家微笑着问我：“你怎么不好？”
我回答道：“我在体检时发现早上空腹血糖有点高，检查结果是7.1。我想确诊一下到底是不是糖尿病。”
女专家听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为我开具了葡萄糖耐量试验和血红蛋白的检查单。
她告诉我：“你检查完了再来，我看完以后再说。”
我拿着检查单，前往三楼的抽血站进行抽血。由于抽血的人较多，我只好耐心地坐在长条椅上等待。大约二十分钟后，终于轮到了我。我撸起右胳膊准备抽血，但护士尝试了几次，却始终无法抽出血来。
护士有些焦急地说：“怎么回事？怎么抽不出血来呀？”
我安慰道：“快把针头拔出来，重新扎左胳膊吧。”护士听从了我的建议，重新扎针后，终于顺利地抽出了血。抽完血后，护士立刻让我喝下了5克葡萄糖融入200ml水的溶液，并叮嘱我待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后分别再来抽血，一共需要抽四次血。
我按照护士的嘱咐，准时回到了抽血站完成了剩余的抽血。
护士告诉我：“今天上午十点钟来这取化验结果。”
于是，我在街上随意吃了点东西后，便回到车上耐心等待。十点钟一到，我便迫不及待地前往三楼的护士站领取化验单。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病友正在翻看自己的化验单，寻找着自己的名字。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不一会儿便找到了自己的化验单。
我拿着化验单，满怀期待地前往二楼的专家门诊。当我推门而入时，只见专家正在为最后一位病人看病。我静静地站在门外等候，直到那位病人离开后，才走了进去。
我将化验单递给专家，她仔细地看了一遍后说道：“你不是糖尿病，只是饮食方面可能有些问题，才导致了餐前血糖的升高。现在你的餐前血糖已经降到了6.8，属于正常范围。”
我疑惑地问道：“大夫，我在工地上没有热水喝，平时都是喝饮料雪碧解渴，是不是因为喝饮料导致的血糖升高？”
专家肯定地回答道：“是的，以后尽量少喝饮料吧。”
我接着问道：“那需要吃药吗？”
专家微笑着说：“不用吃药，你回去以后平时多喝水，尽量喝白开水。”
听完专家的话，我心中的大石终于落地。我深知糖尿病的严重性，许多病友一旦患上此病，便需要终身服药，甚至注射胰岛素。而我，却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
我满心欢喜地走出专家门诊，立刻拨通了启荣的电话：“启荣，我找专家看完了，没有得糖尿病，只是平时喝水都是喝的饮料，把餐前的血糖喝高了。”
启荣在电话那头也为我感到高兴：“没事就好，从今以后注意点，别喝饮料了。”
我感激地说：“知道了，你要是没有事儿我就回曹妃甸了。”
启荣回应道：“你回去吧。”
挂断电话后，我带着满心的欢喜与轻松，踏上了返回曹妃甸的归途。这次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也让我更加珍惜眼前的每一刻。
2 2009年10月21日得病“脑血栓”
2009年10月21日，那是一个阳光格外明媚的日子，金色的阳光如细碎的金子般洒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我驾驶着车，从唐山出发，心中满是对曹妃甸工地的牵挂，车轮在公路上欢快地滚动，窗外的风景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不断变换着色彩与景致，我的心早已迫不及待地飞到了那片热火朝天的建设之地。
当车子缓缓驶入南刘屯时，已近中午时分，肚子饿得咕咕叫，我随意在路边找了一家小饭店，匆匆吃了午饭，便又马不停蹄地继续赶路。一路上，思绪如脱缰的野马，想象着工地上的种种情况，工人们是否在有条不紊地施工，工程进度是否如预期般顺利。
终于，在工人们上班前一点半，我赶到了曹妃甸工地。刚一踏入工地，那熟悉的喧嚣声便扑面而来，机器的轰鸣声、工人们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仿佛是一首激昂的建设交响曲。
郑启武那洪亮而熟悉的声音在人群中传来：“哥你回来了？复查的怎样？”我笑着回应：“没事儿，就是平时饮料喝多了，血糖有点高。”启武听后，脸上露出了放心的笑容，简单寒暄几句后，我便前往办公室。
我的办公室，不过是一间简陋的小铁皮房，在工地的喧嚣中显得有些孤独。自项目开工，我就一直住在这里，它就像一个忠诚的伙伴，见证了我无数个日夜为工地付出的心血与汗水。
刚走进铁皮房，外面就传来急切的呼喊：“老板，你快给我们看看来，这活怎么干呀？”我立刻走出办公室，只见李东来满脸焦急，额头上满是汗珠。
李东来说：“表兄，你快来看这活计怎么做呀。”我走上前去，仔细查看，原来是卷的钢管直径太小，而钢板又很厚，两边钢板对上后，出现了一个难以处理的尖角，卷板机怎么都卷不平。
我耐心地说：“我原来不是说过吗，当卷的钢管直径太小的时候，钢板卷筒以前，用铁锤把钢板先入卷板机的那一边，砸出一个翘边来，在卷钢板时好用。”李东来听后，恍然大悟，赶忙找来大锤，叮叮当当敲打起来，不一会儿就完成了处理，在卷板机上一卷，问题迎刃而解，他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处理完这事，我打算回办公室休息。工地的平台离地面有四十厘米高，下面放了一个二十厘米粗的钢管当台阶。我小心翼翼地走下平台，可就在这一瞬间，突然感觉右脚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失去了控制，整个人差点跌倒，踉踉跄跄才下了地面。可下到地面后，那种不适的症状竟神奇地消失了，我也没太在意，径直走向办公室。
坐在办公室里，我打开电脑，开始在网上斗地主，试图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然而，就在这一瞬间，我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仿佛被一股强大的电流击中，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左侧倒去，右手和右脚瞬间失去了知觉，仿佛它们已经不属于我，嘴里也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咽声。电脑桌后面就是床铺，我艰难地把身子挪到床上，想坐却坐不住，只能瘫躺在上面，心中充满了恐惧与无助。
就在这时，启武来找我有事，看到我这般模样，惊呼道：“哥哥，你怎么了？有病了吧？”
我虽然心里清楚，却说不出完整的话，只能点点头，支支吾吾地说：“是...的，快叫..爱军来..接我到..医院去。”启武不敢有丝毫耽搁，赶紧给爱军打电话，又给爱民和爱学打电话叫他们都来。
我心中满是疑惑，当时为何没让启武开车送我去唐海医院呢？我的小汽车就停在院内，启武也会开车，平时都是他开着单排座小汽车接送工人到工地上下班。虽说启武没有驾驶证，但在这种紧急时刻开一回又何妨？可当时的我，大脑一片混乱，根本来不及思考这些。
唐海县城到曹妃甸工地也就四十五分钟车程，可我们却等了一个多小时，接我的车还没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漫长，我的心中充满了焦虑。又过了十来分钟，爱学坐着警车终于来了。原来，启武给爱军打电话时，爱军正在加油站给汽车加油。爱学先来了，可他的小汽车开到半路又坏了。巧的是，爱学的高中同学张建开着警车路过，就把他招呼上了，我这才坐上了警车。这时，爱军和爱民也开着车赶来了，警车在前，爱军和爱民开的车在后，一行人从曹妃甸工地向唐海医院驶去。
半路上，前方堵车了，长长的车龙像一条僵死的巨龙，一动不动。警车司机立刻拉开警笛，那尖锐的警笛声在空气中回荡，仿佛是在与时间赛跑。在警笛的催促下，车辆缓缓移动，不到四十五分钟，我们就到了唐海医院。
刚到医院，就见一男一女两个医生在院内等候。他们神色焦急，眼神中透露出关切。
我还没下车，男医生就在当院焦急地问：“大叔，有哪里不好受？”
我当时说话困难，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我当…时在办公…室内斗…地主…不知怎...么回..事就..不行了，右手也..不会动，右脚也不..会动了，我连..坐也..坐不住了，就是连..说话也..是这个..样了。”
男医生果断地说：“快把他抬下车，去磁共振室做检查。”人们把我从车上抬下来，小心翼翼地送到磁共振室。躺在磁共振机上，机器嗡嗡作响，那巨大的噪音仿佛是死神的低语，还在我的头部上方来回移动。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命运摆弄的玩偶，心中充满了恐惧。
过了一会儿，磁共振停止了，只听医生说：“把病人抬下去吧。”这时，爱军、爱民、爱学还有张建都来到磁共振室，把我抬到医院病房楼的二楼监护室，我就在那里住了下来。
不一会儿，两位男女医生都来了，他们神情严肃，告诉我，经过磁共振检查，我的病确诊为脑血栓。男医生给我做检查，让我抬抬右手，我却抬不起来，仿佛右手已经与我的身体分离；让我用右手攥攥他的手，我也做不到，手指就像失去了生命的树枝，毫无力气；右脚同样如此，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无法挪动分毫。他用手拿着一个东西在我脚上划，我有时会有一点反应，那微弱的反应就像黑暗中的一丝曙光，却又那么渺茫。
检查完后，护士很快拿着输液瓶来给我输液。那细细的针管扎进我的血管，冰冷的液体缓缓流入我的身体。输液开始了，但两个医生始终不离开我的病房。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输的是溶栓的药，医生们担心药量过大出现意外，所以格外谨慎，他们就像守护天使一样，时刻关注着我的病情。
这时，我的妻子姚启荣也匆匆赶来，她满脸疲惫，眼中满是担忧。她坐在我的床边，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看着她那担忧又心疼的表情，我的心都碎了，眼睛湿乎乎的，却强忍着没掉下眼泪来。
当天我没吃饭，第二天才勉强吃了一点粥。那粥的味道在嘴里寡淡无味，每一口都像是艰难的吞咽。到第三天，来了一个康复师给我做康复。她是一位年轻而温柔的女子，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她用康复机子夹在我的手指上，一开动，手指就能动；夹在脚趾上，脚也能动了。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一丝康复的希望。
后来我才知道，男医生叫王德俊，是神经内科的主任，他医术精湛，经验丰富；女医生叫于玲玲，是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她细心温柔，对待病人如同亲人；给我做康复的护士叫杨芳，她总是耐心地指导我做康复训练。
于玲玲是我的主治医生，第一次给我检查病情时，她手中拿着病历夹子，每问我一句，就认真地在病历夹子上记录一句，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书写一篇关于生命的文章，问得非常细致。后来，她和王主任一样检查我右侧的手和脚，还用小锤子敲打我的髌骨，用锤子把划我的脚心，检查得非常仔细，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专业与负责，并都记录在病历卡上。
她每天都到病房来好几次看我，还安慰我说：“大叔，你千万别着急，得病以后得慢慢恢复，你着急有什么用？到晚上也睡不好觉，只能是加重病情。”她仿佛能看穿我心里着急的样子，那温柔的话语就像一阵春风，轻轻拂过我的心田。
我心里确实非常着急，好好的一个大活人，突然就躺下起不来了，要想走路还得用人架着。工地的事情怎么办？还有不少料需要我定夺呢？我就这么躺下不管了？不行，我要站起来，我要开车。我越想越着急，可着急又有什么用呢？病一天天也不见好转。
我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心里有气没处发，只能冲着媳妇姚启荣发火，动不动就骂她，还用左手打她。可姚启荣从不生气，总是忍气吞声地扶持我、照顾我，她就像一棵坚韧的大树，为我遮风挡雨。
王德俊主任每天上午开完交班会议后，就带领医生到我病房进行查房。查房查到第七天，当他用小铁棍划我的脚心时，我不由自主地动了一下，他又划了一下，结果我又动了一下。
王德俊主任兴奋地说：“奇迹出现了，大叔的神经已经有部分恢复了。”当天，他就叫我下床铺，在床铺边上扶着床铺练习走路。杨芳也叫我到康复室里去做康复了，康复室里的康复仪器有捡木丁和走斜板。每次到康复室去康复，都是启荣在右边架着我，慢慢地一步一步往前蹭。
在康复室，我先练捡木丁。这其实是一种锻炼手的方法。一块七合板长约30厘米，宽20厘米，厚度3厘米。上面有二十个小圆孔，这些小圆孔只是圆板的一半深，为了使木丁插入进去还不漏底，木丁插入后是松动的，可以自由转动和进出。我先用两只手插在一起把木丁夹起来，再从头顶上举起来，然后把木丁放入筐内。这时我的右手还抬不起来，就不能用右手捡木丁了，只能用双手捡，连拣三回。每一次捡起木丁，都像是在与命运进行一场艰难的较量。
走斜板就是地下有两块斜板，在底下放成一个V字形，斜板的斜度是15度，宽度是20厘米，两块放到一起就是40厘米了。斜板的长度是3米，在斜板的两边有两根不锈钢的扶手。我就在这个斜板上连续走三个来回，康复锻炼就结束了。每一次踏上斜板，都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摇晃，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
我住院都七天了，还没有解大便。这回我一下床康复，就觉得肚子疼想解大便，启荣就给我从护士站拿来一个大便器，她扶我坐在大便器上解大便，可怎么也解不下来。这样在大便器上来回试了三次，还是解不下来，肚子却越来越疼。实在没办法，启荣就找来了主任王德俊。
王德俊主任说：“他已经有七八天没有解大便了，实在解不下来，就灌肠吧。”我同意地点了点头，护士们马上拿来灌肠的用具，对我进行了灌肠处理。解下大便后，我顿时觉得浑身都舒服了，仿佛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枷锁。
从住院的第三天开始，我就进行了针灸治疗。刚开始的时候，也没觉得有什么明显效果。可是到第七天的时候，就觉得说话不那么支支吾吾地结巴了，手脚也多少会动了，但走路还是得用人扶着。后来，虽然一直觉得没有特别明显的好转，但康复治疗和输液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液体输了二十几天后也不输了。
住院的第七天，我从监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王德俊主任给我找了一个大点儿的病房，在医院二楼的紧西北角。听说这个房间原来不是病房，只是个放杂物的库房。当时来了一个六农场的保安，因为和别人闹纠纷打架才住进了医院。这个人也不是什么真正的病人，就安排在这个房间里了，等他出院以后就一直闲着，没有病人入住。
这个房间很宽敞，里面有四张病床，还有一台电视、一套沙发和一个小二屉桌。我住进去后，生活依旧和在普通病房一样。每天，王主任都会带领神经内科的医生来查房，让我抬抬手或抬抬脚，再用小东西在我脚上划一划。除此之外，就是针灸和康复锻炼。就这样，我在曹妃甸区医院住了四十二天。
后来，爱军找他的同学杨文利，在北京找了一个康复医院，我就从曹妃甸区医院出院了，又前往北京的博爱康复中心继续康复治疗。那是我康复之路上的新征程，虽然前方依然充满挑战，但我相信，在家人和医生的陪伴下，我一定能够战胜病魔，重新站起来，迎接新的生活。
3 在北京博爱康复中心的日日夜夜
去北京博爱康复中心住院那天，我的大儿子郑爱军、二儿子郑爱民、三儿子郑爱学都陪着我，还有我的主治医生于玲玲以及康复师杨芳一同前往。我们开了两辆车，一辆是大儿子的，另一辆是二儿子的。
那天凌晨五点，天还未亮，我们就从唐海医院出发了。我早上既没喝水也没吃饭，就怕去医院验血时受影响。一路上，车里气氛有些凝重，大家都没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赶路。终于，在早上八点左右，我们到达了位于北京三环路的博爱康复中心。
到了医院，我挂的是急诊。挂号后，在爱军的搀扶下，我们来到二楼的急诊室。急诊室里坐着一位男医生，爱军小心翼翼地架着我走进房间，我缓缓坐在椅子上。
医生开口问道：“有原来医院的磁共振检查吗？”爱军一听，赶忙从包里拿出曹妃甸医院的磁共振影像图递给医生。
医生接过影像图，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然后问我：“怎么样？能自己走吗？” 我无奈地回答：“还不能，得有人架着走，自己走不了。”
医生鼓励道：“你走走我看看。”
我有些害怕地说：“我真的不敢自己走呀！”
医生笑着安慰我：“不要紧的，你放心大胆地走，来围着椅子转一圈。”在医生的鼓励下，我鼓起勇气，缓缓立起来，开始尝试走路。刚开始，我心里特别紧张，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怎么也迈不开步子。
医生在一旁不断鼓励我：“你就大胆地往前走，有这么多人还能跌了你？”在医生的鼓励声中，我跌跌撞撞地围着椅子走了一圈。虽然只有短短几米远，但对我来说已经非常不易了，我心里不禁涌起一股喜悦。
医生检查完后，对我说：“住院康复吧，在康复师的指导下还会好很多的。” 这时，于玲玲医生也说：“住下吧，还能往好里转的。”
杨芳康复师也附和道：“大叔，人家的康复技术比咱们的强多了，住下吧。”我本来就有到这住院康复的打算，听医生这么一说，我更加坚定了住院的决心。
我住在二楼神经内科的三病区 42 病房。刚到病房时，都是爱军他们哥仨换着架着我。走进病房，我看到里面都是坐着轮椅的病人，心里不禁有些忐忑。
爱军看着我说：“爱民，咱们给爸买一个轮椅去吧，你看人家都有轮椅，咱爸出门也不方便呀？”
爱民应声道：“走吧。”说完，他们哥俩就出去了。
我们病房一共住了四个病人，南北并排着。我住在从北数第二个床上。我刚住进来不久，就来了一位男医生。他年纪大约四十岁上下，身材胖胖的，身高有一米八左右。
医生走到我床边，问道：“你刚住进来的？是你吗？”
我回答：“是我，刚住进来的。”我心里犯嘀咕，这医生眼神是不是不太好，怎么连我是病号都看不出来。我仔细一瞧，发现他的右眼好像有点毛病，但具体怎么回事我也看不出来。
医生接着说：“你躺下，我给你检查检查。”我听他的话，乖乖躺下了。他的检查方法和曹妃甸区医院的医生一模一样，都是看看右手的握力，手脚能不能动，还用小锤子敲打髌骨什么的。检查完后，他又叫我在地下走走试试。我从床上下来，在地下一瘸一拐地走了几步。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爱军和爱民买轮椅回来了。我坐上去试了试，轮椅质量很好，但我自己用不了，因为我的右手不会使劲，转动不了轮子。
不大一会儿，一个女医生带着一大群医生来到了我的病房。这个女医生大概四十岁上下，身高一米七十左右，长方脸，大眼睛，戴着一副花边眼镜，身穿一身医生特有的白色大褂。她来到病房后，和那个男医生一样检查了一遍，也没有多说一句话就走了。
后来听别的病友说，这就是查房。又听病友说前面来的男医生和这个带队的女医生都是博士研究生毕业。紧接着，医生们对我的肢体，包括右腿和右手都进行了详细测试，还对我的智力和听力进行了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医生给我安排了捡木丁、脚的按摩和康复锻炼等项目。
在康复医院里，病友们都是一人一个护工。护工们看到我是新来的病人，都纷纷主动推荐自己。有的说自己在什么医院陪护过什么病人，有的说自己参加陪护有十几年了，陪护过好多病人。他们有男有女，年龄大小不一，什么样的人都有。
爱军对我说：“爸爸，也给你找个护工吧。”我想了想，觉得确实需要一个护工。不然早上吃完饭就要去上课（他们管锻炼叫上课），上午还是两节课，不在一个楼层，捡木丁在二楼，脚的按摩康复锻炼在一楼。同时两节课的课间时间只有十五分钟，要是用人扶着走，根本赶不上上课。
我说：“找一个吧。”
爱军又问：“爸爸，你看找哪个人呀？”
我说：“找个男的吧，跟我解手儿还方便。”爱军随手就找了一个男护工。
他用手一指那个人说：“你过来。”那个男护工就过来了。
爱军问：“你今年多大了？在哪里干过护工？”
男护工回答：“在别处我也没有干过，就是在这个医院里干了十年的护工，你们看我行，我就干，不行就拉倒。”他这么一说，我还挺喜欢他的直性子。
我说：“就是他吧。”
我又问：“你是四川人吧，你姓啥叫啥？”
那个男护工说：“是四川人，姓姜。”他个头不高，也就一米六左右，四方脸，大眼睛，留着平头，身穿一身藏蓝的休闲装，人显得很精神。当时护工的工资很高，一个月 2400 元人民币，而工地上的瓦工当时才 2000 元人民币。就这么着，我们把护工定下来了。
护工的工作时间是每天早上六点钟，天还不亮就赶到医院给我们买病号饭，吃完了还得给我们刷碗，做手脚的按摩。用轮椅推着我们到厕所进行大小便，这一切都完了以后，就是等八点钟上第一节课（就是康复锻炼）。
爱军他们哥儿仨把我都安排好了以后，天黑以后就要回曹妃甸了。
在回家以前，爱军担心地说：“爸爸，今天晚上就剩你自己行吗？”
我有些犹豫地说：“行是行，可是我有啥事怎么办呀？”
爱军安慰我：“就一晚上，明天就带我妈来。”
我说：“这样行，我说呢？这没有家里人怎么能行呢？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你们快回去吧。”我们爷儿四个说好了以后，他们就回曹妃甸（唐海）老家了。
这时，病房里就只剩下我和其他三个病号，还有他们每人一个陪床的亲人。 最南边陪床的女人主动跟我搭话：“大叔，你是哪里的人呀？有的是啥病？多长时间了？”
我回答：“我是唐山市曹妃甸区的，原来的柏各庄农场，我得的是脑血栓 42 天了。”
我又问她：“你们是哪里的人？有病的是你啥人？有的是啥病？”
那个女人说：“有病的是我的丈夫，我们是东北油田的，也是脑血栓，这是第二次得脑血栓。”
那个女人接着又说：“大叔，你今年多大了，叫什么名字？”我心里想，床头上不有名字和年龄吗？难道她是个文盲？
但我还是回答：“我叫郑启文，今年 62 虚岁了。”
我又问：“你叫我大叔，你今年多大了？你叫啥名字？你的丈夫叫啥名字？今年多大了？”
那个女人说：“我叫赵晓君，今年 41 岁了，我的丈夫叫赵国忠，今年 42 岁了。”
我又问：“他第二次得脑血栓，和第一次得脑血栓有多长时间呀？”
赵晓君说：“嗨，间隔只有一年，去年第一次得脑血栓，治得差不多了，没有留下后遗症，就上班了。可是今年他当上了科长，大伙叫他请客，他也高兴喝了很多酒，在喝酒的桌子上就犯病了，这不是到今天也是四十多天了。
他这次得脑血栓比上一次的重多了，他不会说话也傻了很多，同时走路也不行了，用普通的拐杖都不行了，得用三个头的拐杖才能走路。”我听完她的话，心里就想，可不能再那么喝酒了，一口半斤酒，两口就是一斤，这身体哪能受得了啊。
我旁边住院的病人家属也跟我聊了起来：“兄弟，你是唐海的？”我说：“是呀，我是唐海的。”
他又问：“你在唐海是什么单位退休的？”我回答：“建设局退休的，你们是哪里人？”
他又说：“我们是昌黎县的，这个是我的外甥。”他用手一指有病的那个人。
我压低声音，带着几分忧虑与无奈说道：“你说说，他是怎么了哟，得的是啥病嘛。现在看起来他也不愿意说话呀，整个人就像被抽走了灵魂。”
他微微侧身，轻声回应：“他得的是脑出血，自打得了这病，就不会说话咯，还把过去的事儿忘得干干净净，一件都想不起来。他今年才32岁，家里有个女儿，才三个月大，那么小，以后可咋办哟。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家中还有爷爷奶奶，都八十多岁了。
他这一病，家中也没别的亲人，我就来了。我是他的二舅，他还有个大舅在秦皇岛开工厂，他就在那个工厂给他大舅开汽车，没想到啊，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呀！”
我们正说着话，病床上的赵志刚用那无神的眼睛看着我们，嘴角微微扯动，露出一丝苦笑，那笑容里满是苦涩与无奈。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床头上写着他叫赵志刚，三十二岁了，这几个字在白色的床头卡上显得格外刺眼。
我本来被这病房里的氛围弄得昏昏欲睡，可北面那个陪床的女人突然开口：“大哥，你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我回过神来，缓缓说道：“我啊，以前是搞建筑设计工作的，后来转行搞建筑施工，再后来又搞钢结构安装工程，还在曹妃甸给首钢搞过钢管道的加工呢。” 我又好奇地问道：“你照顾的是谁呀？他原来是干啥的？”
那女人轻轻叹了口气，眼神中满是心疼：“是我的老公，他原来是干房地产的。以前那也是风风光光的，谁能想到会变成这样。”
我皱了皱眉头，疑惑地问：“他也是脑血栓？怎么还总往右边走呀？说话也糊里糊涂的，啥都说不清楚。”
那女人无奈地摇摇头：“他得脑血栓影响了视神经和思维神经，所以走路总是往右边偏，说话也是没个准头。”我和大伙聊着天，心里不禁感慨，虽然自己也得了脑血栓，但至少还能说话，思维敏捷，头脑清楚，耳不聋，眼不花，就是走路和手不太方便，比起他们来，我还觉得自己蛮幸运的呢。想到这，我一看手表，都已经九点半了，我们便没有再说什么，各自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姜护工就准时到了病房。那时我还没穿好衣服，他也不着急，静静地等我穿好。等我穿好后，他便用轮椅推着我到卫生间去解大便。从卫生间回来，他又忙着给我打水洗脸，然后开始给我做按摩，这一大早上忙得不可开交。病号饭都是食堂送到病房门口，再由我们自己去取。等我吃完了饭，都早上七点钟了。这时，我看到启荣来了，心里一阵酸涩，眼泪差点就流了出来。
启荣关切地问：“你吃饭了吗？”
我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吃了，爱军呢？不是他开车来的？”
启荣回答：“是他开车来的，他说有个电话，等打完了再来。”我们正说着话，爱军就走进屋里来了。不一会儿，八点钟就要到了，我赶紧坐到轮椅上，护工推着我去上第一节课。这节课是捡木丁，在二楼的正南面。为了推轮椅方便，一楼到二楼修建了一条坡道。
姜护工推着我，稳稳地从坡道推上了二楼，直奔捡木丁的房间，这个房间也叫第一学习室。护工把我推到第一学习室以后，理疗师就叫他出去在门口等候了。
我在屋内用眼睛扫视了一圈，就看到有捡木丁的，有的坐着轮椅在架子底下，把两只手分别套在两个圆环内拉弹簧的，有拣扑克牌的……各种锻炼方法应有尽有，人也很多，大概有七八十个人，人人坐着轮椅，那场面看起来既有些压抑又充满了对康复的渴望。
我是负责捡木丁的，康复师给我们每个人做了一遍手和胳膊的按摩以后，就叫我们做到捡木丁的桌子前面捡木丁。木丁捡完了以后康复师又给我进行了按摩，等按摩完了以后，这时下课铃声响起来了。
我的第二节课，是在一楼，脚的按摩和锻炼康复室里进行。姜护工用轮椅推着我还是走的那条路，只是来的时候走的是上坡路，这会儿走的是下坡路。课间时间是十五分钟，还得从二楼推着轮椅走到一楼，等我们刚走到康复室的外面时，第二节课的上课铃声就响起来了。姜护工推着我走到室内，帮我找到了严老师，他把我往那里一放就出来了。找严老师是我的主治医生王博士告诉我的。
严老师微笑着问：“你是唐山的？是脑血栓病吗？”
我点点头：“是的。”严老师温和地说：“你慢慢地坐上来。”他叫我从轮椅上下来，躺到他那里的床上，以便检查。我就由轮椅上慢慢地下来，又慢慢地躺在了床上。然后严老师就给我的脚做按摩，他的手法很熟练，摸了好大一阵子。
严老师一边按摩一边说：“你再下来，围着床走一走。”我就由床上下来，然后扶着床慢慢地走了两圈，这时候下课铃声就响起来了。
严老师语重心长地说：“下午到二楼的平台上走一走，但是你现在的脚还不行，得用拐杖，你要记住拐杖只能用七天，七天以后就甩开拐杖自己行走。”上午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回到病房以后，我和启荣说：“你到外边的残疾人用品商店去买一个拐杖来，我下午用。”启荣听我这么一说，立刻就出门到商店买去了，不一会儿她就买回来了。
中午吃完了饭，在床铺上休息了一小会，可我怎么也睡不着觉，脑海里老是瞎想。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我从十二岁就死了母亲，母亲病死以后，十三岁就辍学了，就开始做小工，小小年纪就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又想起了我父亲死后，因为修路需要迁坟，在那会儿我就觉得脸上有一层面纱，老是去不掉，那种迷茫和无助至今都记忆犹新。
我想到医院去看病，可这又是什么病呢？后来又有一次手指麻，也没有往心里去，都是自己无知，才造成今天这样的后果。有病以后又到北京来康复了，到底康复到什么时候才能康复呀？想着想着，我一看表都两点钟了，我赶紧叫姜护工用轮椅推着我到二楼锻炼。
我来到二楼的锻炼场地一看，原来是一个大型的室内环形平台，就好像是人们故意地把一层的屋顶拿掉一部分，拿掉部分的长度是，东西有二十米宽，南北有五十多米长。
在环形拿掉部分的东西南北各有一道栏杆，栏杆的下面是一层的地面，栏杆的上面是二楼的屋顶。这种房屋造型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在这里一见还真是美极了，就像一个独特的康复世界。
我来到锻炼场地一看，有站着聊天的，他们脸上带着轻松的笑容，分享着生活中的趣事；有走路的，步伐坚定而缓慢；有一撅一拐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艰难；还有稍微有点走路踮脚的，那模样让人看了既心疼又觉得可爱。
真是各种走路的姿势都有。我到场地以后，就从轮椅上下来，手中拿着拐杖自己练习走路，我在前面走，姜护工在后面紧跟着我走，生怕我跌倒。这时他已经把轮椅放到我们刚进来的地方，可是走了没有五十米就感觉右腿很累。
我说：“姜护工，你把轮椅推来，我要休息一下。”
姜护工连忙说：“大叔，你扶着栏杆来站着，别自己扶着拐杖立着，那样你如果腿没有劲儿的话会跌倒。”我听完姜护工说的话，就立刻到扶手那去站着。他推来轮椅后，我就立刻坐上轮椅。
整个下午，我就这么着走一会儿，待一会儿，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晚上吃完了饭，就听到有人在哭，那哭声在安静的病房里显得格外凄惨。我仔细一看，还是东北油田的赵国忠在哭。
我轻声问道：“赵国忠，你哭啥呀？怎么了？”
赵国忠的妻子赵晓君无奈地说：“谁知道是怎么了？他想起来就哭，别人也不知道为啥哭。”
我看着赵国忠那痛苦的模样，安慰道：“他有病以后就不会说话了，心里的苦也说不出来，想起有病以前和有病以后两下一对比，他怎能不哭？别哭了兄弟，有啥可哭的呀？咱们自己得的病，也不是哪个人给你的，你怨不着天，也怨不着地，怨只能怨自己，快别哭了。”我这么一说，他就慢慢地不哭了，自己擦了擦眼泪，冲着我点了点头。
赵晓君感激地说：“大叔你看还真管事了，你一说真的不哭了。”这时就看到，我紧南边那个床上的那个赵志刚也是哭了起来，哭的比赵国忠还厉害，一把鼻涕一把吐沫的，好像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似的。
他二舅着急地说：“你跟着哭啥？快算了。”他二舅这么一说，赵志刚哭得更厉害了。
我北边那个搞房地产的病人，此时疯疯癫癫地说：“你们都哭，我看你们哭个啥，家里死人了？”大伙一看他疯疯癫癫地这么一说，谁也不敢说话。我此时再也控制不住了，就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得我前仰后合的，也许是有脑血栓的毛病以后，对脑神经的影响才造成的，原来我可不这么笑。
因此，大伙给我取了个外号，叫郑笑笑，赵国忠叫赵闹闹。在这医院的日子里，我们这些病友，在病痛中相互扶持，相互安慰，一起期待着康复的那一天。
在康复治疗的艰难历程中，一连三天，我都遵循着严苛的训练计划，拄着拐杖，一步步挪动着疲惫的身躯。每一次抬脚、落地，都伴随着肌肉的酸痛与意志的磨砺。然而，从第四天起，曙光初现，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竟能摆脱拐杖的束缚，独立行走几步了。
严老师，那位总是带着温暖笑容、眼神中满是鼓励的康复师，也开始指导我挑战新的高度——上楼梯。那座楼梯，静静地伫立在康复室的一角，仿佛是通往新生的阶梯。它上七步，下七步，共计十四步，每一阶都承载着我对康复的渴望。起初，我小心翼翼，来回走上三回，便已气喘吁吁。
但严老师从不催促，只是默默陪伴，用她那坚定的目光给予我力量。随后，我还会在康复室外的楼道里，独自蹒跚前行五十米，虽然步伐踉跄，但每一步都踏出了希望的节奏。严老师总是跟在我的身后，寸步不离，生怕我有任何闪失。
午后，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康复中心的走廊上，姜护工便会准时推着轮椅来接我，开始下午的行走练习。起初，我只能勉强走完100米，便需要停下来喘息片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体力逐渐增强，甚至能够围着栏杆走上两圈。那栏杆，一圈140米，两圈便是280米，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坚持。走完之后，姜护工还会推着我，从一楼缓缓上到四楼，再慢慢走下来，每一次上下楼梯，都是对自我的一次超越。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在不经意间给人设下考验。一天清晨，刚用过早餐，我的主管医生孙医生便走进了病房。
他的脸上带着一丝严肃：“郑启文，今天我们需要为你做一个脑血管造影，检查一下脑部血管的情况。”
我心中一紧，问道：“啥时间去呀？”
孙医生安慰道：“你今天就别去上课了，护士会来给你做备皮，之后我们会一起过去。”说着，他递给我一份手术授权委托书。我接过一看，心中五味杂陈，尤其是那3%的危险性，让我犹豫不决。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还是在委托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决定勇敢面对。
不久，护士便来做备皮了。随后，护工推着我，沿着坡道缓缓下行，来到了一楼的血管造影科。造影室里，已有几位病号在等待。我们只能耐心等待，直到九点钟，才轮到了我。
躺在手术床上，医生开始为我输上显影液，然后在我的腿根部股动脉上割开一个小口，将导管缓缓穿入。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与不安，但更多的是对康复的渴望。手术结束后，医生在我的大腿根部打上了止血带，手术终于顺利完成。
回到病房后不久，孙医生再次找到了我的家属启荣。启荣回来时，眼中闪烁着泪光，欲言又止。我心中一紧，预感到可能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但她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告诉我：“启文，你的脑部同一根血管，在原来堵塞的地方前面，又出现了一处狭窄。孙医生和主任建议我们去天坛医院看看，能不能做支架手术。”
我心中一紧，焦急地问道：“你下午就去吗？你知道天坛医院在哪里吗？怎么去？”
启荣安慰道：“我从这里坐出租车去，回来也坐出租车回来。”
我继续追问：“你去了怎样看呀？”
启荣说：“我去找谭医生，咱们这儿的主任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拿着你的脑部血管造影去找他。”我沉默片刻，没有再说什么。启荣便匆匆出发了。
下午一点半，启荣从天坛医院回来了。她告诉我：“谭主任看了脑血管造影以后，叫咱们明天去他那里再做检查，如果需要可以放支架。”
我急切地问道：“他说有风险吗？风险是多少？”
启荣回答道：“谭医生说大约3%的风险。”
我又问：“狭窄的那根血管是原来堵得那根血管吗？”
启荣确认道：“它们是一根血管，狭窄的在原来堵的上头。”我陷入了沉思，仿佛看到了一条大河，它有三个分叉，其中两个水流湍急，而另一个却在下游堵塞，水流静止。不流水的分支里，杂质和淤泥很容易堆积，再次堵塞。那根血管的下边已经堵死了，再在上边放支架真的有用吗？况且还有风险？
想到这里，我坚定地说：“启荣，我不做支架了。”
启荣焦急地说：“不做支架行吗？千万别不会走路了哇。”
我深吸一口气，说：“有啥算啥吧，反正我不做了。”启荣看着我坚定的眼神，知道劝说无用，只好作罢。
在北京康复中心度过了漫长的四个月后，医生终于通知我可以出院了。医院有规定，脑血栓的康复时间是四个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收拾好衣服，带着对康复中心的感激与不舍，踏上了回家的路。